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见字如面”的年代，远在他乡的人们的感情交流、信息传达都是通过书信。打长途电话和拍电报，只有在紧急情况才不得不使用的联系办法。当年的知青，是把写信当成最主要的精神生活的。无论文化高低，哪个知青不写信！每当收工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爬在炕头，铺一张白纸，此刻他们的快乐和苦恼、幸福和痛苦、思念和向往都涌上心头，流泻纸上，只觉得情长纸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们远方的亲人在盼着他们的信啊！也许比“家书”更珍贵的还有“情书”。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咫尺天涯，没有眉目传情和肌肤之亲，书信是表达爱情惟一的形式。
有这么一对老知青，原来是同学，后来是恋人，再后来是夫妻，他们在1968年到1977年间靠通信保持着联系，交流着思想，发展着感情。现在他们要把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437封书信结集出版，这是他们的两地书，也是他们的十年情。
我是从哈尔滨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热心的徐总编为我提供了这对夫妇的电话，我约好要去采访，他却先登门造访了――带着他们的书信和故事。没想到我们是同年生同届学，还是没见过面的文友――哈尔滨学院中文系教授崔积宝。说起他和夫人李桂茹的爱情也颇有戏剧性。他是哈尔滨8中老高三的学生，小李是这个学校初二的学生。他们相识于1967年的****中，那时在“从头越”战斗队的小李到“只争朝夕”战斗队来借油印机，崔积宝热心帮忙，他发现这个小女孩儿，不仅长得精神，还刻一手好字。后来家住道外南十二道街的小李，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碰到家住北九道街的老崔。他记得她总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绿条绒上衣，她记得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意思。他借给她一本何香凝题名的《秋谨集》，到她家取书，正赶上卸拌子，他帮着干了一下午。小李的父母特别喜欢这个热情的小伙子。
第二年的11月，他们都到兵团下乡了，崔积宝到了到了35团，李桂茹到了39团，虽然都在虎林――当年王震将军率领转业官兵建设的农场，却只能通过书信联系。这样，他们的“两地书”开始了，当然是崔积宝先写的，不过不能直接寄给小李，而是先寄到哈尔滨的李家，再由家里转给39团的李桂茹。这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想让人发现她和男同学通信。因为团政委已经在全团的广播大会上说过：“你们小小的年纪不能谈恋爱，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边疆！”小李是个要强的姑娘，她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闲话。然而爱情会像植物一样自然的生长，是压抑不住的。有了爱情必然要表达，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小李给老崔的信是可以直接寄给他的，他不怕别人的议论，这方面他更勇敢。我看到了小李1968年1２月２5日写给老崔的信，全信的第一句是：“首先让我们身在边疆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信的开头是：“崔积宝同学：你好！你现在一定在紧张而愉快地战斗吧！”最后一句是：“今后，让我们共同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上奋勇前进吧！”信的中间介绍他们连队反****运动和他们正进行的排水、伐木和打石头的劳动，还列了一张他们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上２1点熄灯的作息时间表。我以为这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书信是有文物价值的。
为了每封信的安全到达，崔积宝颇费心机又不辞劳苦。那是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年代，私信被人拆看或被上交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崔每次都要从新建的边远连队走上十几里，把信直接投到当地邮局的绿邮筒才能放心，因大雨如注被浇成落汤鸡的事儿多次发生。一次在风雪迷蒙的“大烟炮”中迷了路，差一点没被冻死在荒原里！老崔回忆说，那时的日子都是在对她的每封信的期盼中熬过的。在地头休息时，他躺在地上对着蓝天发呆。“寒雁只衔芦，何曾解寄书。”“雁来书不到，人静重门悄，一阵落花风，云山千万重。”那时他才真正体味了这些诗句。
然而好事多磨，他们的“两地书”却因为一件事中断了！思家心切的崔积宝决定1970年5月要回哈探家，可革命热情正高涨的李桂茹不想因探家耽误工作，那时她已当上了班长。老崔为小李的父母出了主意：给她发一封电报，说家里有急事，连队肯定给假！就这样在崔积宝回到哈尔滨几天后，小李拿着电报急匆匆地赶回来了。当她知道这是她所尊敬的老同学崔积宝制造的“骗局”，大为恼火！她气得两条小撅撅辫儿朝上了天，不管崔积宝怎样解释和检讨，她都不谅解。几天以后她就回团了，再也没给老崔写信！也许她要响应领导的号召集中精力工作，也许她感觉她的这位老同学不够阳光，不够进步！
这时老崔没有放弃对她的爱，他更爱她的单纯、真诚！然而他给她的信，泥牛入海无消息。他把对她的爱埋在心底，投身到建新点的艰苦劳动中，他时常仰望天空等待鸿雁传书。“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这首黄遵宪的《今别离》就是当时崔积宝的心情。
1971年5月，老崔终于等来了李桂茹的来信：“首先检查我自己，当时的态度和一系列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我希望我们还能恢复和保持以前的那种正常的通信联系。”这正是崔积宝求之不得的，他马上给小李回了信，表达他对友谊的渴望，倾诉了他一年中默默等待的心情。他们又恢复了老同学间的通信关系，不过他注意到了她的来信中把“崔积宝同学”的“崔”和“同学”三个字去掉了。老崔说，那个时代的爱情就是这么循序渐进。慢慢积累的爱情如根系很深的大树，是经得起大风大雨的。
197２年，他们相约一起在哈尔滨过春节。老崔和小李先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亲人的怀抱中。亲情中滋生着爱情。书信中他们千言万语，可见了面却都红着脸不知说什么好。勇敢的崔积宝一夜无眠，给小李写了封信，那信上只有一句话：“亲爱的桂茹，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在他们就要结束假期返回兵团的前二天，老崔终于盼来小李交给他的信，那上面也只有一句话：“积宝，我是永远属于你的！”看完信，老崔激动地要求要和小李握手，她脸红了，但没有拒绝，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的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两天后，小李先走，老崔到车站送她，又提出再握一次手，小李笑着说，算了，我不习惯！几天后，老崔也回团了，他们的“两地书”更热烈更经常了。从此信上的称呼都加了“亲爱的”了，信的最后又加上了“吻你”的字样。这是他们继“握手”之后的新目标。年轻的读者可能觉得这爱情的节奏太慢了。可老崔觉得这样的节奏才韵味无穷。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
1973年夏天，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大学生了。老崔和小李的爱情又面临着考验。那时老崔所在的连队推荐了他，但领导不愿意放走他这个连队骨干。不过也答应，如果他的女朋友推荐了，也让他走。老崔急着给39团的小李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被推荐？正好昨天晚上和小李要好的副指导员告诉她，根据群众的推荐，又因为她工作特别好，领导已经决定推荐她上大学。遗憾的是，这个电话被人偷听了，有人发难了：为什么还没有公布就提前告诉她，还约定和男朋友一起走，她入学动机不纯！结果，小李又下来了。而35团那一面，老崔因为对象被推荐了受到了照顾――他上了鸡西矿务局的师范学校。虽然学校并不理想，但总算是上了大学。来自39团小李落选的消息让老崔后悔莫及，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小李写信，让她坚定信心等待明年的机会。然而不幸接踵而至，第二年，小李没有过连里群众推荐这一关；第三年，连里这一关过了，到团里被挤下来了；第四年，连里、团里的关都过了，在师里被挤下来！
四年，对一个年青人是多么漫长的日子，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这四年里李桂茹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彻底的绝望了！她决定自己承担痛苦，不能拖累崔积宝了。1976年11月２２日，她在信中向老崔宣布：“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吧！”“是你，使我感受到爱情的温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必须正视它。希望你不要想不开，尽快在你的学校里选择一个志同道合，你所满意的人。在此我预祝你永远幸福！”11月２7日，崔积宝收到小李的信，马上回信：“拆见你２２日信，心如刀绞，我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跑到邮局，我怕你等信，写了电文‘你２２日信大错，我极痛心，请等信’拍出，想已收到了吧！”接着他在信中批评小李的错误的决定和对自己感情的伤害。1２月1日，李桂茹来信说：“看到了你的信和电报，我知道你难过痛心，生我的气，我后悔这封信不该发出，太伤你的心了，我愿意接受你的责备。但是，你信中有些话是冤枉我的，要知道，我那封信实在是违心的！我深深了解你那颗赤诚的心，我也知道你是深深地爱我的，我又怎能没有你呢！可是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我们的结合为什么这么难？难道是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吗！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呀！”这封滴满泪水的信，现在看着还让人心酸得动容！
还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1976年的1２月，老崔和小李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小李被招工回哈。她先给老崔发了电报：“已定２9日回哈”。崔积宝在这张电报上写下：“今日见电报，几欲仰天笑。八载抑郁郁，一下豁然了。”有情人终成眷属。1977年7月，老崔和小李结婚。第二年底，老崔也从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调回哈尔滨4中当老师。这之后他们的两地书不必写了，可人生的故事还在继续下去。小李分配到省电力局所属的送变电公司工作，当过油工、保管员，30多岁时开始学打字，后来被调到省电力局史志办当编辑。老崔又到哈师大先读了两年本科又接着读了两年古代文学的研究生，现在哈尔滨学院工作。1978年他们已经有了儿子，生活十分艰辛，做一锅二米饭，全家吃几天，为了省钱，中午，上学的老崔总是回家吃饭，骑在自行车上，饿得全身都在颤抖。如果没有老岳父每月补助5元钱，到月底他们都揭不开锅！
苦难已经成为昨天，在享受幸福的今天，不敢遗忘昨天。老崔夫妇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出版他们的“两地书”。“那是两个生命在十年间的历练，两个灵魂在十年中的物化。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心灵深处的话语，那么多灵与肉的悸动与震撼。”老崔还对我说起马克思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他们未来的书起了个名：《个人的时代历史――一对老知青的437封两地书》。
我问到了他们的儿子崔常丰――那个在武汉大学读完法律学士，又在香港大学读完法律硕士，现在香港的一家律师所工作的小伙子。他颇有“乃父之风”，在学府书店买书时和一个也是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美丽女生一见钟情，今年他们已经结婚去香港定居了。在网络时代，他们大概不会写那么多“两地书”，当然也就不会有十年苦恋的痛苦了。
他们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