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好酬亦高
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县(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韩愈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日“文”，故又称韩文公。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亦佳。为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丽文风，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且身体力行之，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在当时名气颇大，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名气大当然文章稿酬也高。韩愈于元和十二年(817)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叛乱之后，奉宪宗诏谕撰写了着名的《平淮西碑》。
笔力浑厚雄健，唐宪宗很满意，把石刻本赐给了韩宏，韩宏便送了五百匹绢给韩愈作为报酬。又有一次，韩愈给死去的王用写碑文颂辞，王用的儿子给韩愈送去了昂贵的鞍马和白玉带、黄金等物。韩的一位熟人刘义从中拿走了几斤金子，并说：“这是吹捧坟墓中的人而得到的报酬，不如送给我刘某人作寿礼更好。”韩愈没有阻止他。韩愈去世后，以《陋室铭》和“竹枝词”闻名于世的作家刘禹锡为他写的祭文中说，“一宇之价，辇金如山”，意思是说，你韩公一个字的价格，就能载运金钱堆积如山。
所谓“一字千金”，“字敌金山”，极言韩愈的文章好获酬也高。顺便提及的是，前面说到的那篇《平淮西碑》，虽然获酬甚高，却也惹出了麻烦。该文系受皇命作碑记功，旨在张扬唐皇声威，歌颂宪宗武功，表彰平藩诸臣；而于主帅裴度，颂词尤多。因此引起先人淮西擒获藩主的李想不满，通过其妻唐安公主向皇上讼诉碑文不实，宪宗只好诏令磨平韩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勒石刊刻。然韩、段二碑，其文采辞章才华殊异，差别颇大。北宋时苏轼曾作《临江小驿》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注：韩愈又称“韩吏部”)。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苏东坡的褒韩贬段虽然尖刻，却是有眼光、有见地的行家之语。韩愈《平淮西碑》虽已成断碣残碑，但其文古朴酣畅淋漓，具雄健奔放之势，故终难湮灭其光芒而留传后世。这样看来，该文是完全值得起当初的“高酬”的，由此可见韩愈确是“才高八斗文无价”，时人酬以重金他是当之无愧的。
白居易重情轻财
唐代文学史上有“元白”之称，所指便是诗人元稹和自居易。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属河南)人，唐穆宗时曾宫至宰相。他的诗流畅激越，擅长讽喻，时称“元和体”。
自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曾任翰林学士、刑部尚书。他的诗作多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为时人争相传诵。“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元白”之称既代表了唐代文学史上一种诗才齐名、诗风相近的现象，又记录着这两位唐代诗人相互酬咏、交往密切的深笃情意。当时他俩的相互酬唱有三十韵、五十韵以至一百韵的，都被江南士人所传诵，流传至京师，间里巷陌普遍传唱，至为感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共同倡导并推进的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即是上续《诗经》和《汉乐府诗》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自拟新题的方式写作乐府诗。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元稹则为“副帅”。他们二人的亲密合作和诸多实践，不仅开一代诗风，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使他们的友谊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比白居易早逝。他在生前就将题写墓碑之事托付给白居易。元稹死后，白居易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碑文以示悼念。对此，元稹的家人欲付给他相当丰厚的润笔费，包括车马、绫绢、银鞍、玉带等相当于“七十万之巨”的厚酬。
还同时送来他家的一批奴婢。元家坚持要送，白居易坚决不收，如此往返多次。自居易诚恳地说：“我和元微之乃生死之交，写碑文是朋友的临终托付，也是对交情最好的挚友的信任。我想起平日和微之的深厚交情，怎么能收下这些礼物和酬金呢？”最后由于元家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将奴婢退还，将所送的巨额润笔费捐助给当时正待修建的香山寺，并作《修香山寺记》叙其始末，于文末特意说明：施舍给香山寺的这些财帛，其利益功德，应当归于元微之。通过这件事，可看出白居易对友情的看重；同时，一篇墓志碑文而以七十万为谢，亦可见唐人润笔之巨。此外，将奴婢作为“润笔”的一部分，见于记载的，尚属首次，亦堪称奇事也。
皇甫浞按字论价索高酬
皇甫浞(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唐穆宗时进士，后官至工部郎中，曾从师韩愈，学习古文。他是一位个性独特的文人，自信而恃才傲物，嗜酒而喜欢酒后为文。他的文章奇僻隐奥，尤善碑文。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韩愈，在垂老病危之际也曾专门写信给他：“我死后能彰显我之生平而让我不至于随世湮灭者，非你(指皇甫浞)莫属啊！”皇甫浞遵其遗嘱，撰写了《韩文公墓志铭》和《韩愈神道碑》二文，受到世人的称道，韩愈的儿子曾给他送去丰厚的报酬。由此可见皇甫浞撰写碑文名气之大。当时流行的碑文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如前所述，是为死者撰写的墓碑或墓志铭；另一类是为新修佛寺或道观撰写的“功德碑”，这类文字一般都要请时贤名士、文章高手撰写，故润笔报酬亦高。当时皇甫浞供职于曾任宰相的裴度门下，当一名判官。裴度修福先寺，欲请人撰文为碑。其时自居易名气很大，裴度想请远在外地的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浞听说此事，大为不满，认为裴度瞧不起他，于是递上辞呈耿直而言：
“裴公既然舍近而求远，只知道白居易而不相信我皇甫浞，那就让我从现在起就辞职吧！”裴度只好改变了主意，转而请他撰写碑文。皇甫浞叫人备了好酒，于畅饮酣醉之际，洋洋洒洒，挥笔立就。文成之后，裴度觉得满意，赠送他许多车马和绢帛作为润笔。没料到皇甫浞却嫌润笔太少，很气愤地说：“我是不轻易为人作碑的。这篇碑文总共三千字，我的文章应当按‘一字三缣’计酬，即一个字该值三匹细绢，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的润笔？”裴度暗笑：“真是个旷达不羁的文人啊！”赶快陪着笑脸又增送了五千匹绸绢的润笔。这很有点像今天稿酬的“以(千)字计酬”法。而皇甫浞的“脾气”，与现时一些颇有个性和才气的作家按质论价、索要优酬何其相似乃尔！
雅士重名节，高酬难动心
虽然求人作文付给润笔酬劳已成惯例，获酬者亦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该得的钱物；然而，有一些文人却仍然在为别人作文、写碑之后，对请托者所赠财帛辞谢不受，体现了高人雅士的君子之风。唐时柳砒是知名的书法家，他不轻易取人钱财，而是常常“义务”为他人写碑文。他从御史大夫贬为泸州刺史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他给自己书写“德政碑”碑文，并备以厚礼作为润笔。柳王对他说：“如果赠送给我财物作酬谢，我就不能答应你的请求。”顾彦晖只好免“礼”而称谢。还有一类文人，严守德行，讲究气节，不轻易下笔，尤其不肯违心地为他人撰写(或书写)谀颂之辞；哪怕你付给很高的润笔，不该写的，他就是坚决不写。唐人韦贯之，历仕唐德、顺、宪、穆宗四朝，官至宰相，以忠诚而“严身律下”着称。《旧唐书》称誉他“生平未尝馈遗，故家无羡(余)财”。裴均的儿子拿一万匹缣(细绢)作为润笔，请韦贯之为其父撰写墓志铭，韦贯之觉得裴均无德政可写，便断然拒绝道：“我宁肯饿死，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润笔。堂堂韦某，岂能写这样的文章么！”唐穆宗时，萧俯任宰相。“俯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且“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旧唐书《萧俯传》)当时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亡故后，穆宗下诏书，要萧俯作《神道碑》颂其功德。按当时惯例，奉诏作碑文将得到(润笔)厚赏。
萧俯上疏婉拒日：“王士真政绩平平，何况这篇文章将涉及到他的儿子，士真之子王承宗就不仅是平庸的问题，他子承父职后曾对朝廷有反叛行为，后因宪宗平定淮西之乱后，迫于朝廷威慑他才不得不归顺。如要我秉笔直书，则没法为他(父子俩)撰写溢美之辞。何况，文成之后，皇上会按惯例给我重金奖赏，我若拒绝，会违拗了皇上的好意；我若接受，则又有违我平生的志向。所以，此文我还是不写为好。”唐穆宗表示理解，于是取消了要他写《神道碑》的诏令。
蔡襄得欧阳修润笔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自然畅达，为世人所崇，史称“欧阳文忠公”。他在《归田录》中记载了他为书法家蔡襄付润笔的趣事。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着名书法家，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工楷、行、草书。正书端丽沉着，行书浑厚秀美，草书淳淡婉丽。欧阳修当时所作《集古录自序》，由蔡襄书写刻石，欧阳修感到很满意，称“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他想重重地酬谢蔡襄，但又想，作为朋友交情，送银钱蔡襄未必肯收，且难以免俗；他知道蔡襄有两大特长，一是工书法，二是善品茶，润笔最好能与此相关，既能投蔡襄之所好，又能脱俗，体现一定的品位。他便精心挑选了几件礼物作为润笔：一是书法家珍爱的鼠须笔，配上精制典雅的铜绿笔格；二是名贵的龙井茶，配上罐装的惠山泉。蔡襄得此润笔，开怀大笑，认为清高脱俗，典雅得体，又正中下怀，遂欣然受之。过了一个多月，有人送给欧阳修“清泉香饼”一筐。乍听好像是可食之物，其实不然。清泉是地名(产地)；香饼是一种石炭，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焚香读书”或“焚香泼墨”(写字)乃是文人一大雅趣。蔡襄听说欧阳公近得此物，十分羡慕，便惋叹道：“可惜香饼送迟了，使我的润笔少了这一种绝佳之物！”欧阳修听了暗暗好笑，觉得老朋友虽不爱钱，却对焚香、品茶、挥毫的“三宝”得其二(茶、笔)而缺其一(香饼)深为遗憾，实在“求全”得太过分，也“贪婪”得太有趣了。
司马光获“御批”稿酬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着名政治家、史学家。他力辅四朝，官至宰相；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史学上却是个卓有建树的创新开拓型人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撰写了编年体通史巨着《资治通鉴》，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司马光接受编史任务之后，蛰居洛阳达十九年之久。他和写作班子的助手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及至该书编成，他已齿发脱落，垂垂老矣，仅一年多之后便去世了。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博而要，简而周”地记载了十二个朝代、贯穿l362年兴衰治乱的史实。这一部煌煌巨着，与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一起，堪称史界双璧，将永远辉耀于中华史坛。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该书告竣之后，司马光向神宗皇帝上《进书表》，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呈请皇帝披阅省览。宋神宗不仅“钦赐”了书名，还亲自为该书作序。可惜神宗未能阅毕，于次年三月去世。哲宗皇帝继位之后，下达了《奖谕诏书》，赞誉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还说是“省阅以还，良深嘉叹”！(“自从省阅以来，确实深为嘉许赞叹！”)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诏书的最后，宋哲宗特地亲自开列“润笔”奖项：“今赐卿银两、绢帛、对衣、腰带、鞍辔马”；还详细地开列了清单目录，嘱其“到库便可领取”。(“具如别录，至可领也”--见《奖谕诏书》。)这一笔数目不菲的金银财物，是“最高”上方从国库中专门拨出、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十九年辛勤劳作所发给的“一次性”润笔奖赏，也可以称作“御批”稿酬。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学着作是不朽的，他所付出的工作量和辛劳度也是空前的。据史载，为了抓紧时间，防止睡觉过头，他专门请人用圆木制了一个枕头，起名“警枕”，当睡觉翻身时圆木滚落于地，他便立刻惊醒起身，继续着书。司马光编书认真、细致，连书稿也誊写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他和助手们誊写的《通鉴》草稿在洛阳城堆满了两间房子，有人翻阅了其中数百卷，竞未发现一个潦草的字迹。可见他们用力之勤、功夫之深、费时之多。由是观之，“御批”稿酬虽然丰厚，然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所付出的巨大的精神劳动以及《通鉴》的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于这一笔“润笔”费，则是完全当之无愧的。苏东坡与“换羊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蜀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皇帝的“侍读”。后因讥议王安石新法，被贬为杭州通判。一生中多次遭贬，仕途不畅，然而却应了“文章憎命达”(杜甫语)之说，诗极妙境，文臻佳绝。他具有卓越的艺术天才，诗、词、文、赋、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精湛的造诣，被公认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宋代书法界，苏东坡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前承唐风而又不拘成法，突破古人的樊篱，开创了风格独特的“苏体”，不管是平淡冲和、典雅秀润，还是雄奇跌宕、酣畅淋漓，都自有一种神韵贯串其中。所以，时人将东坡书法誉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陆维钊《书法述要》)其作品倍受世人珍爱。但苏东坡生性潇洒，并不看重润笔钱财，而是常常兴之所至，即写即送。故时人说他“于书画亦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其真迹者，重于珠玉。”(宋·王阚之《渑水燕谈录》)有个叫韩宗儒的文人，认识苏东坡，知道苏东坡的字是能换取钱财的。但他生性饕餮，很喜欢吃羊肉，便与苏东坡通信，每弄到一张有苏东坡笔迹的便函，便拿到殿帅姚麟许那儿换十几斤羊肉。对此事，苏东坡一时还蒙在鼓里。有一天，苏东坡的朋友兼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将此事讲给他听，并和他开玩笑说：“昔时有晋人王羲之以字换鹅，称‘换鹅书’，如今先生的字可以叫做‘换羊书’罗！”东坡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敞怀大笑。有一天，苏东坡在翰林院，奉旨撰写文稿，正忙得不可开交，韩宗儒则一日之内写了几封信来，想求东坡写一回函，而且让人在门外等着取回信。东坡暗忖：想必此人嘴馋了又没羊肉吃了。他生性幽默风趣，喜与人玩笑、戏谑，便笑着叫差役去打发来人：“请传我的话，本官今日断屠！”意思是本官今日没工夫写字，看来你今天没法拿到“换羊书”，羊肉是吃不成了！像韩宗儒这样的人，不识东坡墨宝“重于珠玉”的价值，却拿去换羊肉，一般人都会为之生气。但东坡却不然，在他眼中，“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东坡对其弟苏辙语)，故以宽阔的心胸，诙谐的语言对之，“点”到为止，却不以恶语伤人。由此可见苏东坡的大家风范以及性情中善良宽厚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