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千头万绪，一切都待重收拾，但赵顼明白，刻下最要紧的就是在不伤害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尽快增加政府的收入，有了钱，才能开展建设，才能强兵富国，国家没钱，一切都是白扯。因此，我们在黄先生的笔下看到这样一个句话“他（宋神宗）曾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便府库不可不丰。’”他很希望有个同道中人能帮他完成自己强国，一雪几代之耻的心愿。他看中了王安石。
对于王安石，赵顼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读过王安石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黄仁宇先生指出“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因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吕公着的宣扬。”当皇帝召见王安石，纵论天下大事，发现两人都如先生指出的“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之着眼，因之一见如故。”
董事长找到了职业经理人，心头的高兴劲是不用说的，虽然朝堂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他也充耳不闻。他在乎的是王安石的这句话“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他当然也听说过王安石在仁宗御宴上将钓鱼的诱饵全部吃光，被仁宗斥为“伪君子”的故事，但在赵顼看来，这不过是王安石的个性使然。有个性的人总是不受大家欢迎，但这样的人往往具备真才实学。至少赵顼这么认为。我们看王安石说的那句话，称其为政治家，不如称其为理财专家更为合适。
说起王安石变法，人们最为熟知的要算青苗法。这是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施行的第一项变法。王安石在做宁波知县时，曾经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民，农民在丰收之年，将本息一并还给国家。这是一项不错的惠农政策，既能解农民的一时之困，国家也能因此赚取利息，不与民争利而又能一举两得。
王安石更看重的是其中所得利息以供军需的实用性。这项政策很像现代国家农业银行的功能，又跟当代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所倡行的小额信贷，为农村人口谋福祉的做法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也正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王之变法，多数带有现代化色彩的原因。
青苗的政策由于在试行地区进展顺利，而被赵顼认可并在全国推广。不过这项原本惠民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了扰民之法。如前面所叙，王安石的出发点是以理财之手段，推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与扩大，故而他的着眼点，重在此项政策能否给国库带来实际的效用。
由此之故，原本资源信贷的原则变为强迫贷款，而不去了解农户实际的需求。且利息定为2分，实际收取的利息却是3分。百姓怨声载道，朝堂上对王安石的言论也越发的不利。
青苗法虽然没有得到满堂喝彩，但这个被后世称为“拗相公”的江西人，确实也为宋朝的国库增加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不管用的是什么手段，反正结果是最好的证明——王安石想必会如此辩解。于是在为国理财的道路上，王安石又更进了一步。
1070年，王安石推行“募役法”，又称“免役法”。这项政策先是在首都圈试行了一阵，后颁布全国实施。按原有规定，民户每年都有在当地州县充当差役的义务，新法免除了这一义务，地方政府若要征百姓服差役，就必须出钱雇佣，雇佣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百姓按户分摊而来。这些百姓除远原本应服役的人外，也包括旧法规定免役的人群，比如寡妇，家里没有子女的人家，或者只有一个儿子的人家，还有尼姑、和尚、道士这些红尘之外的人。他们分摊上缴的钱被称作“助役钱”。这等于让政府扩大了征税的范围，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可是如此一来，原本不用纳税的人纳了税，就连不用服差役的年月也得缴税，会是什么心情？更让百姓恼火的是，“募役法”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保甲法”早已将他们从免差役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榨干。1072年施行的“市易法”其本质也是如此。这项政策我们可以讲将理解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开始。它的基本内容是，有政府出资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以高价卖出；商人如需贷款，不能以民间借贷的方式解决，必须向政府贷款，条件是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利息为每年2分。政府在此间同时担任生意人和金融机构的角色。
黄仁宇先生认为，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图强，是企图做现代化的革新，为了与变法配套而设置的各类机构实质上也有商业组织的味道，这点从“市易法”中即能看出。我们现在可以说，王安石实际上是将国家视作一个庞大的企业，以商人取利的方式，丰盈它的国库。这也是他变法的唯一目的。
王安石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惜增加百姓赋税的做法，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干预”有些类似。但黄先生已指出，政府作为商人，通常没有好结果。加上王安石得罪太多人，皇帝不得不以他认为稳妥的方式将王安石罢免。而此间充斥两派党争，如黄先生指出的“扰攘北宋半个世纪”，即便到了南宋初年，还在算旧账，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靖康耻腰斩了大宋繁华
和战之际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
——黄仁宇
北宋时期城市生活的繁华，从张择端的《清明山河图》中可见一斑。唐朝虽盛，却有坊市、夜禁制度，一入宋朝，已无特别管制，在主要城市，夜生活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消费方式，勾栏瓦肆，也就是表演各种娱乐节目的综合性戏院以及饮食、旅店、医药、茶楼、浴室、仓储租赁、字画装裱等服务业也大为勃兴。伴随着这些异常活跃的经济活动，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灯箱广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京汴梁城水路运输的发达，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处于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字：
公元981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汴梁城的汴水运输量为4000000石；
公元995年，宋太宗至道初年，为5800000石；
宋仁宗时，汴水每年的运输量为8000000石；
水路运输的发达，显示着北宋内贸的来往频繁。关键一点是，北宋并非一城（汴梁）独大，而是均衡发展，除首都之外，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长沙、泉州都是着名的繁华都市。
与内贸繁荣相比对的还有外贸的勃兴，北宋政府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至北宋中期，每年的外贸收入达630000贯，相当于近300000000人民币。
城市效应的集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进而间接地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这在如今看来，也是相当了得的。事实上，将北宋冠之以“现代化国家”毫不为过。黄仁宇先生指出：“在物质生活上，12世纪的中国无疑地已领先世界各国。”
日子好过了，闲暇之余，才能做些其他事情，比如生孩子。口袋有钱，手中有粮，自然无需担心孩子生下来后没能力抚养。于是，北宋也成为我国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之一。1006年，北宋有7410000户，男丁为16280000余口，1066年，增为12910000户，男丁29090000余口。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户数又增为20880000，男丁达到46730000。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一同被宋徽宗继承的当然也包括上述所叙的全部内容，当然，时间跨入到1100年，也就是宋徽宗赵佶坐上龙椅的这一年，上述的数字已经发生了倍数的增长。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徽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堂堂皇皇的大家业，家大业大，管理起来有些难度，但终究是钟鸣鼎食之家，却突然在1127年呼啦啦大厦倾覆。这种“突然”是站在宋徽宗儿子宋钦宗赵桓的立场来说的——他原本以为老子把皇位交给自己，就万事大吉，坐享快活，帝国的似锦繁华允许他生出这样的愿望。但结果却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苦命的当然不止赵桓，他的老子赵佶恐怕更为自己的命运“伤悼不已”。1125年之前，他或许从没有为帝国的命运，或说自己的命运操过心，琴棋书画的艺术家生活足以让他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感到满足，加上宠臣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奇珍异宝，毫无疑问，关起门来，赵佶就是自己艺术世界的国王，对他来说，这个头衔是他全部的生命。但当金人的铁蹄叩响汴梁的城门时，这个“古今独此一人”的天才艺术家才恍如梦醒——原来，世界并不是全由红粉丹青组成的。
面对纷扰的局势，赵佶显得非常的无辜，他不明白，就在5年前，金人还和自己订立盟约，共伐辽国，如今却不顾国际惯例，竟然打起了盟友。赵佶能怎么做，手无缚鸡之力，京城眼看要破，干脆将烫手的皇位丢给儿子，一路向南奔逃，先是安徽的亳州，后又是江苏的镇江。一时间已无风雅模样，只剩狼狈不堪。
到了1126年（靖康元年），宋钦宗赵桓以金钱外交换取了极为短暂的形势缓和，赵佶以为大难已去，便前呼后拥地回到东京汴梁，准备以无限的丹青笔墨度过他的太上皇生活。但金人没有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黄仁宇先生诙谐地用“其实徽宗也未漏网”这句话概括了赵佶的后半生。皇帝被掳去了，太上皇也被掳去了，包括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也被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