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英国人的到来，让原本仰慕中华文明的“夷人”终于认清了中华帝国的正面目——原来也是一个破落户。大清帝国的旧疤新伤被外来的“和尚”一道又一道地揭开。马戛尔尼表面的顺从及骨子里的不屑即使到如今，都让后人替乾隆感到一阵阵的难受。英国人在大清帝国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对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国”从此不再尊敬？
经过9个月充满艰险的航行，马戛尔尼一行700多人的船队来到了帝国的海面。帝国官员以为远道而来的英吉利人是为皇帝进贡祝寿。于是一路好吃好喝好招待，“携来货物，免其纳税，赏给一年米石”。天朝自认万邦朝宗，要体现怀柔四方的宽容之心与抚恤之意，也要适时地展示帝国强壮的肌肉，让外人不敢小觑，在帝国看来，这种慷慨的待遇无非是对“蛮夷的呵护”，直接凸显身为中央大国的骄傲，而英国人初入帝国，被这种热情撞了一下腰，这让他们联想起诸多书籍记载的有关帝国的美好篇章，他们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但深入内地后，使团，尤其是马戛尔尼的失望情绪却与日俱增。
英国人踏足的第一片中国领土是舟山群岛，不久，英国人来到了群岛中的一座县城——定海。在他们的眼中，定海的城防极其简陋。“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这些熟铁铸成的火炮，制造粗糙，口径只有拳头般大，所用炮弹，全为实心铅弹，熟铁虽然塑性好，但质地软，容易变形，强度和硬度均较低，以此铸炮，硬而脆，多次使用后，极容易炸膛。与他们乘坐的“狮子”号巡洋舰装备的65门火炮相比，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或许连英国人自己也没想到，40多年后，他们将要用大炮攻击这个小城，打响鸦片战争的第一战，而他们记录的这些内容为后来的英军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英国人眼里不堪一击的熟铁炮，在帝国最高领导人及其下属的心中，已是普天之下之神器。乾隆的祖先康熙皇帝曾经以这种铁炮结束了游牧民族几千前来的骑兵优势，即便是强悍的俄国人，康熙皇帝也以八旗的雄伟使他们损兵折将，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如今的英吉利，也大抵不过如此。乾隆除了习惯性地优待“夷人”外，他是多么发自肺腑地瞧不上这些红毛鬼。他的自信不仅来自康熙和雍正给他留下的无限美好的江山为，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一手缔造的“十全武功”。
就在英国使团来到帝国的前2年，帝国的乾隆皇帝降服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清军凯旋，皇帝大悦，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建立十大武功的梦想，于是作《十全记》以纪其事，称自己为“十全老人”。若是乾隆不以“十全”为要，像他的祖父一样，在关键时刻让清自身的不足，学习学习再学习，虚心虚心再虚心，那么这个老人看上去会显得可爱些。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穷兵黩武的表现。
黄仁宇先生指出“‘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看来，乾隆作为领袖，隐瞒功夫也很到家，但如此一来，他内心的自信还存有多少呢？
林爽文起义，本身是由台湾的帝国官员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即便被镇压下去，也绝非是值得炫耀的事。降缅甸、降越南，都是先胜后败，所费颇多。其他“武功”也多是为了凑“十全”的数目而小题大做，扬兵耀武，乾隆虚荣浮华的性格体现无疑。
正当乾隆为自己的业绩而沉醉不醒，整个帝国也处于半梦半醒间时，彼时的西方，正在工业革命的“康庄大道”上疾驰飞奔。英国人试图想在觐见帝国皇帝时，呈现工业革命的成果。他们原先认为，在中国伟大的文明面前，自己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些玩意了。马戛尔尼希望能通过此番广告宣传，帝国能大量采购英国的这些器械，以增加英国的财政收入。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得到展示工业文明的机会，帝国的官员告诉英国人，他们早已熟练掌握了火炮的发射技术，而连发枪远不如火绳枪用得顺手。实际情况是，帝国的士兵所操控的大炮，射速慢，射程近，且都是固定炮位，没有移动位，瞄准目标只靠经验；而火绳枪到17世纪末期就已经处于被逐渐淘汰的边缘，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更方便、杀伤力更强的燧发枪。从武器性能来说，帝国与英国人差了整整一个时代。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地发现，他们先人送给帝国皇帝的枪炮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或许我们应该更注意这样一个细节：乾隆皇帝邀请马戛尔尼参观帝国的珍宝——那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送来的各种音乐盒、地球仪，还有各类稀奇古怪的模型。马戛尔尼很是惊奇，皇帝看到他惊异的眼神，有些得意，说这些都是外夷进贡的，问马戛尔尼，英国有没有这些东西，当英国人告诉皇帝这些东西英国一个都不缺时，乾隆显得很扫兴。
领导很扫兴，帝国没面子。英国人从见到乾隆的那刻起，就一直在心中暗暗发笑。难道就这就是那些哲人口中所说的“世外乌托邦”、“文明曙光最先照耀的土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永远看不到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帝国曾经有机会从他一向不屑的外夷身上看到自己需要弥补的所在，但是盲目的自大让这个国家彻底掉入了无底的深渊。更能让我们警醒：“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他（乾隆）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露。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帝国的形势，看起来越来越不妙了。
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势逼然了。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黄仁宇
让我们从以下一组数字进入19世纪初的大清帝国。
1800年，帝国人口达到300000000，法国人口27440000，英国人口15000000左右。
1800年，帝国GDP占世界的35%，欧洲占28%，美国占0.8%
对中国人来说，这组数据很容易引爆内中的兴奋点，如果当时的人也能“有幸”目睹，心情想必更甚。他们会更加坚定的相信，先帝爷（乾隆）虽于上年驾崩，但帝国的强盛依旧能够持续，天朝上国的辉煌无人能敌。黄仁宇先生所叙的乾隆“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珅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的事实也让天朝的子民坚信，乾坤朗朗，圣明独断，天佑大清，万世不朽。
庞大的数字总是为让人们失去精确的判断力，幸好有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一个事实为我们可能发热的头脑扑了一盆冷水。他说：“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
黄先生的这番论述，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原来堂堂天国上朝的平稳统治只是个传说，帝国的不稳定因素随处可见；一个是，帝国的官员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清廉正直，欺瞒圣君的功夫已经是混在官场的必须。
经过6年的不断镇压，白莲教起义才被打压下去，但此时朝廷已花掉军费2亿两，这笔钱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嘉庆以帝国信用的方式，向百姓预支了4年的赋税。对最高领袖来说，这类事件或许不能马上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猛醒——祖宗的盛景实际上已经远去。
1803年闰2月20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皇宫。此时，原内务府雇员，现失业者陈德，仗着脸熟，带着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大摇大摆地走进紫禁城，潜伏在神武门旁顺贞门外西厢房的山墙后，当嘉庆的銮舆进入顺贞门时，陈德开始了他的刺杀行动，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捉拿。
事后嘉庆知晓，这原本是不应发生的一件悲剧。陈德背后并没有反清的秘密恐怖组织，他之所以刺杀嘉庆，无非是生活困顿，活着没意思，想图个痛快的死法。这是个案，但显然不是孤立的，像陈德这样的失业者乃或生活困难者又何止一人，其背后必然隐没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清帝国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败之路。黄仁宇先生的论述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势逼然了。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黄先生认为19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而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1800年，注定成为全面衰退的前夜。
嘉庆皇帝虽然有心复振帝国的荣光，也深知问题的根结所在，他曾作诗骂那些庸碌无为、贪赃枉法的庸吏和贪官：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但是可惜，身处当日的帝国，他不可避免地还是跳不出虚假的景象，以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天朝上国的光辉会永远普照自己与亿兆子民。谁让他是中国的皇帝！或许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对于东去的帝国背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会比我们看到的本文开篇所叙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数字更具冲击力。
1800年，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上海，最普遍的纺车依旧是从元代就有的一手三纱纺车，通过技术进步，动力也从手摇改为脚踏，熟练工每天操作10小时，可产纱8两。
1800年，英国的棉纺业已有300座以卷轴纺纱机为产生工具的纺织厂。这种纺纱机无需人工操作，以水力为动力，不仅产量是中国纺车的数十倍，而且纺出的纱坚韧而结实；与中国式纺车几百年都是一个模样不同的是，英国的纺纱机更新换代极快，同年，由童工出身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性能远超卷轴纺纱机的走锭精纺机被600家工厂装备。
1800年，英国年产煤15000000吨，而中国方面，直到1936年，这个数字才达到4000000吨。何以出现如此悬殊的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工业需求的缺乏导致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事实上，一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此时的帝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的系统”，因此诸如以下的数据——
1800年，英国拥有蒸汽机321台、5210匹马力，25年后，这个数字猛增到15000台，375000马力；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帝国方面更无法比拟。
我们似乎不应该因为这种遗憾事情的存在，就肆意指责帝国的首脑。但是有一点，嘉庆帝应该背负起应有的责任，当他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就应该向他的先祖康熙一样，去了解并积极的学习那些的确先进也的确有用的“奇巧淫技”，但是他学错了榜样，以乾隆的方式与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争执于礼仪问题，以致贻笑大方。
帝国能够自图振作的时间委实不多，黄仁宇先生已经指出：“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四十年。”在那之后，“尚有接着而来的一百五十年苦难事迹。”以读史人的眼光看，嘉庆显然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悲剧，从自以为是开始
耆英给道光帝的报告，继续轻视西方的国体组织，将它们缺乏中国式之门面一致即当做无道德品格之证据，对中国多方面的缺陷，一字不提。
——黄仁宇
站在“英夷”的“威里士厘”号战列舰上，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内心很难说是平静的。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如它一般庞大的船舰。姚怀祥犹如第一次进入迪斯尼乐园的孩童，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
“威里士厘”号战列舰共有两层甲板，如果以船底算至最高的桅杆顶部，这艘所谓英国远征军的旗舰足有5层楼那么高。船内装有74门重型火炮。同样形制与装备的军舰还有两艘，他们是“麦尔威厘”与“伯兰汉”。每艘耗资约500000两白银。
看到中国人惊诧的眼神，海军司令伯麦感到很满意。他觉得提条件的时机到来了。这个英国人要求帝国的守土之官立刻向“大英帝国”投降，并为他们这些涉洋而来的人和船只进行补给，提供淡水和粮食。姚怀祥以“天朝命官，失地当斩”为由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等姚怀祥离去后，伯麦命所有军舰朝定海县城开炮的方式表达了他和他背后的国家发起此次武装侵略的真实目的——保护侨民安全和自由贸易的理由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