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和下一章或许有些冗长，你甚至可能会以为是离题万里。
你不妨点上一支烟，泡上一杯茶，沉下心读读。或许，你将由此看到：一个曾拥有辉煌古老文明的民族，这六百年里，却衬着总是天光黯然、铅云低垂的地平线，怎样跌跌撞撞、迟迟疑疑地向今日走来……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国家，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
在太空领域出现之前，这样的进入有两次。一次是由陆地进入海洋，再一次则是由海洋进入天空。
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分散于各自有限的范围。
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历史学家说，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阿姆斯特朗进行比较：前者1492年率领有着三条船、88名船员的船队抵达圣萨尔瓦多，发现了美洲，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开创了星际间彼此来往的局面。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冒险家的推动下，形成了欧洲人或沿着海岸线，或横越大西洋向外寻找资源的潮流，他们一旦通过冒险找到了新资源，就要占为已有。世界随后进入两个多世纪、直至十九世纪初的扩张性殖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人类用武力进行资源配置最疯狂的时期。
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地发展起来。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工场手工业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大市场的需要，大小业主与商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开始技术革命。作为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将往日的辉煌持续太久，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受重创，英国以后便在新潮流中独占鳌头。这个西欧岛国一面在国内从棉纺织业的技术更新开始，逐渐扩展到采掘、冶金、机器制造、运输等行业，一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开拓海外殖民地。
到了1779年，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率英舰队，终于绕过南太平洋迷宫一般的岛屿和暗礁，到达如两片巨大的美丽珊瑚悬浮在海洋上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当英帝国立即将这两块富饶的土地并人自己的版图，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五大洲的百多个殖民地，能够骄傲地称自己为“日不落帝国”了。
从此，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
1500年前后，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过去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性冲突与全球性统一。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新的大陆，1692年9月，102名英国清教徒登上了一艘重180吨、长90英尺的木制帆船——“五月花号”，开始了哥伦布远征式的冒险航行。对于航海来说，这艘有着浪漫名称的船只未免太小，而且，由于形势所迫，他们下海时正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渡洋季节。不过，为了彻底逃脱宗教迫害的魔爪，找回失去的权利和自由，这群饱经折磨的人已经不顾一切了……
欧洲人始终在这一全球历史性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至十九世纪，更以其船坚炮利和股份公司搭建起来的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一个坚忍而又清新的美国，让沉陷于“日不落帝国”往事里的老贵族们日愈感到了身上的风湿痛，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从此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不但是许多西方人，就是在许多东方人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可能是由上帝安排的，它几乎天经地义……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海洋。
冒险家们借助海洋，发现新大陆；火与剑借助海洋，扩张势力范围；商人、传教士借助海洋，交流和传播动植物和商品，在中国，红薯由南洋传人，玉米、花生由美洲传人，还有西瓜、辣椒、西红柿、胡椒……难以计数，同时也传播宗教，传播文化。
海洋是人类社会产生彼此争斗的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物质载体，与此同时，海洋又促使人类走向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彼此包容。
为了借助海洋，人们在寻求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形成并积累进步的行为制度。
当年“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港抛下了锚链后，船上的51名男子集合在船舱里开会誓愿，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并为日后在新大陆上的生存而形成一套契约关系。所谓的“五月花号”精神，成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当今的世界贸易规则，即WTO，本质上也是海洋经济活动规则。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以及为了遵守这个规则实施的协调机构，世界便可能出现近代几个世纪都出现过的海岸线景观：或是壁垒森严，唯有海鸥点点，或是血火冲天，以武力洞开门户……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世界的近代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
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波全球化是从海洋或者海洋的航路上开始的。
在英语中，对“世界”这个词的表述，既可以用world（世界），也可以用seas（海洋）。今天，它更多地氤氲着海洋的气息与色彩——
全球的人口和财富沿水而行，逐水而居，集中在只占地球陆地面积八分之一不到的海岸线附近。全世界有海岸的国家共约111个，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这111个国家的沿海地区，大约聚集着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和占八成的大都市。最典型的是美国，其人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两大都市带上，约42%的人口和87.3%的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均分布在沿海（湖）地区，包括全美最大的七大都市。
由此，我们还可以说，即使五百多年过去，人类社会仍处于海洋文明时代，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更为深刻地受着海洋的浸染与制约。
中国是怎样鹅行鸭步地由陆地进入海洋的呢？
在汉朝时，中国人的想象是：汉朝在天下的中央，东南面是海，北面是沙漠，西面是高山，汉朝的四周住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
首次让国人意识到对世界的认识有错误的是张骞，他出使西域，即现在的中亚等地，与长安的直线距离不过3500公里，为躲避匈奴的阻碍和追击，却在狂沙厚土里走了十二年。此行带回了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和西域各国的民族资料，他在朝廷上汇报说：世界似乎大得没有个尽头！这次出使，才明白天外有天，国外有国。（参见《史记·大宛列传》）
到了唐代，中国人对世界之大，已经有了普遍的感知。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一个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交融的城市。当时长安的二百万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外国人。王维的诗里有一句：“万国衣冠拜冕旒”，即是说有各国的使节、各国臣民生活在这个都市。
在唐朝，“胡”字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如胡椒、胡麻、胡瓜、胡人、胡姬……唐代盛行胡人乐舞，其演乐器中除现存的四弦琵琶，还有觜篥、拍鼓、铜钹等属胡乐系统的乐器。其中，瘠篥是一种簧管乐器，起源于西域龟兹国，大约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是演奏店代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在长安城的西边，据说开有一家门面一定不小、有外国女郎做“三陪”的酒吧，有诗云“笑人胡姬酒肆中”，那意思大约就是我们一起去那里潇洒吧！
在汉唐胸怀中，朝野人士注重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一面，当然是美好的一面。“其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故在一些历史记载中，干脆因为其“有类中国”，而被称之为“大秦”。
成吉思汗是以彪悍的汗血马来丈量世界的。他在欧亚大陆上一路纵横驰骋，策马挥鞭，直抵欧洲黑海岸边，看到了坐落在大海边的一个个明珠般璀璨的国度。由此，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知道了在亚洲之外，世界仍很广阔。
蒙古人在中华大地建立元朝后，着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行海外贸易。民间海外旅行得以蜂起，其中最著名最出色的便是汪大渊。
1330年到1339年，他自己组织资金和航海工具，从泉州出发进行了两次杰出的航海探险，在条件上肯定远不如日后官方派遣或获皇家支持的郑和、哥伦布，其航迹却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在他之前，沿海地区也有不少人做过远航的梦，但终没能力组织起一支可与惊涛骇浪搏击的民间船队。汪大渊舍身抛家做到了，并将出海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共分一百条，所记载和涉及的亚非国家与地区达一百二十余个，均系作者亲历目睹，成为六十余年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西方，《岛夷志略》很早就被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几百年来研究该书的学者，或是以其为砖头敲开硕士博士大门的人，决不在少数。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上的史料价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宋明两朝诸作；而对汪大渊本人，可谓当之无愧的东方的马可·波罗。
恐需指出的是，与真正踏上了东方大地的马可·波罗相比，汪大渊的足迹尚未抵达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印度，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了海西、远西、泰西。但这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已经有了初步认识，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就是从泰西的意大利来的。
顺便说一句，汪大渊不但祖籍南昌，还在南昌生活过好几年。我敢打赌，在当今南昌的大街上拉住二十个行人问，二十个人肯定都知道在此打响了中国革命第一枪的“八一起义”，还有一大半人会知道“超女”、易中天，一小半人会知道文天祥、方志敏，可能说出本民族豪迈走向海洋第一人的这位伟大乡贤，有那么一两个人已是万幸……
明代初年，在中国海洋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面上，先后访问了亚洲、非洲的37个国家。在十五世纪初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和最大的舰队，海船的长度大约150米，宽为60米，其船体之阔显而易见，且船上用的是罗盘，挂的是大帆，史书上描绘它的风姿是“维绡挂席，际天而行。”这支船队多时达数百艘，少者也有五六十艘，每艘船平均可装载四五百人，最大的可容纳近千人。
犹如美丽的彩虹，披沥七彩，横贯天宇，却不能走车水马龙，郑和下“西洋”与七八十年后发现与占领新大陆的哥伦布等人迥然不同，后者身后有着一个民族向外部世界猛冲的推动力——宗教传播、思想骚动、经济扩张、技术进步，更有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以及使牟利得以实现的一个社会和体制结构。
一段时间里，让欧洲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朝中国人如此壮观的远航，为何主要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一个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却不长胡子的宫廷太监而不是由一家或几家股份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多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珍禽异兽，而不满载可以投入国内市场并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明成祖刚驾崩，其子明仁宗下一道圣旨，这支世界上当时最大的船队立马掉头而归，从此成了帝国绝唱……
欧洲人也曾听说，郑和七下“西洋”，可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捕捉已下台的建文皇帝，他是明成祖朱棣的亲侄子，却被叔叔在“靖难之役”中夺了皇权，据说逃亡去了海上，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欧洲人日益坚信，这些非商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显示朱明王朝的强大，宣扬浩荡的皇恩。
这支大舟如山、帆篷接天的船队，带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与丝绸瓷器，七下“西洋”仅白银一项就有七百多万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头人率众先接旨朝拜，郑和再赠送皇帝的赏赐之物，最后才让手下的人与之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贸易只是顺带的副业而已。一切似乎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
船队带回来的，除了珍禽异兽，大量是色彩浓烈却不能填饱肚子、穿在身上的胡椒、苏木、葡萄、石榴、竹艺品。难怪明仁宗一即位便推翻父皇的决定，朝廷已因此而财政不堪重负，后来竟连文武官员们的俸禄也发不出了，只能拿仓库里堆满了的胡椒、苏木折成银子充数，这一景况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其实，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便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即便是似有“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也是两手都硬，一手是派遣郑和轰轰烈烈下“西洋”，另一手是天网恢恢，将东南岛民尽徙内地，严防民众出海经商，以绝倭患骚扰和流窜沿海的前朝倒明势力。明朝的奠基者不过如此见识，后来的守成君臣就更是按既定方针办了。
明朝的法卷中，此类文字多有充斥——
“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片板不许入海”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审之重法”——（见《明太祖实录》）
另一方面，为了羁縻海外国家，又实行了朝贡贸易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准其来中国朝贡，可随带货物进行贸易，但在规模上受到严格限制。明朝，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中，朝廷对朝贡国的回报之厚令人吃惊。宣德八年（1433年），日本进贡随带的货物主要有硫磺22000斤，苏木10600斤，生红铜4300斤，裒刀2把，腰刀3050把；景泰四年（1453年）主要有硫磺364400斤，苏木106000斤、生红铜152000斤，裒刀417把，腰刀9483把。明政府在收购这些货物时，基本是以“怀柔远人”为圭臬。如刀1把，在日本仅值铜钱800—1000文，给的却是5000文，差价为5倍之多。仅景泰四年这一批附带货物，总价值在日本约为2000—2500贯，大明朝则给价高达3万贯，日本贡使从中获利达11倍之多。（[日]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又见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让日本人乐不可支，以为到了聚宝盆国又兼傻子国的还有，除买卖里厚往薄来，赏赐之丰也是铺地泼天。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里，朝廷赏赐各国贡使的丝绸达37555匹，超过全国司府每年额造的一半。（见《明宪宗实录》）
那气概，自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拎得门儿清的呢？
不仅外国人，就是自家人也说中国人复杂、深沉，怎么能不复杂、深沉呢？
打明朝起，国人就处在性格的二重分裂之中了：那份自大自得的气概，却又是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