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市铁西区委常委郑佩尧因“跑官”被惩处，在法庭上做自我辩护时，郑佩尧激动地狡辩说：“我并不是一个（想）削尖脑袋要当官的人。相反，我倒是一直踏踏实实地工作在基层的一个干部，确实政绩不错，曾被评为安阳市‘十佳青年’，很早就是（县级）后备干部，（组织上对我）长期备而不用，给我的思想造成很大压力。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够条件去拿钱买官，应予（我）够条件而（组织上）不予以起用，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去送礼，（法庭在量刑时）应有区别。因为没有哪个人自己愿意拿着钱送给别人而自己去犯法的。也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去卖身为娼的，都是逼良为娼！”
此话一出，一时传为名言。可为什么这些官员、企业家就“下海献身”了呢？
有商人聊天时也说起过，“谁想送啊，实在没办法，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好似一张网，无处不在。拿房地产举例，房地产牵扯的环节太多了，土地、规划、贷款、销售，各环节都得拜，一环拜不到都不行，就算你和市长熟也没用，官不如管，一个消防环节没有打点到，结果被出示消防设备不合格，工程为此停工。怎么办？为这个你还找市长去？去了，也肯定是让你赶快把消防设备弄好。面上总能做到，但你防不住挑毛病啊，只能环环打点。”
根基还是利益啊。
作为商人，作为商海中人，面对手握重权、可以决定你企业生死、决定你未来财富走向的官员们，一定要保持住好的心态。在政府官员面前，一不要孤芳自赏；二不要阿谀奉承，要做到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心一定要正，眼光放长远，不要只争一时之短长。很多企业行为、个人行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看上去都是隐秘的、成功的、正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放在一个长期的时间维度下，很多行为就发生变形了。短期利益可能在长期时间框架下，成了要你命的负资产。
“小苏州”的教训
2002年，一位年轻的富豪突然崛起于上海商界，他先是以超过32亿元的价格购得沪杭高速公路的30年经营权，其后他又购入多条高速公路的经营权，成为著名的公路大王。2005年，他以49亿元资产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多起大手笔的收购，让业界不断惊叹，这位年轻富豪出手之大方、行动之迅速、调集资金能力之强，让中国财经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富豪就是张荣坤。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案发，张荣坤被揭发其所有资金均是违规来自上海社保基金，引发上海政坛地震。随后，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宝山区区长秦裕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相继落马。
2008年，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商人张荣坤在吉林被判刑十九年，没收的资产和处理的罚金共多达十六亿元人民币。张荣坤被控行贿及操纵证券市场等五宗罪，行贿高官达2900多万元，包括他行贿已故的政治局常委黄菊的秘书、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王维工933万元；此案还涉及上海电气、华安基金等大牌机构，其中韩国璋（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因受贿6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韩方河（任华安基金总经理）因受贿400余万元，被处以18年有期徒刑。
从各界披露的信息来看，张荣坤的创富历程，足以在本篇章内作为一个典型商战案例，梳理给商海中人。
公路大王
张荣坤一举成名是在2002年3月：由他掌控的刚刚成立的福禧投资以32亿多元人民币报价，收购上海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股权，后者拥有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经营权。同年2月，陈良宇由上海市代理市长当选为市长，从1995年开始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陈良宇担任秘书的秦裕成为市长秘书。此前，秦裕与张荣坤已成为“密友”。
2002年初，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邀请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从此，这个29岁的苏州商人开始了上海滩的“闻人”生涯。
2002年到2005年，上海社保局多次动用社保资金向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共34.5亿元。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取资金后，从账外划给其关联企业上海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股权以及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等。
到2005年6月底，福禧公司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张荣坤被称为“公路大王”，2005年升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位。
此外，在上海电气改制过程中，与电气并不搭界的张荣坤击败世界著名企业西门子、GE、通用等战略投资者，出资10亿元购得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的股份，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2005年4月，上海电气在香港上市，张荣坤所投资的上海电气股权资产顿时上涨了6个多亿，社保案发时，其溢价已经达到25亿元左右。
2006年张荣坤案发前不久，福禧投资还发行了面值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开创了国内非上市民营企业公开融资的先河。
荣誉与财富接踵而至：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2005年还当选为“中华百位慈善人物”。
但直到社保案发时，社会公众才了解到这一串眼花缭乱的发展、股权、投资背后隐藏着许多秘密。
张荣坤不仅在公路实业上有这样大手笔的动作，在股市投资上也更是开创了新的运作模式。
据《财经》杂志罗昌平、陈中小路、赵何娟等记者的报道：
2000年时，海欣股份已是华安基金的重仓股。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与海欣股份董事长袁永林相熟，并引见给张荣坤，其后三方达成共识，由三方联手，利用华安基金重仓优势，由张吸纳华安基金的股份，同步拉升股价，再由韩安排旗下基金与张倒仓，承接张抛出的股票。其间，袁永林掌握上市公司，适时披露利好，甚至不惜在报表上炮制虚假利润，以求配合。
根据张荣坤供述的线索，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陪同中纪委调查组一行，从相关营业部调出了当年上海电气等资金参与海欣股份炒作的所有交易记录。当年，海欣股份从1999年中的7~8元附近一直凶悍上攻至2001年中的25元上方。
有关司法会计检验报告显示，张荣坤通过同创企业、沸点投资、新天财务、工业新创、高速广告、茂祥投资、两江实业、祥恒贸易、兴广实业、广泰电子、苏新发展等公司，在83个证券公司营业部开设了135个资金账户，下挂13843个账户进行操作。
根据起诉书所称，2000年12月8日，张荣坤所持海欣股份仅占流通股的0.17%；到2006年7月21日，已占到流通股的70.16%。其中，在2005年12月15日达到最高点，为72.44%。如果计入华安基金旗下涉及的七只基金所持仓位，至案发时，庄家方面控制海欣流通股达89.54%，2005年7月28日最高点甚至达97.85%。
此时的张荣坤，经由韩国璋介绍，张与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工投）原总经理王国雄及原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成明相识，再经有力者施以关键的推动，来自两集团的资金源源而来。
以上工投为例。最初双方采用委托理财的方式，由上工投在原三峡证券上海瑞金一路营业部开户，委托张荣坤一方负责该公司账户内资金的证券买卖和资金划转。后者许诺的回报率为8%—9%，一般还款周期是八个月。2000年—2001年期间，共有16笔、总计17亿元资金以此方式流向张实际控制的公司同创企业、沸点投资、新天财务。
直到2006年夏案发，上工投和上广电累计给张提供的资金超过40亿元。上工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资金、政府拨款以及银行贷款，而上广电提供给张荣坤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当年增发所得。除上工投和上广电的融资，张荣坤之后几年陆续又从海欣股份、上海社保局、上海路桥、嘉金高速等处拉来资金。
2003年到2004年间，张荣坤还斥资1.65亿元，入股华安基金，获得20%的股份。华安基金、海欣股份、张荣坤之间的联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乎牢不可破，直到最终社保案发，全军覆灭。
社保案发后，最终张荣坤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对其被扣押的13亿余元资产予以全部没收；对两被告单位——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处罚金2.3亿余元，对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处罚金5000万元。处罚金额之大，新中国六十多年来所罕见。
而为张提供炒股资金的王国雄及上工投财务总监李易增，因受贿罪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韩方河受贿400万元及操纵证券价格，获刑18年；海欣股份袁永林受贿100万元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刑8年。
其实放眼看去，张荣坤案所牵扯进来的商海人物，哪个不是一方豪杰？真的差这点钱吗？何必要上这趟船呢？
创立于1998年的华安基金是中国基金业的“行业大佬”，拥有多项行内第一：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设计者、第一只指数基金的管理者、第一只货币型基金的推出者、第一家获得境外投资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等。
在《亚洲资产管理》杂志举办的2005年度评选中，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荣获“2005年中国股票投资业绩最佳奖（三年期）”、“2005年中国股票投资业绩优胜奖（一年期）”以及“2005年中国资产管理规模增长最快奖”三项殊荣，成为中国内地获奖最多的基金公司。截至2006年9月30日社保案发前后，华安管理的资产规模达300.29亿元，是当时国内管理基金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而华安总经理韩方河作为华安的核心人物，其个人也被誉为“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第一人”。结果，闯荡江湖多年，落马于海欣股份。
除此之外，一批上市公司高管、一批公司负责人，落马此案。
如此多商海精英，折翼其中，可惜不？
事后盘点，还是这些精英没有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
万科的原则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
万科在行业内是出了名的奉公守法，这是通过早年间的切身代价换来的。
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爆出集体受贿事件。当时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一起共事的4个人，共同接受贿赂，彼此认为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没想到，行贿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在审问中，他把同万科这几名员工的交易也交代了。
万科的一位职员开始对这些事实不予承认，但不久以后他承认了，大概受贿了15万元。他坚持说没有受贿源于他认为没有字据，可以对此不予承认。但是他没有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送钱的伙计带了录音机，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了。这次事件给了万科很大的教训，从此以后，万科内部对于类似事件有了极为严格的规定。
王石对此事件的反思是“以一批人进监狱为代价，换来三五千万、一个亿的利润，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毁灭、家庭的灾难，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项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来，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终生悔恨，对公司的影响也是长远的。毫无疑问，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那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以牺牲人为代价换取利润，是不可取的。”从此以后，万科在做项目评估之时，不但要看利润回报，还要看管理资源能不能跟得上，如果管理资源上不去，就绝不勉强上马。
2000年，沈阳“慕马”事件发生，不少人士就此宦海沉浮。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也被“双规”，被要求交代万科和“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作为沈阳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同“慕马”没有牵扯吗？这位总经理被关了20天，调查结果是，万科在沈阳的7年开发过程中，和“慕马”没有任何牵扯。
同志们，多少人是看着没问题，一审就问题一大堆，说的比审问人掌握的还多。20天没审出问题来，一个字“牛”。
2001年9月，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因涉嫌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王炬担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王炬出事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大为震动。王石安之若素，我没向他行过贿，怕什么！
王石和王炬之间有一个案例，值得好好借鉴一下。该案例可见王石的回忆录《道路与梦想》。
“1999年下半年，王副市长亲自主持会，审批万科的立项报告。但万科申请的几个地块都未获批准，由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指定中心区中央位置的一块16万平方米中心绿地为购物广场用地，容积率0.8，可建面积近13万平方米。”
接到规划的蓝图并没有兴奋，因为占用的是规划绿地，要求整个建筑埋在地下，包括停车场。这种限制，增大建造成本还不是要害，要害在对消费者的不方便。在大城市的商业密集区，地皮昂贵，才建设地下商场、车库。
万科同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各持己见。
2000年初，中心区建设办公室一纸通牒下到万科深圳地产。规定之前不按规划要点上报方案视同放弃。最后的截止日期已到，万科没有上报方案。
其后不久，王炬出事了。
其后，王石和华润的一位高层聊起“王炬”案。
华润高层问：“为什么购物广场被收回？”
“规划通不过。”
“怎么没争取？”
“王炬那老头你还不知道？”
“嘿嘿，王炬把中心区那块地介绍给我们了。我当时问，不是给万科做了吗？王炬摇头说万科没实力。我们还真认真考察了，考察的结果，认为规划有问题，同万科的结论一样。询问能不能修改？王炬秘书给介绍了一家咨询公司。还真去了。你猜公司老板是谁？嘿嘿，王炬的女婿。他打包票能修改规划要点，当然了，修改要付出代价。不就是咨询费吗？只要合法，华润也会接受。可王的女婿口气太大，表态怎么修改都行，为表诚意，说‘规划要等修改批准完成后，再收咨询费。’嗬，这种主谁敢碰啊。华润也放弃了。”
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华润方的潜台词是“只要合法”，咨询费可以给。谁让人路子野呢，人家能改规划，你也需要修改规划，互相需要、互相满足。
但前提是要合法。
只有合法了，大家面子上、账面上才都好过。
但对方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过于口气大了。
在现实中，华润、万科没接这个项目，但类似的项目，没了万科、华润就没人接了吗？
当然会有，但有一个问题是，当贵公司接了该项目、给了咨询费，贵公司所承担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越界了。
很多公司不是不明白事，但更明白界限在哪里——黑色区域，那是不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