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绍纪事：
1982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保定部队在崔中旺村召开了军民共建文明村的现场会，驻保定部队各级领导到这里听了经验，看了现场。1月10日，保定地委召开由各县负责同志参加的电话会议，要求各县都要大力学习推广崔中旺村军民共建的经验。从此，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便在保定地区普遍展开。
1982年11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军区领导同志余秋里、秦基伟、傅崇碧到新城县崔中旺村视察军民共建情况，听取了村党支部的汇报，看了民兵之家，走访了农户，高度赞扬了军民共建活动，指示要在全军推广。
1983年1月13日一19日驻保定51034部队党委和保定地委联合召开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现场会，交流全区军民共建文明村的经验。全国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北京军区师级单位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崇智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认真学习推广保定地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经验》的报告。会后，由北京军区党委、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向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保定地区军民共建文明村的情况报告……
1983年8月1日总政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保定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展览，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叶剑英、聂荣臻、******等观看了展览，并分别题词留念……
崔中旺村走进众多革命家的视野并引起关注，在20世纪末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对于这些戎马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在晚年能这样齐齐地出现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无疑是用生命去进行最后一次巡视。战争年代过去了，建设的年代来了。然而几多风雨狂，几度霜雪骤，心中的美好图景总被现实涂鸦，使他们只能侧目而视。但这一切终于过去了，他们终于齐齐地出现在军博大厅里，去观看这意义非凡的展览。他们像当年巡视部队那样认真辨认着照片中一张张年轻战士的脸庞，看他们军帽上的五角星怎样在田野的麦浪里闪光，看那些经他们手传下去的战旗怎样在抗洪的激流中翻卷，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会心地笑了。虽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抹朝霞，或者是几片花瓣，但他们都知道，祖国的春天真的就要来了……
看完展览后，挥笔写道：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3年春天，在接到北京军区党委、河北省委、省政府写的保定地区军民共建文明村的情况报告后，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以中办（1983）28号文件加批语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自此，由保定地区掀起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开始走向全国。
采访手记（2）
福建省三明市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梅列盆地。闽江支流——沙溪河穿城而过。三明市下辖九县一市两区。红军时******曾在此作词两首，一首《渔家傲》，写建宁大捷，一首《如梦令.元旦》，其中有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句，写的就是三明属地。
三明在****时属杨州之城，周属七闽，战国时属楚，秦汉时属闽中郡，三国时属建安郡。东晋始为县，日沙村县，明改为沙县。民国时为三元县。因此地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可谓贫穷不堪。有民谣日：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
1956年三元、明溪两县合并，各取冠首一字，故为三明。
**********中，三明并没有躲过浩劫，它呻吟在闽西北那层层叠叠的山林里，满目疮痍。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三明市。他叫袁启彤，三明市新任********。袁启彤走马上任的确切时间是1979年4月，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和他结伴而行的还有新任市长孙贞贵。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命中使然，人们都把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好救救这个城市。
袁启彤上任不久就适逢电影《七品芝麻官》上演。他也是七品芝麻官，他刚刚从临近的永安县调来，在永安县是********，在这里是********，虽然一个是县，一个是市，但论级别，都属县级，都是七品官，于是他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很投入地看人家的七品芝麻官是咋当的。他一连看了两遍，并死死地记住了戏中很经典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因为分量很重，使他不时咀嚼，思来想去觉得七品芝麻官固然是个好官，但毕竟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讲究为人民服务，讲究做人民的公仆，当然不能把思想境界定到为民做主的档次上。于是他就在一次干部会上发表观后感说：我们也算是一堆芝麻官了，我们不求为民去做主，但得求为民去做事。俗话说公鸡要打鸣，母鸡要下蛋，我们这些芝麻官就从老百姓的芝麻事去一件件做……
一天，袁启彤上班时收到三明市一中一位老师转来的一篇作文，作文是一位初中生写的；题为《等车》。该生以很诙谐的笔调叙述他怎样精确地算计他上学的路线，如何调整自己的步速以及他等车时特有的耐心，即使如此，他也很难准时到校。看完这篇学生作文，袁启彤当即批示，请市委、市府负责同志传阅这篇作文。这篇作文来自一个稚嫩的呼喊，领导们都依稀听到了。
领导们说，咱们都改变一下角色，去挤挤公共汽车吧。
于是，他们不再是什么书记和市长，不再是政府官员。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急着上学的学生，想象成赶第一班车去钢厂上班的工人，想象成赶早集卖菜的农民……他们挤在空气浑浊的公共汽车里，彼此能听到对方急促的喘息声。他们听任车内粗野的叫骂，听任拥挤的力量把自己挤压成薄薄的没有分量的照片状。他们一瞬间品尝到了什么叫中国的老百姓，以及老百姓所必须经受的生活磨难。
他们被深深地触动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研究、磋商，当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20多条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道路修好了，接着他们又治理了47条支路，公共交通部门投资117万元，新购客车20部，增开了直达车和通宵车，乘车难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曾几何时，人厕难成了城市病之一。袁启彤他们试着到几个市民密集区的厕所解了几次手，这一试，试出了颇多感慨。有人说，城市说到底是个容器，只是渠道多多，有进者亦有出者。而厕所就是城市的排泄口，在西方国家，厕所就是最好的文明尺度。我们许多人一直弄不明白，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饮食男女们，何以把卫生问修得比厨房还宽大，在许多电影或电视里，选择在卫生间演绎故事的概率何以要比厨房大许多。而这一切都隐含着一个曲折的关于厕所进化的故事。
厕所是一个有关乡村和城市分野的话题。
西方一些国家很早就为厕所问题犯愁了。17世纪末，在德国柏林，市政官特意颁布了二条关于处理秽物的法律，凡是进城来买卖东西的农民，每人都要准备好盛粪的器物，当你事毕之后，你可带着你的物什和钱财还有你自己的粪便回去。
因为城市早已不能承受粪便之累了。
排除城市污水秽物一直是西方人魂牵梦萦的事情。最初他们在房子正中掘一道深槽，然后用水冲刷便溺，但由于经常堵塞，致使室内常常臭气熏天。但这种臭气正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也正由于这身臭气，后来才引发了香水的问世，它由此推动了一项产业的发明。据说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法特的宫中召集一个重要会议时，由于莅1临会议的公侯王爵们着实太多，竞把楼板踩断了，许多达官显贵和皇帝一起掉进了污水池里，饱尝了一通屎尿滋味后才被救起。
即使是法国巴黎也依然臭气熏天。居民们的便壶可以在窗口随便倾倒，楼上的居民仅仅说一声当心水，不等行人躲闪就劈头洒下。成千上万个居民沿街倾倒便壶，成为巴黎一道动人的风景。鳞次栉比的楼群被尿液冲淋得湿漉漉、亮闪闪的，而大街上却弥漫着浓烈的臊臭味，即使再矜持的小姐太太也只得争相掩鼻。著名的罗浮宫也难免其害。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男人有随地小便的癖好，不管有否女人在场，一转身就可放水，因而把个罗浮宫弄得点点滴滴行人尿，宫中无处不是臊，最后弄得法国皇帝不得不出面谕示，告知任何人不得在此便溺，哪知颁布圣谕的当天，就有皇子冲着宫墙做小龙吟，弄得皇帝老儿哭笑不得。
后来，一个管宫廷后勤杂事的大臣安吉维勒伯爵想了一个主意，他请人设计了比一般家庭大得多的厕所草图，并亲自参与修改，亲自监工，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厕所。因没有这方面的工程开支，安吉维勒就想出收费的点子，凡来人厕者每人收费两法郎，因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收费厕所。从这之后，罗浮宫果然干净了许多。再之后，公共厕所的模式渐渐传播开来，西方许多城市争相效仿，最后完全融人到城市文明之中，成为一种标志性的设施。
而城市居民也从中受到启发，经过持续不断的厕所革命，终于进化到今天我们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样式。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化问题。
即使一个普通的公共厕所，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关系到水、电、管道、建筑、管理与维护等问题，而对它的漠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问题。
三明市的公共厕所，无一不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人来时提着裤管踮着脚尖，那模样像是在跳芭蕾舞。三明人戏称一个厕所就是一个芭蕾舞学校，只是它招生不受限制老少皆宜。然而即使这样的厕所也要排队等候。年轻的，踮着脚尖还能坚持，年纪大的就只能听任污水浸泡了。百姓苦，吃又吃不好，拉又拉不得。于是有人骂娘：三明还有没有政府？
袁启彤把市委、市政府的一班人都叫来，在一个小学门口的厕所旁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常委会。
咱们都好好闻闻这臭味吧，是不是不好闻？可是这里的师生闻了10多年！我们应该多到这里闻闻臭味，好清醒清醒我们的头脑……积了多年的臭味像火焰一样炙烤着三明市的领导们。这是一种彻人心脾的臭，是一种复杂深刻的臭，臭味仿佛刀刃一样锋利，使他们立即下定决心：马上改建新厕所！
第二天，袁启彤又来到小学校，见厕所依旧矗立在那里，问一个主管局长，他小声回道：现在人手不够，抽不出人来……袁启彤摆摆手止住了他的话，二话没说就动起手来。
市委的领导们闻讯赶来了。市府的领导们闻讯赶来了。一个城市的人似乎都来了……当实验小学门口重新矗立起窗明几净的新式厕所后，当那些复杂深刻的臭味被引来的沙溪水冲走的时候，被臭味熏得异常清醒的袁启彤们和孙贞贵们却在思考三明市为何走到这步田地，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挡住了干部们的视线，正像《龙江颂》中一句著名的台词：是不是巴掌山挡住了你的视线……
长期以来，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极少有城市意识，更不要说有城市化的概念。他们被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牢牢禁锢着，即使是城市，也要想方设法变成大寨式的城市。以三明市为例，1979年，三明市有20万人口，农业人口占25%；工农业生产总值6亿元，农业只占5%。但是，仅占5%的农业，却使多少干部竞折腰，一天到晚围其打转转，虽然明白挣不了几个钱，但谁都知道抓大寨保险，政治上靠得住。
当时正值全国大搞真理标准讨论，袁启彤就给全体干部出了一个思考题：在三明，农村、城市，何者为大？何者为小？是固守学大寨，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三明市的工作方针？
此题一出，满城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