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殡葬完他的父亲，并守了三年的丧，终于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二月，从家乡四川回到阔别已久的都城开封。
也是这年，也是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赵顼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这就是说，新登基的年轻皇帝决定赋予他足够的权力，来掌控国家，以推行新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变法，就在这年，这月，大张旗鼓开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改革，不过，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梁百日维新的改革失败来看，商鞅败于贵族夺权，张居正败于死后清算，康梁败于保守势力，对立面都是坏蛋；只有王安石的失败，是个异数。
他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声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对派，无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
试想，这样一台戏，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么？苏东坡，就是建议他拉倒吧，歇手吧的众人中的一个。
也许这是巧合，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他回来得一是恰逢其时，一是恰逢对手。从此，按《宋史》所说，他就“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说句良心话，虽然王安石是他命运中的第一个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着他成为自己的劲敌而已，对他尽管火大，收拾过他，打击过他，倒也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不过，后来，那些尾随王安石而扶摇直上的新贵，则是恨不能将他送上断头台的，民间谚语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就是这个意思了。
开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冻，初春的风吹在脸上，确有一点点冷冽。不过，年年如此，岁岁相同，中原地区总是这样送走寒冬，迎来春天。也许文人的神经细胞发达，也许他们很容易表现出敏感，事隔三年，苏东坡重又回到这座城市，忽然觉得有一股寒飕飕的气氛，裹胁着他，好一个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来到东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后，这位长年生活在金陵的人，还是不能适应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发冷，一种瑟缩感在压迫着他，与苏相似，同样好一个不自在。如果说，苏东坡的冷，只是因为他注意到一小部分人，那眼神变得严峻起来，甚至有意对他回避；那么，王安石的冷，则是他发现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他的猜忌，对他的拒绝，一如他刚来到都城那样，依旧寒气袭人，毫无变化。
历史，大概是个有趣的老人，很爱开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变化的前夕，非要在这个凄凄寒寒的二月天，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这两位掰过腕子，赛过高低，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绝说不上是朋友，但也说不上是敌人的两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凤门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场面，两人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平素间没有私谊，也就没有来往，属于“敬而远之”，属于“河水不犯井水”，属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泛泛之交，甚至连“泛泛”也谈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尴尬。开封作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厘定的，后周的世宗柴荣是一位英主，气魄很大，志向很远，所以这条北至玄武门，南至朱雀门，再到南薰门，纵贯全城的长街，长而且阔，宽加之广，相当壮观。只是由于黄河多次决口，如今早沉积湮没在城市地底下了。这两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但世事偏是这样蹊跷，你想他俩碰头，也许凑不齐，你想他俩回避，却歪打正着。一是王安石向来不讲究礼仪，轻车简从，信步走来；一是苏东坡刚刚由蜀返京，没带随从，无人招呼。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只好抱拳作揖，寒喧两句，随后，各走各路，扬长而去。
王比苏年纪大，身份高，按理，应该先开口，对他老爹的辞世，表示一点哀悼之意，对他守丧归来，说几句慰问的话，节哀顺变啦，化悲痛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个伟大的人物，从梁启超誉他为三代以下，中国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评儒评法，将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来越伟大了。
可是，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处。伟人要思考大事，关注宏观，自不免忽略细部，疏失碎微。其实，他的同时代人，也说他是一个“好学泥古”，“狷狭少容”的有相当呆气的先生。估计王安石未必会对苏轼的殡丧归来，多么在意，也不会对苏老泉当年与他的芥蒂，抱有成见。此时此刻，除了变法大计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视野之中。虽然，苏洵早年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辨奸论》，很多资料证明系伪托之作，但后人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由此推断，苏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协，而王安石因此对苏氏父子存在抵牾，当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是他们两位宁肯少说一句，决不多待片刻的深层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再没有比在这两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了。
苏洵死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四月，苏轼上书，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伯温的《闻见后录》说，载于《英宗实录》的说法，为“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而载于欧阳修《志》的说法，为“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邵氏认为，所以有此差异，《英宗实录》为王安石撰，他对苏洵、苏轼父子不感冒，故而直书“求赠官”。欧阳修与三苏交往密切，通家情谊，笔下遂有“哀之，特赠”的衍溢之辞。其实，王安石大可不必赤裸裸地、狠呆呆地说得这么白，这么直，来出苏东坡的洋相。苏轼请求英宗恩赐其父一个稍微响亮一点的官位，人子之情，无可厚非。看来，王安石对苏东坡之耿耿在怀，除了政治上的异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间的较量，也是他与苏轼始终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说，苏门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见苏洵的道德文章，学问著作，不但为时人所崇，后世亦颇具影响。但他仕途不顺，多次应进士和茂材试，皆不中，遂绝意功名，自托于学术。这也是中国许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后不甘沉沦的出路。问题在于你找到了自己，你活着的时候，可以倚靠学术成就，从此傲岸于世，不买谁的账；可你死了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儿子，你的家属，就得按传统礼教，世俗常规来办理后事。苏洵终身未第，惟有“试秘书省校书郎”，和“霸州文安县尉”这样官卑位低的衔头，实在拿不出手，上不得台面。中国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于是，苏轼向英宗张嘴，请求给予这点哀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实讲，“光禄寺丞”，算个狗屁？即使实授活着的苏洵，也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散官。何况死后追赠，纯系顺水人情，大家心里明镜似的，大宋王朝别的不多，这种有名无实的官，多如牛毛，谁稀罕？只不过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罢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欠缺一点厚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学史，不管厚如城砖，还是薄如蝉翼，上面记载着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轻史。因为中国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众，胸怀宽广者少，小肚鸡肠者多。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挺能装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谁强谁弱，猴精猴精，无时无刻不在盘算之中。王安石这样写，我们叫现实主义，欧阳修那样写，我们叫浪漫主义，都没有错。话说回来，为苏轼设想，他有非这样行事不可的道理，将其父骸骨从开封运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辗转于江河川汉间，千里之遥，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员的帮助，不知该如何耽搁时日？因此，只有讨了这个“特赠光禄寺丞”的虚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载丧归蜀”的谕旨，他之迟迟未行，就为等这张派司，尽管如此，经水路扶柩回乡的他，还是用了十个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达眉山。
接下来，当然就是安葬；再接下来，当然就是“丁忧”。
封建社会，强调忠孝，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应考，名日“丁忧”。也就是说，苏东坡要守丧三年后方可复职。这种“丁忧”制度，有时会弄得当事人很扫兴，很尴尬。第一，噩耗传来，二话不说，立马辞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颡，寝苫枕块，工作没了，饭碗丢了。第二，守丧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绝官场，远离同僚，顿成一个虽然还顶着乌纱，但已是有名无实的官场植物人。整整三年，该走动的，该联络的，该鞠躬致意的，该磕头烧香的，这些为官必做的基本功，统统放下不练，且不说经济上的损失，守丧以后，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其可能性还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为其积弱不振的原因，你还没有站起来离开这把椅子，就有好些竞争者觊觎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忧”，常常成为官场倾轧的一种手段。
不过，苏轼，是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倒没有太多往这方面想，因为他心里有底。治平二年学士馆试策后，入直史馆，是宋英宗赵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诰”，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韩琦拦住了，认为拔擢过快对年轻干部不利。宋英宗让了一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韩琦还是不同意：“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所以，苏在史馆中，实际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贴身秘书，属于能够出入内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内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别人借丁忧之事来挤兑他。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丧，在原籍又滞留到这年的十月，才动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馆，在别人眼睛里看来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诗词文章，在别人心目中留下的响亮名声，如此一个红人，一个名人，走到哪里，会少了旧雨新知的迎来送往呢？何况苏东坡又特别地爱吃这一套，受用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红大紫的文化名星，到处招摇，骗吃骗喝，快活得不行一样，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处于亢奋状态。再加之粉丝的包围，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队的跟踪，那感觉真是好极了。所以，这次行程，走的是陆路，本想图快一点的，但应接不暇的他，竟“优哉游哉”地逛了四个多月，直逛到熙宁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师汴梁。他的一行车骑，满载着朋友的馈赠，沿途的特产，在其开封寓所南园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计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马上就会告诉他离京三年期间，在首都发生的大事小情。虽然，干头万绪，说来话长，但总结起来，无非四条：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来了，四、马上实行变法。这四大变化，让苏东坡有兜头一棍之感，心底里多少有点发毛。
南宋人李焘，用力四十年，据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着《续资治通鉴长编》。不知为什么，独缺神宗熙宁二年的这一卷。因此，苏轼回到都城，循例请求复职的报告，递上去以后，迟迟不见复文，在此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在元人脱脱主编的《宋史·本传》中：“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么周章。不过，从他一封给友人子明的信中：“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可想而知，苏轼的职务虽然恢复，薪俸如数照领，但三年前那样进出掖庭，奉承圣意，或草诏书，或拟敕令，时刻待诏于英宗陛下的荣幸和特权，随着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这种“优闲”、“懒拙”的牢骚，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远离天颜的闹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