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看我的书。圈圈已经翻完了全部的孙悟空，身子在小板凳上扭起了麻花。我知道这时候我不能搭理他，只要我问一句话，他会接茬提出一百个要求。还好，他刚刚坐在板凳上吃烧饼时，落了不少烧饼屑在地上，香喷喷的饼屑很快招来大队勤劳的蚂蚁，它们一路相互招呼着，急急忙忙地奔涌过来，开始一场搬运食物的浩大工程。小得像一颗芝麻粒的碎屑，一只蚂蚁能够不费事地驮在背上，腿脚飞快地挪动着走。大一点的，绿豆大，或者指甲盖那么大，会有十几二十只蚂蚁聚拢来，齐心合力地扛在肩膀上。它们互相之间没有司令，也没有纠察队，可是分工得非常明确，合作得也十分默契。圈圈被他脚下的蚂蚁们吸引了，暂时地忘记了“回家”这码事，全神贯注介入到蚂蚁搬家中。
圈圈要按自己的想法给蚂蚁分派工作。他拣了一根小树棍，先是打落掉它们背上的食物，让它们张惶地转了一个大圈后，重新聚拢到一起，推的推，扛的扛，争分夺秒地把到手的食物往它们的洞穴里搬。可是圈圈这家伙就是手作痒，看不得人家的秩序井然，他非要制造出混乱不可。他把树枝迎头拦截在蚂蚁的去路上，让它们背负着重物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行走，你推我挤，蹒跚转圈，越聚越多，结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疙瘩团儿。还不罢休，小东西索性站起来，当众掏出他的******，哗哗地撒了一泡热尿，存心要来个“水淹三国”。
可是他的兴致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大队的蚂蚁被他的热尿驱赶，冲散，淹得七零八落，他也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走到我身边，揪我的衣袖，要求我回家。
“再等一会儿，最后一本书看完。”我跟他商量。
“回家。”
“十分钟好不好？钱都交了嘛。”
“要回家。”
“要回你回！”我凶起脸。“路上碰到抹花子，把你拐走卖钱，活该！”
他喉咙里发出吭吭的、类似于母鸡打鸣的声音。我的头发开始发麻。这样的声音一出来，预示着下面哭声即将登场。而且不会是哭几声拉倒，是没完没了，漫漫无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哭！你哭！哭死才好！”我咬牙切齿，抢在他的前头给他一个警告。
他果然被吓住了，嘴角一撇一撇地看着我，心里在飞快地作着打算：哭还是不哭。
就在这时候，靠在树干上的那个人——我已经决定叫他猫眼叔叔——朝我这边转过头，笑了一笑，像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事先约定一样，忽然把嘴巴一撮，响亮地吹出一声口哨。
他吹得非常动听，不是像我外婆哄小孩子撒尿一样，也不是像人家呼唤鸡鸭猫狗一样，而是清亮婉啭，起落自如，仿佛他嘴巴真的含着一枚哨子，他拨动舌尖就能够任意发出声响。
这一声口哨把圈圈引过去了，他忘了回家的念头，转动脑袋，四面八方地寻找声音来源。
猫眼叔叔又来了一声，这回学的是鸟叫，布谷还是黄雀什么的。
圈圈看见了他，不由自主地放开我的衣袖，一脸惊奇地朝他走过去。
猫眼叔叔吹了一曲“我是一个兵”。他一边吹，一边对圈圈摇晃着脑袋，做出种种夸张的表情。偶尔他也朝我瞄上一眼，好像是说，看你的书吧，你弟弟交给我了。
圈圈是个自来熟，从来都不知道害怕陌生人，他一走到猫眼叔叔跟前，马上提出他的要求：“吹我家的表叔。”
“我家的表叔”是现代革命京剧《红灯剧》中最让孩子喜欢的一段，每天每天收音机里都会播放，圈圈和我都耳熟能详。
猫眼叔叔果然就吹了“我家的表叔”。把京剧唱腔用口哨声吹出来很不容易，圈圈的要求真是难为了人家。圈圈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一眨不眨地盯着猫眼叔叔的嘴唇，一心一意要弄明白叔叔的嘴巴里是不是含了什么东西。叔叔吹完之后，他大概又提了什么要求，我看见叔叔夸张地把嘴巴张得好大，给圈圈看他的口腔。然后圈圈就“咯儿咯儿”地傻笑。然后叔叔跟圈圈一起笑。他们两个人很快凑成一对，又是拍手又是碰鼻子，玩得不亦乐乎。
我抓紧时间，一目十行地看完了最后一本小人书《李闯王》。我只看画面和画面上用斜线引出去的人物对话，没有来得及细看下面的文字脚本，所以李闯王的队伍究竟是被清兵还是被明朝皇帝打败的，我根本稀里糊涂。
圈圈临走时恋恋不舍，跟猫眼叔叔招手说：“我明天再来。”
可我知道我们明天不会来。我不可能每天拿到两分钱来看小人书。
隔了一天，外婆带我和圈圈到医院里看我妈妈。
妈妈住在妇产科的一间大病房里，房间里闹哄哄的，每张病床前都挤满了产妇的家人和亲戚朋友。据说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不能吹风着凉，所以那房间门窗紧闭，空气里混杂了汗酸味，奶腥味，还有鸡汤鱼汤猪肝汤的鲜香味。有乡下人来看产妇，带来了活蹦乱跳的鸡，人忙着跟产妇说话，鸡就拴着脚腿扔在床底下任其扑腾，拉出了一滩臭哄哄的稀屎。
我们跟在外婆身后小心翼翼走进病房。生性好动的圈圈大概被医院里的一片白色吓住了，那天的表现格外乖巧和文静。我看见妈妈坐在房间最里面靠近窗户的床上，身后垫了两个枕头和她自己的棉袄、大衣，刚出生的婴儿被她安详地抱在怀里。我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到婴儿，圈圈出生时的模样我肯定也见到过，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了。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婴儿，我的妹妹，她长得这么的小，简直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猫。她的皮肤红得像被滚水烫熟了一样，表层浮着细细的茸毛，让我想到结在树上的毛桃子。她眼睛紧闭，眼皮鼓出来，鼻孔小得像两粒黄豆，嘴巴抿进去，几乎看不见嘴唇。她的头发倒是乌黑，厚厚的一簇，很可笑地竖在头顶，而且撮成了宝塔尖的形状。几年之后我在课堂上学到“怒发冲冠”这个词，不由自主地就想到我妹妹出生时的头发。
原来婴儿这么丑。画报上的娃娃总是胖乎乎，白嫩嫩，笑嘻嘻，很可爱的样子，原来那都是假的，哄人的，实际上刚生下来的婴儿是剥皮猫，红通通皱巴巴，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走过来的脚步声惊动了婴儿，我看见她的小小的身体忽然一哆嗦，打了个寒噤一样。然后她开始皱眉，咧嘴，眼睛似睁非睁，嗓子里有猫叫一样的声音发出来，给我的感觉是拼命啼哭的前奏。妈妈低头看了看她，又抬头对我们歉意地一笑，把婴儿从怀里挪开一点，飞快地解衣扣，也不管旁边的床位上是不是有人，拖出一个肥肥的****，准确地揣进婴儿口中。
我简直不敢相信，婴儿抿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张小嘴巴，张开后居然能够裹住那么饱满的一个****。可能是奶汁流淌得过于汹涌，她一时来不及吞咽，嘴边一圈很快漫出雪白黏稠的奶汁，而且越漫越多，眼看着就要淹没她的鼻孔。妈妈抽出枕边早已准备好的一条毛巾，利索地往胸口掖了掖，把溢奶擦尽。我听到馋嘴的圈圈在旁边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妈妈大概也听见了，笑眯眯地对圈圈招招手，应该是喊他过去也吸上几口。圈圈却不好意思起来，脸一红，躲到了外婆身后。
外婆带来了红枣桂元汤，不是下奶的，是给妈妈补元气的。外婆说，我妈妈每生一个孩子，就要送掉半条命。我算了一算，觉得她的话有明显错误，如果生一个孩子送半条命的话，我妈生了三个孩子，总共要送掉一条半的命。可是一个人明明只有一条命啊。
外婆拿出一个汤碗，把红枣汤倒出来，用嘴巴吹着，好让它快点凉下来。婴儿这时候已经吃饱了奶，外婆就手接过，横在自己膝盖上，打开包被，检查尿布是不是要换。
“你喝汤。”外婆对我妈说。“别管两个大的，他们喝过了。”
“不对，我没有喝。”圈圈立刻纠正。
“你个小精猴儿！”外婆笑着骂他。
妈妈也笑，用瓷汤匙捞出碗里的一颗胖乎乎的红枣，送进圈圈伸过去的嘴巴中。
外婆下令：“行了，一人就尝一颗。”
我很自觉地走开去，一颗也不尝。圈圈还小，他不懂事，我不能跟着不懂事。
妈妈说：“小米有哥哥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心里很受用。
妈妈又说：“小米能不能帮妈妈做一件事呢？”
圈圈馋了一回嘴，有点惭愧，抢着表态：“我来做！”
妈妈说：“你不行，哥哥才行。”
我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我妈让我上刀山，我也会眼睛不眨地爬上去。
妈妈轻言慢语：“其实呢，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就是应该去告诉你爸爸一声，他有了一个女儿。爸爸一直想要个女孩子的。”
我在家里找我的铁环。昨天我明明把铁环靠在房门后面的，现在不见了。每次我单独出门办事，比如打酱油，比如拿着日用品票去杂货店买一块肥皂，或者凭豆制品票排队买半斤粉丝，我必须带上两样东西中的一样：或者乒乓球拍，或者铁环。我一边走，一边用球拍颠着球，再不然就是把铁环滚得哗啦啦响，我心里就觉得这一趟是出门玩的，不是专门替家里办事的，情绪上会比较放松，见了那些凶神恶煞牛皮哄哄的售货员也不那么紧张。
现在我要去关押我爸爸的牛棚，心里就不光是紧张了，是害怕，铁环就更加不可或缺。
可是铁环死活找不着。一定是圈圈藏了起来。他认为我不该既拥有乒乓球拍又拥有铁环，两样宝贝应该分给他一样。问题是给了他他也不会玩。他颠球，至多颠两个，第三个准保飞到拍子外面去。滚铁环，铁环不往前走，原地扭秧歌，扭成麻花状，最后扑通躺倒。学会玩耍不是容易的事，既要有天赋，还要有经验，圈圈他根本不懂这一点。
我找到圈圈，和颜悦色地诱导他：“如果你帮我找到铁环，我送你一样东西。”
“真的？”他停止用树棍和泥巴，抬头看我：“不准骗人。”
“骗你是小狗。你想要什么？”
他想了想。“陪我下工兵棋。”
这个小东西狡猾得很，他知道我没有钱买任何东西，所以提出的要求很现实。
“好，”我说，“我会陪你下三盘。”
他四脚趴地，癞蛤蟆一样地爬到外婆床底下，把铁环和铁钩子拖出来。“下工兵棋。你不准骗人。”他重复。
我们家里是泥巴地，床底下很潮湿，只一天功夫，铁环上已经沁出点点锈斑。我赶快拿出砂石打磨那些锈，否则的话，铁环滚动起来会涩在钩子上，手感有瑕疵。
圈圈站在旁边，一眼不眨地看着我。铁环上锈是他的错，可是我半句都没有责怪他，这让他心里很惊奇。他奔出去拿来了他的洗脸毛巾，要给我擦手。我没有擦。铁锈沾上毛巾，黄颜色怎么都洗不掉，还得妈妈花钱买新的，这是浪费。
我抓着擦拭一新的铁环出了门。我的铁环是外婆从家里用旧的木桶上扒下来给我的，大小轻重都合适，滚动起来流畅而滑润，铁钩子抓在手里，只需蜻蜓点水般扶着，你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用力，在驱动铁环向前。我们班上同学的铁环都不如我。齐小如的那个是铜的，看起来金光灿灿，可是重量太大，滚动得费劲。李志的那个被人砸扁过，怎么都撑不到原先的那么圆，滚起来重心偏移，咯噔咯噔地响。赵卫星更逗，他找来的铁环有他半人高，那么大个家伙不容易控制，你要往东它偏就往西，看起来威风，实际上狼狈。我在试过所有同学的铁环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我一路滚着铁环，往城南小学走。小学停课后，暂时地被征做牛棚，我爸爸就被关在那里。我妈告诉我，牛棚也是分级别的，不是按职务分，是按每个人的“罪行”大小分。我爸参加的只是“三青团”，国民党的一个外围学生组织，属轻微的历史问题，所以关在城南小学。如果一个人有“叛徒”和“特务”的嫌疑，那是重罪，那人就倒霉了，不光是关押地点隐蔽，也许这辈子放出来的可能性都很小。
我没有走大门。大门有红卫兵站岗，有人靠近，他们会端一根带梭标头的红樱枪凶凶地喝住，检查身份，弄不好逮进去一块儿批斗。我知道关我爸爸的教室在学校操场后面，窗户是朝着一片菜地开的，窗户上临时钉了木栅栏，只要搬一摞砖头踩上去，可以隔着栅栏跟我爸爸说话。
巧得很，我的脑袋一探进窗口，就看见我爸爸正在伏案写作。教室里总共有十来张床位，可是都空着，只留了我爸一个人。我低声地喊他，他抬头看见是我，很高兴，马上起身过来。
“爸，”我说，“怎么你一个人？”
我爸耸耸肩：“轮流进审问室，还没轮着我。”他用嘴努努桌上的纸笔，“让我写材料，交待问题。这是第十七遍交待。”
我佩服我爸，他的头脑总是清晰，能够记得住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
“你妈怎么样？圈圈呢？”
我告诉他，妈妈生了一个妹妹，外婆每天去医院送鱼汤和红枣汤。他一仰头，哈哈地笑起来，一边用右手的拳头猛击左手的掌心，仿佛是他自己做了这件了不起的事。
“小家伙，说说，你妹妹漂亮不漂亮？”他走近窗口，同样地用两只手抓住栅栏，俯身向我。
“这个嘛，”我说，“我看不懂什么叫漂亮。”接着我安慰他：“她大概长大了就会漂亮了。”
“滑头啊，小米！”他又一次笑得前仰后合。
我看得出来，他此时的心情非常愉快，关牛棚这事没有给他带来阴影。也许因为进牛棚的人太多了，前后看看，左右看看，大家的命运彼此相同，于是就心平气和，得过且过。
他开始问我的功课：毛笔字写了几张？二年级课本的算术题做了多少？他曾经要求我每天写一篇日记，做到没有？他说小米你不能只想写着玩，学校停课，你就必须自学，不能在最好的读书时间荒废了自己，不管时代变成什么样，他不相信知识会没有用处。
他从窗户里伸出一只手，开玩笑一样地捏了捏我的脸颊：“要做一个计划，在这一年当中，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好的，我会做。”我说。
“帮帮你妈妈，分担她的责任，因为你现在是大哥哥。”
“也要订计划吗？”
“计划算了，你只要在心里时时想着就行。”
“爸爸放心。”
“现在你走吧，别让人看见你。”
我离开窗户，已经回头走了几步，爸爸忽然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谢谢你把这个喜讯告诉爸爸。”
我返身，再次对他招手。他也把一只手伸出来对我挥舞：“跟你妈妈说，让她照顾好自己，我很快会回家。”
我不知道爸爸嘴里的“很快”会是多久，也许他是在宽慰妈妈。有的时候，大人们为了他们爱的那个人，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