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接着，他还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曾与之争辩，认为有的新法未可一笔勾销，为此获罪于当局。因此，回过头去看他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中：“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重点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结果，持有异议罢了。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孰不知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证明，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据《长鉴拾补》：“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势必要成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从这里看到，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嫉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的话，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公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同是文人的苏辙，苏轼的胞弟，就因为其在文学上名声、建树、令誉、着述，不在王安石的眼中，那日子就要好过得多。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政治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读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读起来有点像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似的，大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这就颇令时人为之不齿了，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把欧阳老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能够做到彻底无耻的政治家，往往一往无前，永操胜券。王安石最后终于凄凄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他还是个文学家的缘故。而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
还是那部《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为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后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着《宋论》一书，在神宗的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虽然，近年来，王安石重新被认识，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还有大军事家的光荣头衔，中国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遍体贴金，涂抹光环，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王夫之说，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
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颇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据宋人李昌龄的《乐善录》，也说过：“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因为王安石支持发动的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导致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军损失惨重的灵州之战，接下来，引发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宋军基本覆来的永乐之战，都是由这一次小胜而鼓动起来的动武狂热。王韶固然成就了带括号的“大军事家”王安石，但之后的大败，却是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晚年归京师。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
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这种离奇的想象，都因为神宗元丰年间的战争，死了太多的将士有关。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作出他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看其结果，看其后效，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
我始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夫之以小人定性王安石时，他先划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