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傍晚时分，院子里来来回回都是夹着饭盒敲着碗筷去食堂吃饭的人。男人秀气，女人妖气，这是我对他们的总体印象。我向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打听鸽儿住哪个房间，她站住了，眼皮一撩：“谁叫鸽儿？”
我想了想，觉得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我尽量把鸽儿具象化：“十五岁，比我高一点，长得挺漂亮，头发这么长，眼睛是这样的……刚考进你们团里不久。”
她很聪明，马上就明白了，“哦”了一声，说：“那个拉幕的呀！”然后她用手随意对某个地方一指。那是院子里烧开水的地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看见鸽儿低头冲开水的背影。我喊她，她抬起头，先是惊讶，不敢相信似的，然后她扔下热水瓶扑过来，用力抱住我的腰，把我抱离了地面，原地转了一圈。我吓得尖声直叫，拼命地喊：“快放下快放下，要滑跌跟头的！”
她开心地说：“你没有吃晚饭吧？我给你打饭去，今晚我们吃花卷。”
我说我吃过饭了，半碗蛋炒饭加一碗麦糁粥，很饱很饱了。我还说，我们刚刚考完试，一身都轻松，所以有空来看她。她夸张地拍着胸脯：“考试啊！幸亏我不用再考试了。”
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个女孩的话，就问她：“人家为什么叫你‘拉幕的’？”
鸽儿的脸一下子阴沉下去。过了好一会儿，她问我：“是谁对你这么说？”
我告诉她，是怎样怎样的一个女孩。她点点头，回身走向那一排等着灌开水的热水瓶，低头辨认瓶壳上的记号，找出其中的一个，揭开瓶盖，朝里面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我大吃一惊，同时也感觉非常恶心，好像我自己已经喝下了那瓶带唾沫的开水。我料想不到鸽儿会做这么恶心的事。
鸽儿咬着牙齿说：“谁让她们喊我拉幕的？谁喊我就吐谁的唾沫。”
然后她才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的确是被团里分配拉幕了，拉不动大幕，拉的是侧幕。因为她暂时无别的事可干。跳独舞，她不够格；跳群舞，她年纪太小，身材个头都比别人小了一号，把她排上去，队伍就不整齐。团里面想不出让她干什么好。团里那些岁数大的女孩子还排挤她，瞧不起她，欺负她。在演员堆里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提防着别人抢了自己的风头。
我意识到她又一次重复了在县中宣传队的遭遇。我觉得鸽儿很不幸，为什么总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碰到不公平的命运？人生难道就是这些不幸命运的重复吗？这么想着，我忍不住替她委屈，眼圈儿就有些发红。
倒是鸽儿比我坚强，她强作欢笑地？安慰我：“小爱你干什么呀？你不值得为我伤心的，我不可能一辈子倒霉。报纸上有一句话常说的，叫什么来着什么笑到最后？”
我说：“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她笑眯了眼睛：“就是啊，谁知道哪个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呢？我比她们都小，这个人应该是我。小爱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人肯定是我。”
我很想相信，可是我又不敢相信。我已经长大了，开始从轻信一切的混沌状态中走出来，走进人生中怀疑一切的阶段。
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鸽儿能够成功。即便为了燕子姐姐送她的那张照片，为了我们对于“天鹅之舞”的共同梦想，我也希望她能成功。
春节期间，鸽儿一直在家里休息。她们团里排了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最后的造型带有技巧表演性质，演员们一个个垒宝塔一样叠上去，最高位的演员单脚站在别人的肩头上，还得做一个“凌空展翅”的动作。鸽儿年纪最小，体重最轻，这个人自然非她莫属。鸽儿自己也是愿意的，毕竟是出台亮相了，而且因为带点儿刺激，观众会记得住她。没想到排练的时候，演员们都不太乐意做她的垫底，一个个漫不经心，稀里马虎，鸽儿一不留神从高处摔了下来，好在下面的一个男演员伸手接了她一下，她没出大事，只是脚脖子扭了，敷了膏药，十天半个月不能动弹，只好在家里休息。
鸽儿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没有闲着，她花一个月的工资，请人帮她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然后她从早到晚靠在床上，听歌，听戏，听新闻，听播音员拿腔拿调地读那些社论、评论员文章、长篇通讯。听下来的结果，鸽儿的普通话大为长进，她居然能够分得清舌前音和舌后音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儿简直是个奇迹，我们县里很多人出门工作几十年，普通话的这些音节都没法区分清楚。我妈教语文，每回备课，她都要翻着字典在有关字词下面注音，注一回，读准了，下一回还是不敢确定，还得查字典。有一回我妈走过豁嘴婶婶家门口，刚好听到鸽儿在家里朗诵《雷锋之歌》，我妈大吃一惊，以为是鸽儿家里来了一个北京客人。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鸽儿的普通话会练得这么好。
春节过后，文工团从上海请来一个歌舞剧院的导演，为团里指导几个重点节目。其中一个小歌剧，有很多对白和唱词，导演连换几个演员，都觉得她们普通话太差，一开口就冒出来乡音，怎么听怎么别扭。这时候鸽儿脚伤已经好了，已经回团里上班了。鸽儿很想演那个角色，但是她不敢提，怕团里的人不同意。鸽儿就想了个办法：导演排戏的剧场离厕所比较远，中间要经过一个道具仓库，鸽儿提前躲进仓库里，瞄着导演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她突然大声地朗读歌剧对白，读得声情并茂，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导演听进了耳朵，连厕所都忘记去了，在仓库门外屏息静气站了十多分钟。导演以为发现了人才，激动地把鸽儿叫出来见面，见了之后才知道鸽儿太小，还是个小女孩子，根本不适合演歌剧里的角色。
但是导演已经记住了鸽儿，他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子有了印象。
春节之后，节令才进入“五九”，天气还冷得很。我们那儿的冬天不比上海，上海比较地接近海洋性气候，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会太热。我们那儿的冬天就不同了，西北风咬手咬脚，没有阳光的日子，寒气能浸到骨髓里去，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剧场和招待所都没有取暖设备，导演习惯了上海的温暖，对我们那儿的严寒不太能够适应，尤其是他那双穿着单鞋的脚，脚后跟脚趾头都起了冻疮，忽疼忽痒，弄得他哭笑不得。有时候他在剧场排戏，冻疮忽然发作起来，他两只脚轮流着在地上跳，脚趾头在脚背上搓，脚后跟在小腿上搓，简直就像演一出搞笑的小品。
团里没有人注意到导演的温暖问题，只有鸽儿看在了眼里。她回家拆了一件半新的毛线背心，连夜赶织出一双暖茸茸的毛线厚袜，送到导演手上。我前面说过，鸽儿做这些事情绝对的心灵手巧，她有本事把一双普通的毛线袜子织出不普通的色彩和花纹，叫人一看就非常喜欢。
导演真的就喜欢上了鸽儿。导演五十出头，家庭比较地不幸，有一个弱智的儿子。儿子那一年二十来岁吧，他是导演心里最大的痛，导演时时刻刻要在心里想：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照顾儿子，死了以后儿子该怎么办？导演知道鸽儿在团里的处境，就打上了鸽儿的主意，暗示她说，他可以把她调到上海，到他任职的歌舞剧院工作，条件是她长大后嫁给他的儿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屈辱的条件。考虑到导演身为慈父的心情，我们当然不能过多地责怪他的自私，因为鸽儿是自由的，她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
最后的结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鸽儿选择了接受。她认为，跟一个人的梦想比起来，生活的幸福与否都不重要。人家将来看到的只是她在舞台上流光溢彩的形象，至于脱了舞衣、卸掉彩妆之后她怎么活着，不会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乐意知道。
鸽儿办好手续离开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我永远记得她离开豁嘴婶婶家的样子。她的全部行装都是上海导演在南京路上置办齐全了给她寄过来的，包括一只漂亮的皮箱和一身粉色泡泡纱的连衣裙。鸽儿在豁嘴婶婶家低矮的屋檐下亭亭玉立，眉眼生动，像极了一只从灰暗生活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美丽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