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理应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不是用卑微的笑脸换取他国的豪夺。中国的精英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便在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30分的时候，以13所大学、3000名学生代表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绝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游行过程中，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有32人被拘捕。
此事一经媒体登载，多米诺骨牌效应顿时爆发，先是新闻界群起相助，对学生的斗争予以正面的声援，随后工人也参与进来，实行罢工罢市，最后以群体的力量赢得最终的胜利。与武昌起义使孙中山感到意外一样，5月4日的学生运动也出人意料的演变为一场文化的全新洗礼。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场文化的洗礼比学生运动要早两年，参与者有本土知识分子也有留学归来的新派，他们中多为大学教授，以论文抨击当局，以小说改造民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示威与呐喊，使有志的青年看清了这个国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已经占领了它应该占据的高地。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更多的普通百姓开始意识到，国家求一幅全新的面容并不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连最偏僻的乡村，农人除了下地耕种外，在饭食之余也会谈论一下最近的新事，这些新事会使他们在跟城里人打交道时得到一些好处，也显出除了种地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如果家有富裕，他们也不特别限制女孩的求学之路，新时代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年轻的毛泽东就是这股浪潮的受益者。黄仁宇先生指出：“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21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接触到这类新鲜事物，是他走出了僻居的乡村，来到长沙求学于湖南一师。时代给予了这个青年全新的机会，只要他能把握，他就能创造奇迹，事实证明，他没有错失这一馈赠。
黄仁宇先生认为，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虽然还未完全建立，但它的种子正在发芽，正因为房子尚未建造，设计师在空旷的图纸上才有更多创造不朽作品的可能。当然，对于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这个国家深入地越深，内心的烦恼就会越多。黄先生指出李大钊的例子，他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后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但这并不妨碍有志青年去寻找国家富强的秘方，人人都将自己视为诊疗国家的华佗，进而担负起社会中坚的责任，这对一向被称为“软骨文人”的读书人来说，是难得一见的。这其实也透出一个信息：城市当中的新兴阶层正在快速成长，中国的现代化正在缓慢却又稳健地进行当中。民国初年的景象便是在乱中取静，静中寻动中引领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向前攀行。
蒋介石：新势力的成长困惑
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完全维新，又不一意保守。
——黄仁宇
蒋介石似乎是个很难定义的人，这一点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完全维新，又不一意保守。”
如果说蒋介石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深谙于复杂的生存之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事实上，这是国人既定的生活方式——以一种面目对家人，以另一种面目对他人，自己则又是另一种面目，喜怒不形于色，而为人所忌惮，亲切而难以亲近，严厉中带出威信，既有城府又偶有天真。
很难说蒋介石从年少时期就已立下大志，否则他不会在日本留学期间与18岁的日本艺妓津渊美智子暗结欢好，也不会暂居上海时，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来往，并出入风月场所觅戏欢，尤其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所着回忆录里指出蒋得过梅毒并传给自己，更显出生活上的不检点。
出于善意，我们可以将这番经历理解为蒋介石在人生道路上必然经过的岔口，毕竟那时的蒋不过27、8岁，放在今日之青年身上，也难免吊儿郎当。什么时候开始长了记性，不在以“混世”的态度生活，而以一个“做总理忠实信徒，为国家死不足惜”的全新形象出入于政治的舞台，已无从知晓。或许在他下定决心，认真生活，慷慨救国之时，也可能有过犹豫。因为1922年6月的广州形势，远要比他想象的复杂。
陈炯明兵强马壮，实力决定位子，在陈的粤军包围总统府并进行炮击之前，诸多孙中山信任的“同志”已多数倒向陈一边。曾经在上海和一帮狐朋狗友做过投机生意的蒋介石自然明白这里面的要害，一旦押错了宝将血本无归。此时的陈炯明虽被孙中山免去要职，却是广东的实际领袖，而孙博士虽然贵为大总统，却长期受到各派军阀压制，最关键的是手头上没有自己实际掌握的军队，实力相差悬殊。
明智的人已选择了他们的出路，蒋介石头脑灵活，也算是个精明的人，但他却没有像通常人那样做。孙中山避难永丰舰55天，蒋介石就在孙的身旁陪侍了55天。心灰意冷的孙中山见此忠义之士，遂对产生绝对的信任与倚重，于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6个月后，又奉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我们是否应该这样想，彼时的蒋介石曾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呢？在他的脑海中可能浮现过无数个“万一”，但最终我们看到，他选择了一条明路，他似乎并没有失去什么，反倒在有意无意间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而这也为他铺平了直上云霄的道路，这条路始于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是他个人声誉的第一个高峰期，此后，他如黄仁宇先生说的“以黄埔毕业造成部下主力”，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1926年7月又实施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成功。此间蒋介石的表现一如民国国旗之名“青天白日满地红”。
黄先生认为，蒋介石收拾了军阀割据这一残局，兼容并包各类人物，使国家及其政党在空前伟大的胜利之下得以团结，可以说既完成了中国表面上的统一，也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主心的动力，如黄先生所述：“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就此一点，蒋介石至少是有功绩的。这其中也有妥协与退让，因为打仗不能光凭意气，政治也不能仅凭一张嘴巴，他所得到的金援远要比他失去的利益多得多。在蒋介石看来，他并没有出卖任何方面的利益，因为金援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及其退让政策影响了日后他对日本的态度。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署《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势力渗透至华北；1935年７月６日“何梅协定”确立。这两次主权上的大退让，显然不能让爱国者和蒋的反对者满意，我们不知蒋是在怎样的情势下同意这两份协定的，他是否心有不甘还是无所谓？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在他的一次谈话中一定程度上听到这位最高领袖的心声，这段讲话中的其中一段尤为人们所熟知——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只是这样一来，将蒋介石归类于投降派还是主战派就成了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下这样的理解：身处亡国灭种的边缘，作为实际当权者，蒋介石必须拿出某种刚硬的姿态来证明他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他一直在追求像华盛顿那样的全民拥戴。黄仁宇先生也说“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丘吉尔、戴高乐无异。”要保持自身的地位就必须认清当下的现实，对于善于揣摩别人心思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他看得很透，当然，他也不愿意让人骂成“爱国贼”，他不仅要做行政上的领袖，也要做精神上的领袖。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依借外国援助。”起初争取外援的努力使蒋介石颇为无奈，因为美国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的眼睛里除了夏威夷的惬意日光，就是好莱坞的时兴电影；德国因与日本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持旁观之态；苏联虽在前期有过慷慨而无私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自与皖南事变而告终止。不过1941年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美国的参战，蒋的政府不仅得到了有效的援助，其本人还成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8年的抗战，如黄先生所言，蒋介石及其政府“纵有各色各样的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了百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这是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的第二个高峰期，但是可惜，这次的声誉高潮持续时间比第一次并没有长多少。十几年后退居台湾后，他是否还会因此耿耿于怀呢？就像他常常想起奉化老家的祖坟一样。
从一个浪荡公子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供蒋介石回想的事情有很多，他可能会承认自己身上存在着别人所不能理解的矛盾性，但他也更加坚信自己一生所为是正确的执行了国父的遗训，他是“先总理唯一的信徒”。这句话当中是否夹杂一丝无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