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艺术的“边缘精神”
现代艺术运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现在，人们试图用“现代艺术”这个概念来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串通起来都感到力不从心。这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战争、经济动荡、吸毒、同性恋、暴力、太空飞船、试管婴儿、文化革命……然而，人们的观念到底发生多大的变化是值得怀疑的，并且，人类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是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样令人疑虑。
现代艺术曾经那么富有活力，那样凶狠疯狂，向生活冲撞而来，向社会公开挑战。然而，当年作为社会、作为人类生存的抗议书的现代艺术作品，现在被挂在那些高雅的博物馆里作为“审美对象”，或是挂在某个舒适的客厅里作为财富的证明。还有谁记起现代艺术经受过的磨难，付出的代价呢？安德烈·萨尔蒙在一首献给毕加索的诗里写道：
你记得吗？帕布洛？……在生活的边界上在艺术的边缘，在生活的边缘火刑复活。
在生活的边缘，现代艺术被排除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外，正因为如此，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生活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且作出反抗。现代艺术家都是一些精神异常、个性倔强的天才，实际的生活有如火刑，令他们焦灼不安而又激动不已，他们唯有铤而走险，去寻找艺术上的出路，艺术成为他们精神复活的自由王国。然而，也正由于艺术转而成了自我生存拯救的一种确证，每一个激进的艺术行为便都是对当时正统艺术的叛逆，毕加索直到1935年还在说：“对于我来说，一幅画乃是破坏的结果。”毕加索在蓝色时期用阴冷的色调画下那些把教堂门廊当成故乡的残废者、流浪汉、没有乳汁的母亲们、百年的乌鸦、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祈祷。荣格对此作出的精神分析诊断是：“下地狱的象征”，“丑和恶的魔鬼般的魅力”。在《格尔尼卡》里，毕加索最有力地完成了对生活的畸形和极为可怖的反常的艺术表现。同样的，卡夫卡这个与犹太社会决裂的犹太人，这个似乎不知来自何方，没有归属，甚至也许无处可去的人，狂热地希望在人类的土地上扎根。卡夫卡自己说“没有一秒钟安宁”，他时刻都在忍受着焦虑和孤独，他被排除在一切社团之外，因而信仰世界超越的需要所经历的最悲剧性的最个人的形式永久吸引着他。确实，在现代艺术家的心里总是激荡着一种对抗现代文明、摆脱社会秩序的激情。他们无视传统、目无规范，他们宁可冒着被社会抛弃的风险，也要去践踏现存的各种道德观念，以此来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毋庸多言，现代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循规蹈矩的，没有一个不是扮演与社会对抗的“斗牛士”的角色；当然，没有一个“斗牛士”不是在公众的喝彩声中被社会这头老公牛掀翻在地的。--这就是现代艺术家与社会现实不相容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
这种“不相容关系”表明了什么意义呢？现代艺术家要么自愿、要么被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生活的边缘、艺术的边缘。他们与社会既定的秩序规范格格不入，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相对抗，与社会确定的文化精神相冲突。总之，他们不被社会接纳，也不愿被社会接纳。正是“边缘”确定了他们的生存态度和艺术方式，也恰恰是在“边缘”他们才找到生存的地带。于是，“边缘文化”构成了现代艺术生长的精神环境，“边缘地带”划下了现代艺术国度存在的地平线，“边缘精神”确定了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核。
当然，现代艺术家的生态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如果用普通人或正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多半都是精神有缺陷的人，至少性格有些乖戾。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使用某种“正常”、“合理”的标准尺度的话，他们的那种“缺陷”、“乖戾”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独具的生存意志，他们独具的敏锐。正是他们独具的激进才强烈地刺激着我们僵死的“常规”生活，猛烈地震撼着我们麻木的神经。他们如此执着，忍受着磨难和屈辱，站在生活的边缘呐喊，企图唤醒世人沉睡的魂灵。尽管他们经常显得有些粗暴、有些偏激，但是这与芸芸众生表现出来的冷漠，乃至无情的迫害相比，我们依然要承认他们的勇气、正义和崇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的新思想、新经验、新感觉都是现代艺术带来的。现代艺术和现代的新思想是在极大的程度上饱尝了公众的狭隘、保守、刻毒的心理摧残之后，才在现代生活中扎下了根。而我们称之为“现代生活”的东西，要是剔除掉现代艺术带来的经验，它还会剩下什么，是值得怀疑的。荒诞派戏剧刚刚上演时给人们的精神造成的混乱无异于一场地震，在一部分人看来艺术的末日已经来临。到了70年代，罗伯·吉尔曼不无伤感地说：“这一运动，这一流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伟大的遐想事业，它那蓬勃的气势和丰硕的气概，已消失殆尽。”
现代艺术当然不只是通过作品来表达这种对抗的，现代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精神”更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行为(艺术的和生活的)来表达的。现代艺术发展到后来，艺术作品越来越不像“作品”，而更像一连串行动终止时的一个句号。行为渗透了作品，作品过程化、行为化了。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早就为现代艺术的那种“边缘性”所预示。
现代艺术家处在生活的边缘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的艺术与行为原则同格的关系。现代艺术的活力与艺术家的行为方式是相互渗透的，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艺术形式，而艺术作品只是这种行为的延续。说到底，整个现代艺术是把艺术作品拉到了与生活同一平面上，艺术不再是作为某种高于生活的反映形式，而就是生活的实际部分。当然，现代艺术的这种观念，开始是朦胧模糊的，是不自觉的，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才成为明确的艺术意识。早期唯美派的艺术风格与他们颓废的生活作风相互渗透。一方面，他们以放浪形骸的生活习性与公众对抗；另一方面，他们以崭新的艺术形式与社会的审美趣味对立。当然，唯美派追求“精美的”形式，他们把浪漫派的主观感觉进一步夸大，浪漫派的情绪意向，在他们这里变成对外部世界的视觉改造。显然，在这里，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反动意义与他们生活行为的叛逆意义达到统一，但是作品的“艺术性”依然是在美学规范的意义上来肯定的(只不过“规范”发生了相应变化)。在印象派那里，作品是被“艺术地”制作出来的，新的艺术法则不过是再次强调了艺术家的主体性而已。塞尚还在寻求一个“焦点”，把视觉同选定的这个焦点联系起来，结果就获得一种“抽象”，一个再现得不完整的视域，一个把焦点上的物体有秩序有连贯地聚集起来的“圆锥体”。现在看来，印象派的艺术观念已经非常古旧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印象派带来的冲击是强大的，把这种冲击仅仅归结为艺术表现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印象派画家活着的时候就一直为征服艺术评论和公众的趣味而努力，而他们理解的“征服”是更为独特的感觉和激烈的个性。塞尚、高更和凡·高都下了决心，确认他们所需要的是离群索居，唯有在狐独中发展他们的天才与趋向进步。事实上他们增强了与公众的敌意，离社会越来越远。他们为社会接受是后来的事情，而在当时，他们的行为与作品结合在一起，与社会是完全敌对的。
达达派使艺术家与公众的敌对成为艺术的一项主要活动。达达主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恰好迎合了让战争调动起来的疯狂劲，这是艺术家与政治家在人类的疯狂性上开展的一场竞赛。达达主义放肆鲁莽，恣意玩弄艺术、政治和纸娃娃。达达主义对战争和政治有其针对性，但是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它是现代艺术一直酝酿的精神情绪的恶作剧的总爆发。经过后期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旋涡派、表现主义派、构成主义派，现代艺术已经饱含了愤懑和狂热，它唯有采取行动才能有力并且有效地反抗和抗议。达达派开掘了新的主题：机器、残杀、摩天楼、尿斗、纵欲的狂欢，然而人们对达达派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而取得如此微弱的成就感到惋惜。达达派死了，随着整个艺术的宗教一同死去。
二、边缘精神萎缩：后现代艺术的平面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商品化的形式渗透了文化和艺术领城，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艺术与实际的生活组合在一起，成为生活的偶然行为，艺术家也无须扮演流浪汉、赌徒、酒鬼、精神病患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艺术家的实际生存“主体化”了，因而“边缘精神”萎缩成与社会对立的观念。当代的艺术家一方面在享受着现代文明提供的物质生活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又警觉着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虚假的进步。也许人们会说，当代的艺术家和大学教授一样，在吃饱喝足之后站出来抨击社会，伪状可掬。而人们回眸历史，看看二十世纪初期那些艺术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才有资格轻视公众、抗议社会--这才是令人感动的真实。不管怎么说，在当代一体化的、单向度的社会里，有部分思想家和艺术家对现时代的生活保持观念的超越，毕竟是有意义的。当然，在后现代主义艺术那里，“边缘精神”仅仅只有“观念”的意义。艺术仅仅是当代人的肉体和精神栖息的一个暂时的场所，艺术与生活的对抗和冲突，艺术对生活的抗议和挑战，已经没有那种激情、那种疯狂、那种渴望，因而也就没有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虽然“边缘精神”在后现代主义艺术那里萎缩成一种观念，但是后现代主义却加强了艺术与生活的“原则同格”。早期现代派的作品一直寻求一个“深度模式”，象征派的作品就有一个深度性的象征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异于此在的彼岸世界，一个超验性的世界。就是抽象画派也在寻找无意识的深层结构，艾略特的《荒原》表达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记忆，这种“记忆”事实上一直在康定斯基、蒙特里安、马蒂斯乃至毕加索的画里显灵。后来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算是把这种“集体无意识”彻底挖掘了一遍。然而，后现代主义拆除了“深度模式”，艺术不管是以一种形式、方式或是作品存在，它只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被嵌进生活，它既不说明解释生活，也不摆脱生活。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舍弃了所有的隐喻和象征，彼埃罗·曼左尼致力于用越来越低级的材料制作白色平面，他要把“平面”从一切意义和象征主义中解放出来。理查德·汉密尔顿列举了流行艺术(后现代艺术)的特点如下：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浮华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沃霍尔作为一个故意使人莫测高深的后现代艺术家，他把世界名人、电影明星、电椅、花束、美钞、竞赛场上的骚动、“蒙娜·丽莎”的摄影，处理成为现代偶像。他声称，“绘画就是事实，这就够了”。劳格把平涂的画面与刺目的三度空间的物体“结合”起来，后现代艺术追求艺术的日常化、平面化，生活与艺术偶然而奇妙地组合或渗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