首先，顾颉刚先生在引言中，就明确地回答了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什么要组织对普遍民众到妙峰山朝顶进香风俗进行考察的问题。他认为道理有二：
第一，在社会运动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本来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我们若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相互的了解……朝山进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份，决不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像；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有志“到民间去”的人们尤其不可不格外留意。
第二，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学问的研究上也是平等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进香专号的下俗，因为他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我们也决不能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是文明而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因为它们的性质也相同，很可以作比较的研究材料……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这真是一种活泼泼的新鲜材料！顾颉刚先生对民众朝山进香民俗意义所作的估价，对学者们进行此类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肯定，至今仍闪耀着睿智卓识的光辉！具有振聋发聩的警言价值！在当前，对那些只知沉溺于书本，只知道从事雅文化的研究，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思想，对民俗、民间信仰等俗文化不屑一顾，却时时刻刻妄想向他们推销或“灌输”自以为高明的文化思想的人们，无疑是苦口良药，乃至是当头棒喝！
顾颉刚等五位学者，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把自己实地考察的实录与观感写出来，让学者们和一切读者亲自了解“朝山进香”的全过程，在人们面前打开了民众生活中的一扇窗子，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关于如何进行民俗调查与进行民俗研究时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在江绍原、何思敬和崔载阳等人的几篇评论批评文章中，都有睿智而中肯的评论。
他们对《妙峰山进香专号》读后，一致都给与了高度的赞扬。江绍原先生认为：“历史时代的宗教的研究，陈援庵先生已有大家知道的重要著作发表。至于关系于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因为顾颉刚等先生，把被历史上正统官学一贯视为‘鄙俚悖谬’而又为大多数人遵循的“民礼民教”忠实地记录下来了。”江先生肯切地指出：
如今科学，唯理主义，无宗教论，以及以善破多神迷信自许的基督教，都输入中国，渐渐占势力了；中国人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也渐渐改变了。如果顾颉刚和顾颉刚的同志们之调查观察记载，不能与那些破除迷信者用力一般勤，进行一样快，我恐怕中国社会进化史要失去不少的无法可恢复的好材料。我恐怕将来的人责备我们，会比我们责备我们从前的人更严；将来的人的“茫恍的烦闷”，要比我们现在所觉到的更厉害。
所以何思敬先生称顾先生的民俗研究与民俗调查成果，是“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代表了面向社会下层，面向平民百姓的“时代精神”！事实也确是如此，正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顾颉刚等先生，在学术界开风气之先，开出了关注下层民众生活，研究民俗文化的新方向。这在只知研究上层雅文化的学术界真如刮起了“一阵暴风”，晴空响起的“一个霹雳”！
在评论中对某些作者，如孙伏园这位记者先生从其主观的理性主义观点出发而对民众朝山进香信仰与民俗采取不以为然的轻忽态度提出批评。他只看到这是人的“动物的脾气的发作”。认为“朝山这件事，在各派宗教里虽然都视为重要；但无论他们怎样用形而上的讲法说到天花乱坠，在我却不妨太杀风景的说一句：除了若干宗教信仰等等的分子以外，朝山不过是人的猴子脾气之发作。”何思敬先生认为，这是一件很庄重的很有意义的大事。他写道：一读了这专号之后，我的想像中便幻出一座灵山，一个超越尘世的宗教的中心，其神秘的力量加灵秀的风景竟吸收数千里内外，及远如吉林、江浙的信男善女，在这个宗教中心的活动期（四月上半）中，结队成群而朝进。”热情洋溢地指出：
我们在这专号中可以看到宗教如何使人们各依其生活目的团结起来，构成组织，分定职务，规定秩序，居然像一种“国家的雏形”（顾颉刚语），把他们集合于一个中心，使他们大皆虔诫，大皆分工互助，大皆高兴结缘，乐善好施，使他们男女老少活泼得可爱，快乐得可爱，真挚得可爱；使他们一步一拜，三步一拜，使他们发狂跳涧。宗教的集合活动，宗教的沸腾有这样的强烈。
也就是说，在调查时应尊重民众的信仰习俗，客观地记录他们朝拜神明和心理活动，不能以个人的好恶说三道四，至少在调查过程中要竭力做到如此。
对素有考据癖好的容庚先生对碧霞元君的历史考证方法，何思敬先生不与苟同，颇有微词。容先生在《碧霞元君庙考》中言：
碧霞元君庙宇肇始于泰山。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之进香顶礼无算，明代设官征税，以充度支……可见（其）香火之盛。清初，诏免其税，而庙宇遍于北省。”
而对这样一座如此兴盛数百年的女神庙宇，考证的结果只是告诉人们“碧霞元君……不见称于士夫……简牍无征”，“玉女考，玉女卷所记荒渺无稽，正齐东野人之语，不足致辨”，“宋代君臣侈言祥瑞……玉女之出……人为之瑞也………足见真宗君臣之夸诞，而后人附会之不经矣。崇其祠观代加封号乃人主愚民之术。庙宇满天下宁独一碧霞元君已哉。”何先生则认为如此之考据，不能令人满意，更“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其真正的起源”。其一，是不应过分拘泥于文献典册的文字记载里碧霞元君究竟起源于何时，而更应着眼于历史上女神产生的宗教大背景，即华夏民族对女神崇拜的背景，才能真正找到碧霞元君的起源。其二，更不能把“帝王之册封”“人主愚民之术”当作起源。也就是说，不应该将广大民众的虔诚信仰看做是“人主愚民之术”的产物，即受愚弄欺骗的结果，而应把帝王居心与民众信仰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加以考察。
所以，崔载阳在信中说：“愈读专号一回，愈使人感觉宗教生活的丰富。我有时恍惚直接感悟到进香者心里深深的安慰和大大的愉快。……大约所谓进香不过是求与神祗相接触。然凡与一个崇高、伟大、神圣、清洁神祗相接触，都能分占他的崇高、伟大、神圣、清洁的性质之一部份的。又当感觉自己有神祗的崇高、伟大、神圣、清洁的性质时，心里必起一种神秘奥妙的愉快的。”故他对孙伏园所说的这段话，即“如果妙峰的天仙娘娘真有灵，我所求于她的只有一事。……就是决不会迷信天仙娘娘是能降给我们祸福的了——但我们依旧保存妙峰山进香的风俗。”表示了不满，提出批评。认为“一种制度，尤其是宗教制度，虽其影响有好有坏，但绝不能基础在弄假的上面。……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料到：具有如此长远历史，和影响民众如此深远的妙峰山断不是篝火狐鸣的人主愚民政策所可筑成。”在这里嘲笑民众的“迷信”，是最无济于事的！
为了对民众的信仰风俗进行真实的即科学的调查和研究，民俗学者首先必须采取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民众朝山进香时周围的气氛，与善男信女沟通，香客们也才能向你坦露心扉，说出心里话，为什么不远百里千里来此进香，礼拜神明？在这里调查人和研究者应是进香的参与者，香客中的一员，为他们设身处地去思考。而绝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看客，评判者，带着自己有色眼镜（理性的或唯物的），妄下评判。当你对“客体”即调查研究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弄清把握之后，才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作出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先哲们倡导的“结论不是产生在调查研究的前头，而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这句话似乎人人熟之能详，变成了口头禅。可悲的是，在以往许多民俗或社会调查研究中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造成重大恶果，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极恶劣的学风！而在这一点上，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先进的民俗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因此，我们今天仍有重新回顾先辈们的业积与卓识，加以借鉴的必要。
四、宗教信仰对民俗的影响
宗教信仰，在当今与未来不论对社会与个人都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种信仰，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他不一定是正式的道教信徒或佛教信徒，他们却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冥冥中有神灵在监察着他的行动。这时，宗教道德，救助爱人，行善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有神观念，使人戒惧，约束人的行动，是社会中的重要的整合力量。如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现代化，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几乎把任何信仰、道德和价值观念摧垮，金钱就是一切的拜金主义盛行，人欲横流，这时，各种文明与道德的宣传、灌输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宗教信仰、宗教道德，对那些“德先生”和“赛先生”尚未占据的领域，即相当一部份民众，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而仍不失为是社会整合与约束人们的行动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只能是设法用法律和舆论限制宗教及迷信活动的消极或危害社会的过火行动，而不能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更不能再犯人为地消灭宗教的大错误！
几十年来，不适当地宣扬宗教的消极面，过急地提出所谓宗教消亡论，是在宗教问题上犯各式各样错误的总根源，甚至酿成**********不堪回首的惨剧。如今，有在理论上给予澄清的必要。我们认为，宗教既然是从人类产生那天起就存在了（尽管是极端低级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必然也与人类长期共存，乃至共终始，所谓宗教自行消亡论可以休矣。）因为，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永无彻底消除之时。正如人类最终穷尽一切真理，即达到总体上掌握绝对真理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一样，宗教自行消亡也将是遥遥无期的。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论是宏观上和微观上，未知领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人类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大提高，现代化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社会危机问题却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何况战争和核恐怖、环境污染、不治之症在癌病变之外，又出现了爱滋病的漫延，再加上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飞来的横祸。所有这些，仍使人无法摆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奈状态：永远难以达到“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自由自在的理想状态。总而言之，不是谁能阻止宗教的自行消亡，而是人类永远达不到令宗教自行消亡的那种理想状态，人类只能永远生活在无法消除的二律背反之中。因而，宗教信仰对民俗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