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与他的密友公爵夫人利文（Countess Lieven）一同前来与阿姆斯洛·梅耶共进午餐。这件事对议会和法兰克福社会各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两位法兰克福市长也在邀请之列，他们却没有参加这次宴会。然而，参议院准备做出一切让步，除了同意指名为“以色列居民”之外的要求。梅特涅郑重地强调他对顽固的布诺的“明确希望”，命令他“严格地顺应他们的要求”。但这位参议员仍然固执己见，布诺（Buol）进行消极抵抗，于是犹太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在为广大犹太人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做这些社会和外交上努力的同时，梅特涅还派遣金斯去查探罗斯柴尔德是否遭受到这些压力。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奥地利之间的亲密关系无情地再次对德国的一切革命运动施加了压力，更多的德国激进党派和他们的报纸不顾当时实行的审查制度，冒险刊登了一些触犯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评论文章。因为如果有任何一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利的文章见诸德国的报纸，所罗门就会对梅特涅施加压力，迫使他运用其影响力来杜绝今后此类事情的发生。甚至是科塔（Cotta）公司出版的《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都带有此类攻击性文章。金斯觉得自己有责任对此事进行干预。
他在1821年10月18日写给科塔的信中写道：“先生，您一定从其他的渠道听到了一些对《总汇报》的出版方式非常不满的风声……在我看来，如果您真正想让《总汇报》继续在奥地利国毫无限制的发行，您至少不要让这么富有攻击性，表现出对奥地利的敌意的文章见诸报端……
“我认为这类文章来源于法兰克福。这些最近频繁出现的文章，采取了一种对奥地利及其银行业不利的方式对这里的金融业的运转和汇率进行评论。这些文章的总体上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直率，并无敌对我国的银行业的意思，却触犯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些行为明显导致了罗斯柴尔德不断地对我国的信贷业施加压力，使之遭受了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大的损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我保护。”
1821年12月4日，金斯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种攻击接连不断，有时甚至采取了极为蛮横的方式，并采用必要的暗示来影射奥地利政府，因为谁都知道奥地利政府正与这个家族进行着重要的金融交易，这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体面的、完全值得尊敬的。
“从今以后，《总汇报》应该完全禁止关于新一轮贷款的谣言。那些四处散播谣言者，其目的纯粹是为了摧毁我国公债应该取得并已经取得的信用。”
尽管科塔没有一个犹太朋友是大名鼎鼎的商人，但他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不快，并要求总编斯特格曼（Stegemann）小心一点，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这意味着梅特涅对这份报纸已经深恶痛绝了。
斯特格曼回复说：“鉴于冯·金斯先生的这封与我进行友好交流的来信，我十分乐意做出郑重承诺，今后绝不接受任何与奥地利公债或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相关（至少是影响到它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的文章。这当然意味着我将对时事采取一种全新的、非常谨慎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态度……实际上，我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遭到的攻击毫不知情，除了罗斯柴尔德夫人第一次收到普鲁士大臣的邀请构成了一次攻击之外。”
总而言之，科塔和斯特格曼妥协了。罗斯柴尔德兄弟暂时不受广为流传的《总汇报》的困扰。热诚的金斯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他可以不必完全听从梅特涅的命令。自从他从莱巴赫（Laibach）回到维也纳后，他与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他常常找机会代表他的上司向罗斯柴尔德请教关于那不勒斯贷款的事。有一次，梅特涅当着金斯的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态度做了很高的评价。
碰巧第二天金斯在维也纳希青区爱斯克里斯银行举办的宴会上遇到了罗斯柴尔德，金斯赶紧把“亲王非同寻常的好评”告诉他。正如金斯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对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1821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罗斯柴尔德对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拜访；他对我讲述他雄厚的财力和不凡的家世，与我最近从亲王那里听到的一样。同时，他还把最近某一笔金融业务的利润分给我一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近5000基尔德就这样归我了。”
金斯的下个月的日记全部都是记载他与罗斯柴尔德的会面，并不断地提到他“在交往中非常和蔼可亲”和“重要的财政安排”。
对于接收到的信息和对梅特涅亲王以及出版业产生的影响力，罗斯柴尔德在年底特别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情。金斯在1821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柴尔德与我共进早餐，并证明了对我的真挚友情。我在奥地利的所有收入都断绝了，而那些当权者却对此无动于衷，没有对我做出任何补偿。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这个优秀男人的感激之情。”最后，金斯在搜刮那不勒斯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而罗斯柴尔德也在这件事情上协助他。
新年那天，罗斯柴尔德在金斯的家中等候，直到金斯从梅特涅那儿回来。他告诉金斯，明天将有一位送快信者前往那不勒斯，金斯可以顺便送一封信，以提醒那不勒斯法庭不要忘了已经允诺的赔偿金。他和所罗门将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兄弟卡尔和罗勒将军，以及奥地利军队的总督。金斯与罗斯柴尔德变得亲密无间；友谊固然使所罗门花了不少钱，但比起将会给他带来的利益，却是微不足道的。
由奥地利人一手操纵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光复，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菲克尔蒙伯爵估算，那不勒斯每年不得不支付给奥地利军队2300万至2400万基尔德或者1200万至1300万达卡的军费，连他自己也对这个庞大的数目感到吃惊。他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带来的负担过于沉重，以至于这个国家无法承受，那么各个党派就会联合起来要求我军撤退。我们就会由一个保护力量变成一个压迫者，结果必然是我们将无法维持在那不勒斯所获得的利益。”
大使还像以前那样强调，这位财政部长完全没有能力，只有一个人能够使秩序恢复，他就是已经在革命中被推翻了的前任财政部长，名叫路易吉·梅第奇（Luigi de’Medici）。其他所有的外国代表的意见也是一样，但那不勒斯国王担心梅第奇独断专行的性情恐怕无法与他的聪明才智相互配合。
菲克尔蒙与卡尔·罗斯柴尔德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卡尔也认为只有通过启用这位显赫的他斯卡尼（Tuscan）贵族世家的后代，这位拥有非凡的荣耀、精力和管理能力的天才，这个国家的元气恢复才有保障。
尽管梅第奇在皇室中有一些敌人，例如卡拉布里亚公爵（Duke of calabria）——梅第奇拒绝把钱交给这位公爵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挥霍。奥地利政府成功地施加了压力，结果在1822年春季他再次担任那不勒斯财政部长。这位新任部长在使国家摆脱危难困境的努力中，的确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大难题。
事实上，连他本人也无法满足奥地利的要求。但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执拗的会计师，并想方设法将奥地利军费大幅度削减，这些做法总是带来加倍的回报。他努力使第二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期限延长，比他那位无能的前任在第一次借款中的表现出色得多。但在1822年10月，他被迫办理了第三次有名无实的贷款，数额达2200万达卡。后来，为了取得偿还奥地利军队的下一期军费和弥补财政赤字，他又进行了第四次金额为250万英镑的贷款，贷款利率为89.80。
内森以英镑而不是达卡来发行贷款，是为了特别讨好英国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他达到了目的。到1824年2月26日，贷款的报价（利率）已经达到了96.75。那不勒斯的政府债务在革命爆发之前已达到了2800万达卡，而到1824年为止在名义上至少已涨到了10400万达卡，但由于那不勒斯的政府债券严重贬值，1824年4月已经达到了108。大概可以预料到随着贷款数额的增长，这些报价会下跌，因为收入还保持相对稳定，随着贷款数额的增长，还款的抵押物品也贬值了。
菲克尔蒙大使对这种状况十分满意，他写道：“使证券价格上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誉，而不是那不勒斯政府。
“因此其政府公债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是不稳定的。如果有谁这样做，那他就是被严重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