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科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科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在逃离中来形成反思性的理论起点，由此建立了一套反现代性的理论方法。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一种态度。在他那篇被反复引证的论文《什么是启蒙》中，他指出，现代性经常被刻画为一种时间的不连续的意识：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眩晕的感觉。他以波德莱尔为例，当波德莱尔把现代性定义为“短暂的，飞逝的和偶然的”时，波德莱尔就持这种观点。福科写道：“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得掌握现在的时刻的‘英雄的’方面成为可能。现代性不是一个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感性的现象；它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当然，在福科看来，这种“英雄化”是反讽的，现代性的态度为了将飞逝的时刻保持住或永久化而把它当做神圣的。对于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不是与现时的关系的一种简单形式；它也是必须建立的与自己的关系的一种模式。福科对波德莱尔的分析表明：“现代人不是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他的隐藏的真实的人；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自己的任务。”福科令人惊异地把“启蒙”称之为“敲诈”。在他看来，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则构成对启蒙“敲诈”的拒绝。福科认为，启蒙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分析领域，它是一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我们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事件。一个人必须拒绝一切可能用一种简单化的和权威选择的形式来表述他自己的事情，应该用“辩证的”细微差别来摆脱这种敲诈。因此，福科设想，我们必须对在一定程度上被启蒙历史地决定的我们自己进行分析。
“这样的分析暗示一系列可能精确的历史质询；这些质询将不会往回面向‘合理性的基本内核’，这种内核能够在启蒙中发现、也将保存在任何事件中；他们面向‘必需品的当代限度’，这就是说，面向那些对于建构作为自主的主体的我们自己来说不是或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福科对启蒙的批判并没有全然抛弃“启蒙”，他寻求的反思性质询也必然以启蒙的知识理念为依托，在他所说的，对启蒙的反思意味着回到康德的那种途径，也必然使他的批判性质像康德一样包含着启蒙的信念。福科最后也不得不说，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这个说法同样也意味着以启蒙的“合理性内核”妥协，尽管他对在我们今天，“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这种想法还拿不定主意，但他还是表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我们的限度……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列奥塔（F.Liotard），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列奥塔看来，“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具体地说，也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以及历史哲学。列奥塔分析说，现代知识有三种状况：为使本质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列奥塔认为，现代知识依赖无叙事来建立合法化的话语体系，而那些无话语又明克地援引某种宏大叙事，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等等。这里面显然存在同语反复，理性双方在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知识的创建。他写道：“这是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列奥塔指出，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叙事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大叙事的关照保护。
总而言之，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趋于形成，十八世纪可以视为其形成的明确的时间标志。现代性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也许更重要还在于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在批判的理论家看来，现代性与其说是一项历史工程、成就或可能性，不如说是历史限制和各种问题的堆积。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自我批判而不断建构自身，这使得现代性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持续自我建构的潜力。
二、现代性的内在特征及其中国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进程，它无疑具有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品格，显现为一系列推动和主导历史变革发展的事件和运动，它的物化成就清楚地体现为民族--国家、主权与疆域、工业主义、高度的技术物质文明、经济体制与秩序、行政组织、法律程序等等。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特性似乎更为重要。
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科），还是一种叙事（列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
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启蒙主义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承继来的传统，强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启蒙主义既居于普遍性的理念探寻人性的自我意识的根源，也据此来设计人类社会存在的共同基础。启蒙主义思想家拒绝天意观念，他们更乐意回到人性本身去找到人类理性的依据。作为启蒙主义运动最关键的人物，卢梭信奉自然神论，但卢梭由此深入到人的内心需要中去，依据人的良知和真实情感而发现普遍的善，自律的自由也就具有了人类共通的德性。在启蒙思想中，普遍理念最全面深刻的阐释者当然是康德。在康德的思想中，自由就是服从道德律令，因为道德律令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理性自身的命令。更重要的在于，理性是普遍适用的，真正理性的主体的行动，都是依照被理解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和理性。所有符合人的本性的事物或行动，也就顺应了普遍律令，因而也就是自由的。康德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具有革命性，正如查尔斯·泰勒在《自我认同的根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似乎提供了一个纯粹自我活动的前景，在那里我的行为不是由仅仅被赋予的本性（包括内在本性）因素确定的，而最终是由作为理性法则阐释者的我的主体性确定的。”。
这就是现代性思想的本源所在，普遍性法则不是外在的，不是实证性的历史、传统或自然法则，而是根源于人本身，是在人的自主性的确立中达成的，因而普遍性与人的自由完全统一。对于康德来说，道德所表征的普遍善，也不能在人类理性之外的地方发现，它是人对自身的内在性的领悟才得以产生。因此，普遍正义的原则也就是人对理性的认识，也就是按普遍准则行事，并且把所有的理性存在物作为目的来看待的决定。康德关于普遍性的观念，直接影响了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普遍性准则给现代性思想提示了行动的根基，人类的实践和思想活动，都因此统一在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上。自由、平等以及普遍的正义，启蒙主义探求的理念，不是意指着人性，或人的行动后果的可能性，而是人的活动先验存在的依据和要基。因此，在普遍性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反思活动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同时，也保证着对现代性创立的那些准则的持续推演、质疑和检讨。
“反思性”可以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特征。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目的、意图和方式引导下展开实践活动，它总是与活动过程及其事物构成特殊的联系方式，这就使所有的活动具有反思性的特征。正如吉登斯使用“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一概念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这并不是特别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的涵义，尽管它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要基础。吉登斯指出，“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很显然，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时期之后，社会实践的速率和频度变换过快，各种知识体系、学科的相继建立，实践与知识总是处在不断检验与改造的关系结构中，这就是对现代社会“反思”的根本依据。过去，人们总是认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追新求异，吉登斯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他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现代性的反思性也就是不断地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说到底，现代性就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知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可检验的过程中。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带有更强的现代性特质，“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参与到现代性的建构中去的话，没有那些概念、经验性的描述，以及这些观念、概念和经验性结论的常识化和普遍化，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生活形态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现代性的反思性尤为突出，它当然也导致了知识的更新速度和范围，促使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在现代性反思诸多思维特征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批判性。如此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在前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批判性依据特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以此来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总是奇怪地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它的社会理想也不只是单纯地朝前看。现代性反思传统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怀着对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眷恋，带着美化传统的想象来批判现实。卢梭以及整个浪漫派的哲学和文学都是以回归传统对抗工业主义来表达批判性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自己批判自己的态度，是一种反对自身的反思趋向。如果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思想运动，当然其中始终包含着正面建构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理念，但那种批判性反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它的自我更生的生命力也就极为有限。
当然，并不是说批判性就为现代性的发展提示了正确的历史轨迹，只是说批判性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和平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批判性反思既是一种最有活力的现代性思想，同时也有可能对历史实践产生强有力的反作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与现代性的思想方案和批判哲学相关。例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现代性最有力的反思性批判理论，它对人类历史产生的作用是空前绝后的。现代社会变革受到理论思想的影响的如此之深，这表明现代社会实践与反思性的理论构成的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批判性体现着现代性思想活动超越性的和激进的特征，它蕴含着知识精英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烈愿望。现代性思想总是伴随强烈的危机感与变革意识，始终对现实不满，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化，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在其激进的顶点当然诉诸于社会革命。“批判的武器”终究不如“武器的批判”更彻底，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发生的暴力革命，虽然不能说是现代性激进理论的直接产物--社会变革的根源终究是在历史实践的综合关系结构中才得以形成的--但它所起到的推动和激化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
事实上，现代性的起源就是一种断裂。它的持续推演、它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发展变异，也标志着断裂。断裂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机制，以至于吉登斯把它看做现代性最重要的特性。尽管吉登斯承认“断裂”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主题之一。但吉登斯认为他理解的“断裂”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一种特殊的断裂。在他看来，“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吉登斯在分辩那种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时指出：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这种变迁速度渗透进社会所有领域，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的范围上。这种变迁推延到全球的各个层面。第三，断裂是现代制度固有的特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秩序不能简单地从过去的历史时期里找到。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城市就是最鲜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