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去大理的时候，那些赫赫有名的景点苍山、洱海、三塔、蝴蝶泉、大理古城等，对我早已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景点我都去过，有的甚至去过几次，看到一篇文章写到大理周城不错，我就将此行的目标定位在周城。
其实我并不知道周城的具体地址在那里，问了几个当地人，他们都告诉我周城在宾川，按他们的提示，我一路问人，转车，到了当地人所说的“周城”。这里确实是一个古镇，有古老的城门楼阁，有古朴的风俗民情，我下车后就一路拍照，但到了古镇广场，看到广场上树立着的一块石碑，我傻眼了，只见石碑上镌刻几个大字“历史文化名镇州城”。
难道此“州城”非我找寻的彼“周城”？难道原来写周城文章的人将“周城”的名字弄错了？或许，“周城”改名为“州城”了？还是，原本“州城”“周城”就是一地两名？
无论如何，既来之则游之，带着种种疑惑，我走进此“州城”，开始了我的“周城”之旅。
小小的州城被称为“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名副其实的。据距州城8公里的白羊村遗址考古发掘证明，州城古镇历史悠久，3800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沿着古街，我一直往前走去，这里至今仍保持着完整的古道风貌，分列两旁的民居能看得出是融合了中原文化、白族特色和法式风格的，整个小城依然是明清时的格局。
在古城的十字街中心建有一座四层六角攒尖顶的过街钟鼓楼，是全城最显眼的建筑，与宏伟的文庙、武庙等古建筑遥相辉映。
我从十字街的四个方向聚焦钟鼓楼，观赏拍照，发现古城是以钟鼓楼为轴心，将全城分为东门街、西门街、南门街、北门街。
钟鼓楼是宾川县保存最为完好的土木结构建筑，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建筑艺术最精湛的钟鼓楼，也是全省唯一一座建在乡镇的钟鼓楼。
其实，如果按州城的历史算，此钟鼓楼就算不上是全省唯一一座建在乡镇的钟鼓楼了，因为州城原本并不是乡镇，而一直是州或县。
州城古城建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朝廷在州城设置宾川州，城墙曾于清嘉庆年间、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民国14年（公元1925年）、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和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多次维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位于州城的宾川州才改为宾川县，新中国成立后，城墙大部分被拆除，现仅有约200多米城墙保存较好，厚重的城砖上“咸丰二年知州造”、“曹”等字仍清晰可见。
在古镇州城，我看到一所学校上挂的牌是“宾川一中”，一般“一中”都在县城，为何这里的“一中”却设在一个镇上呢？等了解州城文化教育历史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自明代起，重教兴文、尊儒倡学在州城蔚然成风。即便是在动荡的民国时期，这里仍有书院2座，私塾、教馆近20处，历史上共出过何邦宪、李根长等宾川籍进士10人，举人64人，贡生多人，经元、秀才若干。要说古镇州城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并不为过。
如此看来，“宾川一中”至今仍设在州城，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名正言顺。
州城古城内共保存有文物古迹16处，其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其他古建筑10座。此外，还有石碑刻7道，古树名木9株。
所谓古镇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封闭性，从我游览的感觉来看，州城至今仍是封闭的，犹如桃花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我问了镇上的很多居民，“周城”在哪里，他们都说这里就是“州城”，没有第二个“州城”。我想这是谐音的误会，于是又将“周城”写在纸上，逐个询问。然而，当地居民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周城”。
我的直觉感到，此“州城”并非我寻找的“周城”，因为我此行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寻幽探胜，还想找到周城的一个民间艺人，而我几乎问遍了见到的每一个州城居民，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点，可以排除此“州城”是我寻找的“周城”。我寻找的“周城”，是白族人的聚居地，也是白族文化和风俗的汇聚之地，而我眼前的州城，几乎都是汉人，其风俗民情，与白族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决定继续寻找周城，而找到周城的第一步，是要找到知道周城地理位置和方向的人。那么，我的下一个目标只能是离州城最近的更大的县城——宾川。
州城大街的路边，就有到宾川的直达车，乘坐这趟小型公交车，一路摇摇晃晃，我到了宾川县城。
宾川毕竟是县城，在宾川，我终于问到了周城的位置，在大理北部。
于是我乘车到大理，再从大理古城换乘上一辆途经周城的车，这似乎是当天最后一班车了。一路上顺着洱海边的滇藏公路北行，路况不好，到处都在修路，长途车在泥泞和坑洼中艰难地蹒跚行进，23公里的路竟然走了1个多小时，到周城时，天色已晚。
周城不是城，其实只是一个村，归喜洲镇管辖。尽管只是村的建制，但比一般的村要大很多，几乎相当于一个镇，全村居住1500余户白族居民，有8000多人，是大理最大的白族村镇，也是大理州最大的一个自然村，为大理州对外开放的白族民俗旅游村。
周城古名龙泉邑，村内民居密集，一条条石板铺就的巷道密如蛛丝，曲折有致，苍山上流下来的溪水顺着鹅卵石砌的墙角，七拐八弯，淙淙流进洱海。传说这里的巷道入口曾建有门楼与照壁，不过后来毁于匪患。
一到古朴而又幽静的周城，我首先被这里“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所吸引。“三房一照壁”是指一主两厢，主房对面有照壁，中为天井的庭院；“四合五天井”则指四面都是楼房，4个角的交接处分别有4个小天井，加上中央一个大天井的封闭式院落式建筑。
这里的建筑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墙多为鹅卵石砌成的，民谚“大理有三宝，鹅卵石砌墙不会倒”于此可见。
白族民居特别重视照壁、门窗花枋、山墙、门楼的装饰。
照壁是一主两厢三主庭院的必要建筑，大多为一高两低的挑檐飞角青瓦盖顶的墙体；在主房正前，连接两厢山墙，使三方形成封闭庭院。照壁正中以石灰粉刷，书以四眼题字，或嵌大理石屏，四周镶勾出扇面、长方、圆形等图案，中以水磨或粉彩绘画。在我下榻的龙泉酒店也有一个这样的照壁。
周城虽然只是一个村，但名胜古迹不少，且不说附近的蝴蝶泉、龙首关（上关），就是村内也有银相寺、龙泉寺、本主庙可以逛，村后靠山还有神摩洞等景致。
我乘坐的到周城的客运车顺着洱海边的滇藏公路北行，路况不好，到处都在修路，车只能在这样的泥泞和坑洼中艰难行进
别看小小的周城现在知名度不高，其实也吸引过不少文人墨客。明代徐霞客曾来过这里并写有游记，近代郭沫若、丁玲、费孝通等名人亦曾驻足一游。
在周城除了石板路和流水，还有一样随处可见的东西——蓝白相间的扎染布。在这里，我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扎染制品。
扎染又称绞缬染，俗称扎花布，当地人称它为疙瘩花布、疙瘩花。扎染是用线或绳子采取手工针缝线扎等各种方式，将织物折叠捆扎，或缝绞包绑，然后将绑扎布料或衣片放入染液中，反复冷染浸制而成，绑扎处因染料无法渗入而形成自然特殊图案，是一种带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古老工艺。
在周城，不仅有扎染土作坊，也有初具规模的扎染工厂，都依然大量使用植物为扎染着色。扎染布上雅致的蓝色就是由板蓝根的植物提取液染成，除此之外，核桃皮、树皮、紫茎泽兰（又称飞机草）都可以用来为扎染着色，这些天然植物对人体皮肤无任何伤害，是真正的纯天然。
扎染手工艺传到周城只有300余年，但扎染在中国已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扎染实物是东晋年代的绞缬印花绢。唐代是扎染工艺的鼎盛时期，贵族以穿绞缬的服饰为时尚。北宋时期因扎染制作复杂，耗费大量人工，朝廷曾一度明令禁止，从而导致扎染工艺衰落甚至消失。但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这一古老的技艺。
在周城，从10多岁的小女孩到年逾花甲的老奶奶，人人都会扎布，所以周城被文化部命名为“白族扎染艺术之乡”。这里的扎染工艺，可以让人感受到灵秀与智巧交织的动感，以及牵动人心的质朴和厚实，很受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第二天，我在丽日阳光下将周城游了个遍，发现这里至今仍十分完好地保留着白族的各种传统习俗，是名副其实的“白族民俗的活化石”。
周城的白族主要信奉佛教，周城境内有银相寺、龙泉寺等佛教寺院。另外，与其他白族村庄一样，周城也有本主崇拜。周城有两座本土庙，灵帝庙供奉的本主是蝴蝶泉边的斩蟒英雄杜朝选，景帝庙供奉的本主则是开辟周城的始祖赵木郎岗。他们都是传说中的英雄和祖先，是本村本地的保护神。
周城北广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古戏台，坐东朝西，大约有2米高，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是周城居民节日歌舞娱乐的公共场所。古戏台对面有两棵大青树，这里是每天下午集市贸易的地方，每逢火把节，这里又会竖起巨大的火把，成为庆祝演出活动的地方。
周城白族除与汉族过相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外，还有传统的三月
有人形容周城的白族女子像马蜂像喜鹊，的确，周城的女子腰身苗条、婀娜，色彩鲜艳明快的民族服装穿在身上简直就是一道风景。尤其是她们的绣花包头，体现了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弯弯的包头像洱海里的新月，艳丽的朵朵绣花代表了上关花，顶端洁白的缨须像苍山顶的白雪，耳际垂下的缨穗随风飘动代表了下关的风。
周城景帝庙中的白族朝拜者 古巷路边墙洞前也有人烧香
四方街大树下是热闹是集市，后面就是古戏台
年轻的白族的女子不再穿着民族服装，但保持了白族女性的美丽和淳朴
我在周城最深切的感受是，这里果然是生活着的白族民俗博物馆，一切保持着原生态，毫无表演的成分，可以说了解了周城也就了解了白族。
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在白族地区，各村本主的身份不一，既有帝王将相，也有忠臣孝子、民族英雄或是在某些方面有功于人的平民百姓，以及源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动物、山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