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学校能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不仅仅是学校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制问题。好的社会体制可以使奴才变成人才，不好的社会体制只能使人才变成奴才。所以要走出学校看学校，才能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国民创新体系的第一个毁灭性打击：假学历假文凭泛滥
回答“钱学森之问”（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为奴才披上人才的外衣，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提供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假学历假文凭本身严重扭曲了人类知识价值体系与文明价值体系，假学历假文凭产业链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是催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机制的土壤，由三流运动员自己当裁判员的机制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破坏正常的晋升制度，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造成我国博士、教授全世界最多而原创理论、核心技术全世界最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造成我国本土学者迄今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之一。教育产业化不断冲击师德底线、学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社会工程。
对国民创新体系的第二个毁灭性打击：学术产业化
回答“钱学森之问”（二）——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的背后是继教育产业化之后的学术产业化。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流行的做法充分证明，继教育产业化之后学术也逐步产业化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异化的教育、学术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著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著泡沫化的结果是助长抄袭之风、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论文产业化与专著产业化可以为我国GDP增长作贡献因而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默许与扶持，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就是在“一切领域归GDP”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对国民创新体系的第三个毁灭性打击：全民学外语制度
回答“钱学森之问”（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
改革开放30年来强制性的全民外语学习与考试制度给国人造成的智力与精神的损害，不亚于鸦片的泛滥；其给中国人造成的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程度，不亚于任何一次外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给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八国联军对颐和园的洗劫。强制性的全民外语学习与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抵消了改革开放给人带来的创造力的解放。如果能像禁止传销一样禁止国人学外语，十年内中国就会出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
对国民创新体系的第四个毁灭性打击：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
回答“钱学森之问”（四）——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要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的“哥白尼革命”
“钱学森问题”之解（一）——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要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二）：学术著作靠什么检验
“钱学森问题”之解（二）——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专著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公平竞争与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道德、阳光透明的“显规则”。而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教育、学术产业是教育、学术的异化，靠钱铺路的学术专著与论文根本没有社会价值，更不具备审美原则。真正的学术著作都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都能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很好卖；以“曲高和寡”为由卖不出去的“学术著作”，那种剪刀加浆糊形成的内容枯燥、形式单调、缺乏原创性的所谓“学术著作”，即使付费出版，除了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互相吹捧、自得其乐、取得课题经费与职称以外，不会被社会所真正认可。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三）：必须赋予体制外的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
“钱学森问题”之解（三）——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