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他们来了。事前我让政府办主任准备一点水果，我说要会见两位残疾人朋友。年轻主任一听客人是那一对子，即发怔，好一会儿，小心翼翼请示说，要不要让机关保卫，或者让公安局派两个警察到这里，有所防备？该主任那天跟我到过现场，看过柳树挥棒打人的场面，显然心有余悸，怕齐代县长也来领教一回，讨柳树一棒。因为腿脚不便，该瘸子格外身手不凡，舞棒手势特别灵巧，令人过目难忘。
我说不必，别怕。这是政府大楼，不是船民街小巷。环境不一样，他不会乱来。现在也不是那个时候，情况变了。
我就这样在自己的办公室独自会见我的两位残疾人朋友，也算勇敢。一个来月时间过去了，我注意到蔡小霞气色好了很多，不是那天抬出黑屋子时那种死人模样。她的眼睛明亮清澈，让我无法跟盲人联想。她穿了件新衣服，尽管她不一定能够感觉新旧衣服有多少区别。柳树跟在她后边，一瘸一拐进了我的办公室。小伙子也穿了件新衣服，打份得像是新郎官上丈母娘家做客似的。他的一头乱发已经理短，脸色依然苍白，眼光有些乱，手部动作相当神经质，基本不说话，略显无精打采。
她在替柳树求情。她是说柳树伤害她是意外，他不是故意的。她的意思还包括柳树伤害他人是情急之下丧失理智，不是有意行为。瘸子在盲女感情中的地位，当初她在县政府大门外用手背抹眼泪时，我就有极深刻印象。客观地说，柳树伤害其妻肯定不是故意的，伤害他人就不一定，从他在我的轿车车头上打出一道凹痕那次起，我就感觉这人身上有一股敌意，没由来，却存在，可能出自失意落魄者的心理扭曲。这人拄着拐杖，跟着他的妻子一瘸一拐走进我的办公室，敌意并未消失，它藏在他的新衣服里，如一头野兽在他的肩头挣扎耸动，我能感觉出来。他身上那件新衣服只表明蔡小霞的一番苦心，盲女希望我们知道柳树已经醒悟，听话，愿意合作，他不会再胡闹了。我相信柳树之所以强压其暴烈之性，同意蔡小霞把那件衣服套在他身上，做一种驯服状前来走访，更主要是因为内疚，还有后怕。这家伙曾差点失手把她弄死，此刻他得听从，不能再违拗她、伤害她。
蔡小霞跟我说了他们生活的情况。她说，我给他们安排的周转房挺好的，比他们原来居住的破屋子好到天上去了。街道给他们买了新家具，给他们送来救济款，还留下电话，答应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说，她和柳树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关心，是齐县长安排的。他们总想着应当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想来想去，两人商量出一个想法。
“柳树琴弹得可好，他会好多种乐器。”她说，“我们可以开一个音乐会。”
她想开的当然不是维也纳********里的那种音乐会。柳树琴弹得再好，也只属于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层次有限，离维也纳还差得太远。他们的用意不在音乐，竟然意在齐代县长。蔡小霞通过她的电话服务，也通过县广播电台的广播知道他们旧日所居船民街已经进入大规模拆迁，但是仍有一些居民因种种原因思想不通，需要进一步说服。她和柳树想在他们旧居的废墟周围开一场音乐会，她想把这场音乐会起名叫“明天会更好”，用他们的音乐现身说法，把齐县长一再描绘过的美妙远景告诉大家，让大家感觉到未来和希望，增加克服困难的决心，服从政府的安排。
我很惊讶。我没想到盲女蔡小霞竟如此聪颖，想出的主意会如此绝妙。
我说：“很好。很好。”
我笑，哈哈哈哈，由衷的。
十天后，晚间，这场残疾青年主办的音乐会在船民街的废墟上举行。县里相关部门为这场音乐会操办了大量具体事务，包括平整演出场地、布置灯光音响和为残疾演员们化装。当晚县电视台出动数架摄像机，对音乐会做全场录像。指挥部在现场安排数排小马扎作为听众座位，到场欣赏音乐会的有县里干部、工地施工人员、各界相关人士，以及一些船民街居民。现场附近，旧日船民街此刻已经拆除殆尽，废墟间却还三三两两留有一些民宅，这是一些因种种原因暂时拒绝搬迁的所谓钉子户，在破砖烂瓦中它们形单影只。大局已定，它们坚持不了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请它们一起从容欣赏音乐，愿能与之有所抚慰。
其间出了点意外。
他们演奏主题曲，柳树弹扬琴。音乐高潮处，突然“砰”地一声乐曲中断，扬琴的一根弦意外弹崩。场上有人发笑，柳树静默片刻，抬手用力一掀，把眼前那架扬琴推倒在地。场下观众顿时面面相觑，不知道柳树突然发的哪门神经。
我坐在第一排。我看到台上跑前跑后指导这场演出的那个人站着发呆，慌了手脚。主持人蔡小霞也呆立茫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给他二胡。”我用指头向指导示意，尽量显得声音平静，不慌不忙。
那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他立刻抓过一旁道具桌上摆着的一支二胡，跑过去递给柳树。哪想柳树看也不看，举起二胡用力往下一砸，砸在倒地的扬琴架上。
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我再次发话，语音依然平和：“把小提琴给他。”
柳树再发神经，把小提琴举过头顶，但是这一回没敢再往下砸，可能因为比较心疼这一把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回手，把琴往下巴上一夹，演奏从头开始。
除了这一插曲，音乐会一切顺利。
残疾夫妇所办“明天会更好”废墟音乐会的新闻于第二天分别在市、县电视台播出，两天后上了省电视新闻。新闻当然经过剪辑，柳树推扬琴砸二胡的情节自当滤除。这场音乐会使一对残疾夫妇成为本县新闻人物，客观上也帮助了船民街的拆迁工作。几天后，这条街上的所有民居全部拆除，“群生计划”最大的难题圆满破解。
我开始考虑为他们找一个新的住处。
有一周末，因县里开会无法离开，我妻子依例前来****，搞卫生。这人婆婆妈妈，念念不忘见过一次的盲女。我兴之所至，决定于所谓百忙中抽空，携夫人视察该盲女及其瘸夫迁住的新居。这一视察坏了，妻子在现场哼哼哈哈，也说不错不错，于盲女面前做表面文章，一回头就对我埋怨不止，说你一个大县长给人家找的就这么个破地方？预制板旧楼，一层，又小又潮，还好意思说什么新居。我告诉她房子不错了，比他们原先住的船民街黑屋子好多了，蔡小霞自己说，好到天上去了。这还是我让街道办事处想办法硬挤出来的，给残疾人找间房子，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她不光找房不容易，把这对残疾人请进去也不容易，当初柳树发横，死活不搬，我在盲女受伤昏迷，柳树举棒伤人那回下令拆掉他们的房子，事前搬出他们的东西，全部送到这里，柳树断了退路，才不得不服从安排，住进该新居。妻子听了依旧不服，她说你这还是糊弄人家瞎子，你就不能帮忙帮到底吗？
我觉得很受刺激，想一想也有道理。这对残疾青年所谓新居好不好倒在其次，关键在于这只是一处周转房，只供他们临时居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长期住所，总还得帮助他们考虑最终可以定居的那个屋檐。
我给他讲了两个残疾人的故事，让他拿一个小套住宅，作一项善举，安置这对残疾青年。这人爽快，也可能因为有求于政府和我，欣然应允，说：“行，就把他放到我这边的拆迁安置户里吧。”
这人在船民街附近的开发项目涉及到拆迁民房，需要为相关动迁者提供安置。
几天后他来找我，说有问题了。房子是现成的，事却不好办。为什么呢？原来柳树并无安置资格。两个残疾人住的黑屋子原不是他们的，该房连同一旁民居的产权归一位老太太，柳树只是租住。事实上柳树连租住户的资格都没有，这房子的正式租户是柳树的一位远亲。柳树并非本县人，小时候在市里儿童福利院长大，后四处流浪，几年前才来到本县，居无定所，后来借居该屋，相当于替人家看房子而已。他搬出后不可能指望得到赔偿，也无权拥有安置房。
这可能是他早先死活不搬的主要原由。
我说这就对了。这一对残疾人现在已经无家可归，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无家可归。眼下他们能够找谁？观音菩萨，还是土地爷？找不着的。所以只能靠社会，靠政府。政府不能只管领导们和老板们的事，还得管百姓的，包括类似弱势群体的事。老板们赚了钱，有了能力，配合政府施点援手，回报社会，也应该。对不对？
他说：“我听县长的。”
我说张老板放心，好心终有好报。
他笑，立刻给我送高帽。他说齐县长一心为民，本县人民真有福气。我也笑，我说我算什么呢。当年杜甫老先生胸怀雄心壮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哪办得到？别说全县寒士，再有两个三个残疾人找上门我就招架不住了。我还能把你张老板的房子全数征用，分给瞎子和瘸子？但是能办一个算一个，这一对儿我肯定要帮到底。
一个月后，蔡小霞和柳树迁入本县“新元花园”，有了一套二居室住宅。是真正的新居，条件很好，小区环境亦佳。此刻已经不用我发话，自有许多人关注这一对残疾人，并提供各种帮助，因为他们办过一场着名的废墟音乐会，本县齐代县长率众多干部在该音乐会上公开露面，显示出与这一对残疾青年的特殊关联。
后来的事情略带喜剧色彩：残疾人夫妇喜迁新居的新闻上了市里电视，然后又上了省里报纸，随之媒体人士接二连三闻讯而来，打听此间新鲜，挖掘其中意味，充分表现对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士的关爱。有一则报道颇表扬了代县长齐国栋几句，书记曾慰在该报道剪报上批了意见，要各部门领导好好一读，想一想自己为群众做过些什么。其秘书把批示复印件装在信封里，于第一时间送我，我赶紧去了个电话。
“书记你这是做什么？”我说，“让我诚惶诚恐。”
我知道他的意思。年底没什么，问题在于过了年底就是新年，新年之初依例召开县里两会，代县长齐国栋将面临一次选举投票。这次投票应当跟上一次失败的选举正成对照，让上级和本县百姓印象深刻，为此我们都得努力。天底下什么人都有，齐代县长扶助一对残疾青年，在本县也不是没有其他声响，有人说俩残疾青年是“县长的人”，蔡小霞是“县长的瞎子”，柳树是“县长的瘸子”，评价很有趣。齐代县长如何对付？还是那一标准手法：哈哈哈哈。尽量显得轻松，富有穿透性，充满表现力。
显然曾慰认为需要从正面加以支持和引导。
这以后县里许多部门参与赞助这一对残疾青年，通俗语汇叫“纷纷响应”，“纷纷表示”。开发商张老板因为提供一套底层住宅大出其名，果有好报，如我所预言。他还意外地发现我让其收容安置的这对残疾青年其实尽是资源。张老板说盲女蔡小霞挺上镜，模样耐读，很纯，“看上去一点不瞎”，聘为其住宅开发公司形象代言人，于是该公司各楼盘到处立起蔡小霞推介新楼盘的大幅广告图，配印广告词：“我们憧憬明天”，表明该楼盘大有前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不甘落后，施以援手，推荐柳树在所居小区物业部门就业，当了个保安。我始终没搞清楚他一瘸一拐能如何站岗，又怎样抓贼。或许他用他的二胡来维护小区治安？他有那样的暴烈脾性，眼光中有那么一股似乎与生俱来的敌意，加上屡有前科的那支拐棒，他能做保安吗？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已经改变。
蔡小霞说：“我经常在梦中醒来，以为自己还在梦里。不知该怎么感谢县长。”
我说你们去找一张红纸，画一面锦旗，让柳树写两行字给我，够了。我听说柳树的字写得挺好。
她很认真。她说她问过人家了，都说就送一面锦旗哪行啊，太平常太简单了。
冬天里，船民街旧日棚户区废墟上新建的县城主通道正式通车。道路沿用旧名，却不叫船民街，那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早有，叫“建国路”。这条大道破开了全城最破烂的地段，给这座县城，特别是城东南区域带来了一如景观的车道、人行道、绿地、林荫和路灯。我敢说不仅这些，许多人的命运已经因此改变，其中包括不少景况可能比盲女蔡小霞他们略好，但是仍属贫弱的人们。
举办通车典礼那天，这对残疾青年出了事情。他们挑了个好日子，恰就在县里隆重庆典之际。刚剪完彩，我的手机响了。一听，是蔡小霞。
“县长，县长您有空吗？”
我一听不对，在哭呢。
“一会儿我给你回电话，小蔡。”我说，“我在通车典礼上。”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一个典礼总是有许多程序，总是请许多客人，特别是上级领导。动完剪刀之后，领导还有许多活动，得有人陪，我肯定跑不了。因此回过头我就交代政府办人员打电话联系县残联，要他们了解盲女碰上什么麻烦了。
县城有家医疗保健器械用品商店，是新开的。有一天商店老板接到了一个电话，要求提供一辆新式轮骑，立刻送往新元花园小区值班室。老板问你是谁呀？打电话的人说他是柳树。老板问你哪棵柳树啊？打电话的人挺不耐烦，说你看过电视没有？这个县还有几棵柳树？老板说你就那个残疾人艺术家？柳树说我的腿不好，总拄着拐杖挺累的，我想试试轮椅。
他得到了一辆新轮椅。未付款。他说他要先试试，合适的话他会告诉齐县长，让齐县长给老板打电话。该老板至今还在等我电话。他对县残联主席说，齐县长可能是太忙了。后来县残联为这辆轮椅提供了一笔补助。
有回我到县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手术的老领导，医院院长陪同。看望结束时我跟院长握手道别，他忽然很高兴地跟我说：“我们给他做了ＣＴ，没有问题。”
给谁做了？柳树。这家伙跑到医院，说他近日总头痛，睡不着觉。齐县长让他上医院检查一下。医生把情况报告院长，院长很重视，让医生立刻安排检查。结果没发现什么特殊问题，除了一条断腿。当然，没有付费。
这都是我刚好碰上的，我知道我没碰上的肯定还有。我感到柳树似乎是故意这么干，这家伙的神经早有毛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哈哈哈哈？那不反了！
我还没考虑怎么办他，挑了个好日子他又来了。庆典会上一接到蔡小霞电话，我就估计是柳树出的毛病。这一回该不是奉齐县长之命挥支拐杖去抢银行吧？通车典礼快结束时，县残联女理事长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惊慌。
“蔡小霞不见了。”她说，“到处找不到。”
“不会跑远。”我说，“半小时前她从家里给我挂过电话。”
她也没见着柳树，瘸子不知何往。
我说：“找。有消息就告诉我。”
中午，我跟书记曾慰一起陪参加庆典的几位重要来宾吃饭。刚剪完彩的这条路修得不错，当天的庆典很成功，午宴也挺好，来宾们都很高兴，我们也是，哈哈哈哈。饭毕，把几位来宾一一送进宾馆休息，我们才喘过气来。
我当即打电话找人。没人接，一对残疾青年都不在家。
我回到宿舍，外边站着个人，却是城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他说，知道齐县长今天大忙，不敢打搅，但是也不敢拖延，所以特地守在这里等候。有一个重要情况要直接向县长汇报，口头汇报。
柳树犯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