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莫汉·罗伊于1772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目睹了自己的姐姐在丈夫葬礼上殉葬的凄惨场面而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他十分好学，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之后又学习了英语，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罗伊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所吸引，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接受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罗伊还向梵社即他所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并非通常所说的，是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印度教组织，而是将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结合。
罗伊不仅仅是印度教复兴最早的领袖，同时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领袖。以往，印度一直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却不存在爱国主义情感。而在英国的统治下，民族主义却得以发展，这存在着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
英国人坚信自己将会永远统治印度，这样的种族主义尤其在印度起义之后更加凸显。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无论条件如何，印度人都不可能升迁到某些更高的等级；在社会生活中，一些旅馆和俱乐部以及公园都拒绝印度人进入。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渐渐发展起一种对立的文化和民族意识。
英国人强加给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也是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整个印度首次处于同一种统治之下，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也首次给印度锻造了一种物质化的统一，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又造就了一种语言的统一。
此外，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整个引入了印度，这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印度的领袖们开始利用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技术来对付英国人。
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崇拜者，倡导与英国合作。但是在1890年之后，“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兴起了，他试图将民族主义事业改造成为一个人民群众的运动，因此他对印度教的许多习俗持支持态度，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但同时，他也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组织工会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权及无差别义务教育而努力。他用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要得到它”等口号迅速赢得了全国的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饥荒和瘟疫肆虐，民众的不满情绪持续增长，加之1905年俄国革命和同一年日本对德国的胜利激发了印度人的战斗精神，这一切都促进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虽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范围很广，但其实它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它几乎只是一场知识分子参与的中产阶级运动，比起他们在乡村的广大同胞的痛苦和不满以及期望而言，这些人更熟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因而，这一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之间一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直至战后莫汉达斯·甘地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情况。
由于印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被英国彻底征服，与俄国或中东不同，它无法选择接受或拒绝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有用或无用的部分，因此它比任何亚洲主要地区都更大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六、中国和日本国门的开放
作为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远东是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地区。中国和日本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影响，除了地理上的孤立以外，其中更为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迫打开国门，接受了西方的一切事物。面对这一切，日本采纳和利用了西方列强的原则，并用于自己的势力扩张。而中国虽没能以西方的方式重组自己，但也由于强大的凝聚力而不可能被彻底征服。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此后的数十年之中，中国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发展起了一个独特的社会，这一社会与亚洲其他地区一样，以农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来统治。处于这一自给自足且自满自足的环境，使得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
1514年，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中国人开始了同西方的首次直接交往。继而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同样经由海路到达了中国。俄罗斯人则由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出现在了北面。然而此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同时也避免与这些外来者亲近，甚至拒绝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将贸易限制在了少数的几个港口。
正是由于中国人这样的闭关自守，三次灾难性的战争摧毁了他们的骄傲自满。
第一次是与英国在1839-1842年进行的战争；第二次是与英、法两国在1856-1858年进行的战争；第三次是与日本发生在1895年的战争。正是在这些战争的失败中，统治中国的清政府耻辱地打开了国门，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明。
当时的英国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各大海洋，为了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英国人挑起争端，率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7世纪的时候，欧洲水手们吸食鸦片的恶习传入了中国，这改变了一直以来中英间的贸易差额，使得英国人解决了经济问题。北京政府曾在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的进口。但这项有利可图的贸易，英国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一些中国官员在接受英国商人的贿赂后，便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中国政府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第一次的中英鸦片战争便爆发了。当时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封了2万余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在虎门当众销毁。正是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和英国战舰的冲突。1839年11月，战争正式爆发了。
军事实力的巨大悬殊使得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够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的港口，尽管中国人英勇作战，却依然无法阻止英国舰队。当时，欧洲的军舰和大炮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中国的军事技术却仍然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水平。最后，北京政府在1842年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并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等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而英国商人也能够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此外，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失去了关税自主权。第二年，还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还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权。
然而这份作出巨大让步的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大的渴望和垂涎，而中国则对条约中的过多特权感到不满，以至于1856年，战争再次爆发。
此次战争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于是英国人借口炮击广东。而法国人则以法国牧师马赖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场战争。英法联军势不可挡，最终，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而中国遭受的第三次灾难性的失败是最为耻辱的。1894年8月，中日双方因为朝鲜问题而产生冲突，正式宣战。这一次，中国军队再次被击溃了，1895年4月，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这一次的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在拥有现代化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19世纪后半叶，在一系列的屈辱和灾难之中，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审视，并开始重新评价和组织自己，进行了一场缓慢而不情愿的改革和革命。
“百日维新”与“共和革命”
1895年中国战败之后，年轻的光绪皇帝意识到这个昔日辉煌的大国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国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维新派，找到了能够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光绪皇帝对他们的奏章印象十分深刻。从1860年以来，中国发展的政策一直由慈禧太后来决定，但光绪皇帝此时也妄图倚靠这一改革来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
1898年夏，光绪皇帝颁发了一系列的彻底改革法令，这段短暂的日子被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使得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基本的改革，取消了许多闲散的职位，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了许多的新学校来传播欧洲的学风，鼓励西方式的生产方式，按照西方的方式组建了一支新式的军队。然而这些措施却始终只是纸上谈兵，内心极不赞成损害他们利益法令的保守官僚组织并不能根本贯彻这一法令，况且他们也未能争取到中国真正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于是，维新派决意密谋除掉慈禧太后以及她身边的顽固分子。然而却被慈禧先行一步，在军队的支持下，她发动政变，废黜了皇帝，并宣布由自己摄政。继而她又废除了所有的新法令，并处决了六位维新派的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得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利，他们鼓动着社会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并联合地方统治者支持鼓动排外的秘密团体，组织地方民兵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
在官方的默许之下，义和团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许多华北地区的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义和团所杀害。当欧洲海军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正式向所有外国人宣战，并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然而，仅仅几个月，八国联军便解除了公使馆人员的危险，并迫使清政府逃离北京。战败的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进一步给予国外的商业特许权，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了，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开始革命。于是在1911年，这一革命爆发了，它最终以共和政体取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发动这一场革命的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1866-1925年），与之前着名的维新派领导人不同，他并非传统文人，事实上，他受到的中国教育甚至并不比受到的西方教育多。孙中山出生在广东三角洲，13岁时到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在一所英国教会的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之后他进入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到1892年获得了医学学位。他完全能够凭借自己受到的良好而科学的教育获得财富和地位，然而他却一直为穷人的福利而牵肠挂肚。他曾如此宣称：“我是一个苦力的儿子。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百日维新在1898年的惨败使得他确信，只有革命才能够拯救中国，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他去了日本，此后去了美国，之后又去了伦敦。孙中山主要争取到了海外华人们的支持，而国内的广大民众，除了少数的学生和商人以外，依然无知和冷漠。当时在中国已经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起义，但并未撼动清政府的统治，直到武昌起义的爆发。
1911年10月9日正午，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起义计划暴露。清吏瑞澄下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然而清军内部和宪兵本身已被革命党人所渗透，10月10日晚，各营党人决定立即动手。虽然缺乏配合，但革命运动却意外地席卷了全国。此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的革命议会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国民党。国民党在1913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的席位。然而虽然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但这个党派的实际权力并不在他手中，而是掌握在官僚和军阀的手中。他们对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使得中国于1926年以前陷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时期之一。
从这一系列的悲惨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多年来始终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而构成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一心专于儒家经典着作，却忽视了工业与军事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佛教，中国几乎没有借用过国外的东西。因此，尽管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国家。而那些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年轻人则试图在中国建立一种和外国人完全一样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它们很快便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了。
闭关自守的日本
此前说过，日本所独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自由选择是否接纳国外文化的影响，故而在过去曾以“和魂汉才”为口号，适应了经过重重挑选的部分中国文化。而诸岛紧凑的地理位置虽促进了日本的民族团结，但也使得它容易遭到外国的压迫。因此，当西方文明发生爆炸式影响之际，日本又以“和魂洋才”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同时，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社会的最高层并非文人，而是军人，这就使得日本在遭到西方入侵之际，能够比中国更快地作出反应。
尽管如此，但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却和中国一样，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在16世纪的时候，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当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构成了一股足以威胁他们权利的力量时，他们便开始逐渐拒绝了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只剩下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并受到了严厉而具有屈辱性的控制。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中，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了1725年的2600万。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们将剩余的资本投入了新的生产方式，即家庭包工制。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某些地方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足以创办工厂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