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无疑是当代中国历史极为妩媚灿烂的年份，这一年将有几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载入史册。然而，1997年的文学界却在奇怪地顾影自怜，它甚至设想利用“文本批评”这块飞地度过这段非凡岁月。中国文学界已经没有当年的聪明伶俐，却徒剩下识时务的乖巧。轰轰烈烈的历史已与文学无关，荒芜已久的象牙之塔也许不失为暂时的栖息地。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已经没有多高的期望，只要它知趣待在一边，自怨自艾，自虐自恋，自做自受，它就算为这个平静富足的时代有所贡献。
然而，如果把“文本批评”文本，英文：text，也可译为本文，有关“文本”概念的阐释，可参阅拙着《本文的审美结构》，文艺新学科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理解为是在玩弄咬文嚼字的语言游戏，或者理解为是在逃避现实那就错了，至少有些片面。相比较那些奋不顾身投入主潮的宏伟叙事；或是针砭时事指桑骂槐的惊人之语，“文本批评”确实显得平和得多。它有能工巧匠的聪慧缜密，缺乏思想家的纵横恢阔。但是，“文本批评”却从来就是应对现实的一种策略，它以一种姿态、一种专业技巧来表达与社会的特殊关联。文本批评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本土传统批评的精髓是“微言大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显然不欣赏繁琐啰唆的细读方法。“文本批评”也是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它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英美的“新批评”。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新批评”建立在英语文学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门学科这个前提基础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像“新批评”这种标榜“纯文学”观念，不厌其烦进行文本细读的批评流派，其实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狂热的文学激进主义。
英语文学之能够成为高等学府一门学科，进入牛津、剑桥而一度凌驾于各门学科之上这种看法是《细绎》杂志极力鼓吹的观念。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一书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剑桥大学选修英语文学的人，很快就明白：英语不仅仅是许多学科中的一种，而且还是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律、自然科学、政治学、哲学、历史等等。《细绎》派坚持认为其他学科的地位必须由文学这个学科来评定。文学与其说是一门学术性专业，不如说是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探索。文学的重要性在二三十年代的英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21年，亨利·纽波尔特爵士，这个狂热鼓吹侵略的二流诗人，写下那个时期关于教育的最有影响的政府工作报告《英国的英语教学》。维多利亚时代把英国文学列为文职官员考试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在于更加有效地展开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主要得力于宗教衰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背上走向兴盛的--它反映了一个自我意识已经严重动摇，心灵已经由于它所经历的恐怖而留下了无法消除的伤痕的英国统治阶级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特里·伊格尔顿对此说道：“文学既是一种安慰，同时也是再一次的肯定；在这个大家熟悉的领域里，英国人将重新组合起来，去对历史的噩梦进行探索，同时也设法寻找避免这一噩梦重演的某种新途径。”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中文版参见**************，1987年版第38页。既然英语文学如此重要，那么研究文学当然也就是经国之大业了。1932年利维斯夫妇出版了一份名为《细绎》（Scrutiny）的评论季刊。这份刊物一方面坚持以道德问题和社会生活本质为英语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坚持把文学研究当作一门严整的学科来对待。《细绎》派强调必须把重点放在严谨的评论分析上，集中在“行文的字句上”。如果认为这二者自相矛盾那就错了，事实上，对于《细绎》派来说，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进行的重要探索，与警戒社会的精神生活庸俗化趋势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语言质量是这个社会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志：“一个社会一旦不再重视文学，也就等于是致命地自绝于曾经创造并保持了人类文明精华的推动力。”
很显然，文本细读原则一开始就以特殊的方式与社会的精神道德问题密切相关。1915年，T·S·艾略特到达伦敦，这个破落的美国南方贵族的后裔，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文学正是他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后领地，这个在精神上已经被剥夺继承权的现代派诗人，参与了一项后来被夸大为“本世纪可能发生的最宏伟的文化帝国主义大业”参见格雷厄姆·马丁主编《艾略特全貌》，一书的导言，英文版，伦敦，1970年。“新批评”一般被认为是艾略特、理查兹等诸多批评家作品的集大成者。其中大约还包括利维斯、燕卜荪、约翰·克劳·兰塞姆、克林思·布鲁克斯、W·K·威姆塞特、R·P·布莱克穆尔、门罗·比尔兹里、艾伦·泰特等等。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生活于经济落后、观念保守的美国南方农业地区。这些人对北方工业主义持敌视态度，热衷于农业派的右翼政治活动。“新批评”和《细绎》派一样，不过是一群精神失落的处于守势的老派知识分子。激进的现代文学理论运动，一直就背靠着保守复古的社会理想，如果仔细辨析将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思潮不过是恢复的浪漫主义的现代翻版，它们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他们梦想恢复的天堂就是中世纪的田园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卢梭无疑是他们的至圣先师。当年伏尔泰不无刻薄地说，阅读卢梭的着作，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四只脚走路。现代文学理论在鼓动人们进入语词的神奇国度的同时，也在怂恿人们敌视现代文明。“新批评”试图以一整套纯粹文学的法则来抵御现代工业主义的硬科学，对一个技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提供人道主义的补充或替代，然而其结果如何呢？“它本身也正以它自己的方法再次制造一个这样的社会”（特里·伊格尔顿语）。
由此可见，纯粹文学的法则，在它产生的初始阶段就没有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不过是以一种它所想象的特殊方式来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在“新批评”之后，结构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问世事，它的主要哲学论断--一切社会现实最终可看成是迄今未发觉的共同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有效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从那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理论中转移出来。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像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他们严肃认真的表情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洗礼而显得莫测高深。然而，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这一事实说明，它的思想库里并不是只堆积着一些冷冰冰的结构之类的陈年旧货。更具体地说，存在主义神话随着战后知识分子对苏联信仰的动摇而走向破灭。1952年至1956年，萨特一边在宣扬人道主义，一边对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保持沉默，这使知识分子对他的存在主义理论产生怀疑。1955年列维-斯特劳斯的自传体着作《苦闷的热带丛林》出版，1958年他出版《结构人类学》，由此改变了法国社会思想。对此，斯图尔特·休斯说道：“绝望年代的法国社会思想从历史学开始而以人类学结束。”--“结束”一说或许夸大，结构主义不过为法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外找到一条出路。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构主义方法与社会思想脱节。事实上，大部分的结构主义大师出自法国共产党，阿尔都塞1965年发表《保卫马克思》，他和罗杰·伽洛蒂一直是法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并且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也许复杂繁琐的方法掩盖了结构主义实质上是****保守主义这个事实，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构造的离奇古怪而又完整缜密的思想体系，深刻有力地影响了五六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作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批评大师，罗朗·巴特的地位举足轻重，不管如何高度评价这位文本批评的超级大师都不为过。巴特的学术生涯难以定位，早年是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后来是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并且作为一个文本批判论者贯穿于始终。这个人最大的本事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词与意义拉扯在一起，并创造词和意义去为文本和他认为隐含于这些文本后面的东西添油加醋。巴特一生的学术工作在两极展开：他可以构造严谨缜密的理论体系，同时热衷于阐释个别作品，并有惊人的洞见。巴特一度狂热追踪萨特，但随着存在主义的破产和社会政治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淡化，巴特更倾向于纪德式的恬淡平静。这个人一生都在鼓吹文学的形式主义，并且身体力行。他的早期的代表作《写作的零度》（1953）试图阐明文学语言的历史条件，也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尖锐挑战。巴特指出，一切语言都为人们以前归之于它的意义所限制，而且它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之中，因而总是蕴涵着对社会现实的种种假定。《论拉辛》（1963）显示了巴特激进的形式主义立场，引起法国索邦大学学院派权威R·皮卡尔的愤怒，皮卡尔的小册子《新批评还是新骗术》展开对巴特的猛烈攻击，这场“批评家论争事件”给1964年的法国知识界带来热闹。皮卡尔标榜好的批评家应该“博学、清晰、谦虚、真诚”，但皮卡尔的小册子却充满了对巴特的恶毒的人身攻击，指责巴特一类的新批评这里的“新批评”是专就巴特的批评风格而言，不是指英美的“新批评”派。“无知、晦涩、狂妄、虚伪……”巴特则认为正统学院派所宣称的一门关于文学的“元科学”并不成立，试图确立唯一的方法去获取文学的文本意义的做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这场论争最终以学院派败北而罢休。
然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巴特的这种形式主义批评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五月风暴”之后，****阵营分崩离析，知识分子普遍转向更深奥的文学活动，巴特本人也着手创造一种理论，把“理论家”解放出来，并使文学批评多样化。七十年代，巴特的文本解读更加玄奥。他这个时期最精彩的批评论着可能应推《S/Z》（1970）。对巴尔扎克的一篇中篇小说（《萨拉西纳》）的读解，巴特居然写出一本书，这不能不说是文本批评史上的惊人之举。巴特说，他的这本书是“创造性地”听取了这个文本的内在声音才写出来的。这类能激发阅读灵感的文本为“作者性文本”：这样的一种作者性文本，允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鼓励人们立足于某种无意识，去接受表演，“为能指所迷”，从而“企图勾画出写作的立体空间并把文本从内部的编年中拉出来，重新回到神话时代”巴特：《S/Z》，英文本，第15-16页。巴特的研究者戴维森在解释巴特的文本批评方法时指出：“从注意巴特所做的四件事去着手理解巴特的批判理论：（一）他把文学放在语言总背景下，而不是放在事物的关系和思想的关联中；（二）他特别把文学与语言的不及物用法和象征用法等同起来；（三）他赋予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对这个作品提出一个意义，而不是指出‘唯一’意义，并说明当他提出这一种意义时，其他的意义就被发现是与他的意义相对立的，而且一切意义都可以被更换；（四）他把文学批评结合在一个框架里，这个框架包括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对一个作品的敏感天赋，也就是对于复义语言的阅读与研究，是一种文学的科学。”戴维森：《巴特的批判理论》，英文版，第374页。
可以说巴特是一个贯穿了几个时期、几种流派的人物，他的融会贯通和随心所欲，使他兼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双重色彩。事实上，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后结构主义就有所作为。1977年，巴特经福科推荐，入选法兰西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在就职讲演中，巴特深情提到了他对福科的尊敬以及他在思想上与后者的联系。尽管巴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文本批评家的巴特永远具有启示意义。他把自己定位在“站在一切其他话语交汇点上的观望者”，这个未曾被现代性灾难折磨过的文学圣谕者，真正具有一种后悲剧时代的感觉。“他把现前的文学时代称作是‘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女士慨叹道：“能够说出这种语句的作家真是幸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