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林老师是这样被牵扯上去的：她曾经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到南京出差，和几个朋友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片上提有“五月十六日纪念”几个字。回来之后他把照片放在办公室玻璃台板下，被同事发现，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加入反革命组织的证据。林老师的学生入了学习班，白天黑夜都不准他睡觉，逼他交出更多的组织名单。他实在熬不过去，开始胡乱咬人，把他熟识的人名统统说了一遍，其中就有“林芷若”三个字。林老师就这样被隔离起来了。
“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探听到这一点消息。”我妈惊魂未定地说。“关押地点我也摸清楚了，在学校后勤组的农具仓库里。我一直等到革委会的人下班，想到仓库去告诉她老爷子的情况，结果离仓库老远就被赶回来了。他们看得很紧，生怕再有人自杀。”
我妈说到“自杀”两个字的时候，我看见小妹很明显地哆嗦了一下。我妈走过去，怜惜地摸了摸她的头：“听天由命吧。但愿林老师能够没事。今天夜里让你哥哥值班，有什么事情，你过来喊我。喊李校长也行，他也会帮忙。”
说完这句话，我妈又走过去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林家老头儿，然后拉了我回家。我爸已经下乡搞社教去了，家里还有一摊子事情需要我妈照料。她是个忙人。
天黑之后，小妹的两个哥哥下班回来。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两个小伙子听说了林老师的事情，关上门嘀咕半天，作出一个极其恶劣的决定：他们要搬到厂里去住，跟林老师划清界限。他们两个人，大的一个正在谈对象，小的一个正在申请入团，两个人都不愿意被家庭拖累，妨碍了前程。
小妹冲到我家，哭哭啼啼把事情告诉我妈后，我妈气得大骂：“这两个黑良心的畜牲！”
没有办法，我妈只好安排小妹在我家里睡觉，她另外叫上了方明亮的妈妈，两个人在林家老头儿床边搭了一个简易床铺，和衣迷盹了一夜。天亮之后她来叫我和小妹过去换班，她说白天一般不会有事，真有事了到学校叫人，她们都在学校里参加政治学习。
小妹告诉我说，她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闭上眼睛就做恶梦，一会儿梦见林老师浑身是血被吊在仓库里，一会儿又梦见爷爷变了青皮獠牙的鬼，还梦见有恶狗在后面追她，一直把她逼到悬崖，她掉了下去……小妹说这些梦的时候，眼神飘忽，除了惊恐之外，似乎还有种危险的错乱。她的确一脸疲惫，菠菜叶子大的小脸灰黄灰黄，下巴颏儿尖得能够戳人。她吃得也少，小山买来的烧饼，她勉强咽了半个，余下的半个被她一点点撕成了碎屑，堆在饭桌上。
我们不断地走到床边去看林家老头儿，生怕他一声招呼不打，不声不响地就死在床上。虽然我妈说过了，白天不会有事，弥留之人大多数选择在凌晨离开世界，凌晨是黑夜和白天交替的时间，也是生和死的交接之时。可我们还是担心老头儿不按规矩办事。他是个老小孩，他喜欢出奇制胜。
中午时分，老头儿忽然清清楚楚说出一句话：“******！安源的******！我救过他。”
“******”是毛主席的字号。旧时代出身的人，除了名，还有个“字”，还有“别号”什么什么的，挺复杂。我们是从很多关于毛主席的传记作品中知道他有这个字号的。但是，此刻从昏迷的林家老头儿口中清清楚楚说出来，仍然使我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小妹一把抓住我的手，小声而急促地说：“小爱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他在说什么了吗？”
我点头，心里怦怦地跳着。
“难道我爷爷真的救过……”小妹没有敢说出那个了不起的名字。她睁大眼睛，紧张而激动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亮亮的火光冒出来。
我忽然又想到狗儿。我说：“狗儿听见了肯定高兴。”
小妹走到床边，执意要叫醒老头儿，好问个究竟。她摇着他，不住声地喊：“爷爷，爷爷……”
老头儿眼睛闭着，皮肤蜡黄如纸，不知道被小妹摇得太厉害了还是什么原因，喉咙里忽然“咯”地一声响，从嘴角涌出许多的血沫，顺脸颊一直流到枕头上。小妹被这一吓，一屁股坐在了地下，两只手紧紧捂住眼睛。我比小妹的胆子大一点，从洗脸架子上扯了一条毛巾，踮着脚尖走近去，把老头儿涌出嘴边的血沫擦净。
可是过了一会儿，血沫又出来了，红红的一团堆在嘴边，像螃蟹吐泡似的，让人看着心里发麻。我对小妹说，爷爷恐怕等不到明天凌晨就要死了，我们应该去找一趟林老师，让她请假回来。
我奔出门，叫来了小山和方明亮，嘱咐他们两个换班看着。方明亮也是个胆小鬼，一见林家老头儿的模样，吓得眼镜差点掉在地上砸碎。他还不如我弟弟小山沉得住气。我把方明亮逼在屋角，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能对林家爷爷尽一份责任，爷爷死了以后会找他算账。方明亮权衡利弊，不得不同意留下看人。然后他拿个小板凳，选择离床最远的角落放下来，背朝老头儿坐着。
我和小妹手拉手地往学校飞奔。门卫是个和善的老头，平素跟我们这些老师的孩子嘻闹惯了的，这会儿他正在看报纸，发现我们从他面前走过去，抬起头，老花镜脱到鼻梁上，招手喊我们陪他下军棋。我指指小妹说：“今天不行，她爷爷要死了，她来喊林老师回家。”老门卫“哦”地一声，放下报纸，显出一副怅然的模样。
小妹凑近我耳边，心虚地问我：“他知道我妈被隔离审查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又说，他知道了又怎么样？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你的哥哥吗？
小妹咬着嘴唇，没有说话，也不敢再看我，好像她有这样两个哥哥，自己都抬不起头来。
因为放寒假，校园很冷清，没有上课下课的催命样的铃声，也没有成千上百学生的嘻笑打闹，倒让我们走在路上很不习惯。小妹很自觉地摆出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低着头，从进了校门就一直靠边走，好像她真的成了一个囚犯的女儿。我气愤不过地说：“干什么要这样啊？你相信林老师是一个反革命吗？”她摇头，细声细气说：“不可能。”我说：“那就行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她鹦鹉学舌地说：“真的，我有什么好怕的？”她就挺了胸，慢慢地又走到了路当中来。
经过教师办公楼，我们商量着要不要先上去找一下我妈妈。这时候我们听到楼上会议室里传出来很响亮的说话声，好像一个嗓门尖细的男人在训斥大家，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句和惊叹句，气势上很是逼人。这种时候我们闯进会场，肯定是不合时宜，说不定人家还会迁怒于我妈，所以我们听了几句就走了。
过了办公楼，绕过一个破败的假山，再过一条小河上的木桥，便是县中的菜地。冬天的菜地看上去总是无精打采，除了蔫蔫的青菜，用稻草裹着脖子的卷心菜，耷头耷脑处于休眠期的蚕豆苗，地里再没有别的东西。我们一眼就看见了菜地尽头的农具仓库，它在远处灰溜溜地蹲着，像个干了太多重活的疲惫的老人。再走得近一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的窗户和门都临时加固了木条，窗户里面还用报纸蒙着，不知道的人走过这里，还以为里面关着可怕的疯子或者会吃人的猛兽呢。
我们没有来得及走近仓库，山墙边已经一左一右闪出两个看守，他们如临大敌地向我们冲了过来，一面使劲地朝我们挥手，示意我们赶快退后。这两个人其实我都认识，一个是校革会的秘书，另一个曾经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干什么干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办学习班的禁地吗？”他们凶巴巴地朝我们呵斥。
我知道小妹胆小，怕她被吓着，就把她拦在身后，鼓足勇气说：“我们能不能替林老师请假？”
他们两个对视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个要求太匪夷所思了，竟然憋不住笑起来。体育老师边笑边说：“小爱啊，你知道林老师在这儿干什么吗？你还敢说请假？”
小妹抬起头，眼睛里已经含了一汪泪：“我爷爷快死了。”
秘书回答：“死了也不能回家。谁让你妈是‘五.一六’？她要交待问题。”
小妹继续哀求：“求求你们……”
体育老师叹口气：“求我们也没用，我们不敢放人，不可能的，深挖运动正在节骨眼儿上……”
秘书伸出胳膊，赶羊一样地催我们走：“走走走，被专案组长看见，你妈更得倒霉。”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放弃来意，转身回家。
走到菜地边上，碰到脸膛红红的肖主任。他笑嘻嘻地问我们干什么？我说了小妹爷爷的事。肖主任不笑了，脸上现出很无奈的样子，说：“林老师真是倒霉。”我觉得肖主任一向都很好说话，就问他能不能说情让我们见林老师一面？肖主任一个劲儿摇头。但是他想了一下又说，他可以想办法替我们递进一个条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四面卷角的记事本，撕下一张纸，又摸出一支原珠笔，让小妹在纸上写几句话。
小妹蹲下来，把纸头摊平在膝盖上。她哭得肩膀直抖，擦了好几遍眼泪，才能勉强看清写字。她哽哽咽咽问我：“小爱，我应该写什么？”我说：“你一定叫林老师不要死。”
小妹就在纸条上写了这么几句话：妈妈，我很好，全家都很好，爷爷尤其好。你千万不能学人家自杀，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反革命。
肖主任看过纸条，伸手摸了摸小妹的头，说了一句话：“你是个大姑娘了。”
林家老头儿到底还是在第二天凌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我妈说，当时她和方明亮妈妈迷迷糊糊睡着，忽然觉得房子里特别安静，静得好像叫人憋不过气来。她坐起来一想，才发现老头儿嘴巴里噗噗的吐气声音没有了。她慌忙推醒方明亮妈妈，两个人拿一面镜子凑到老头儿鼻子前面，试他的呼吸。镜子上一点水汽也不见。她知道老人是真的死了。那时候是四点过十分，她看好钟的。
小妹倒没有怎么再哭。老头儿八十岁了，死亡是正常的事情。小妹想到厂里喊她两个哥哥回来，被我妈严厉制止。我妈说，这种大逆不道的畜牲，不能给他们面子。我妈出面，让院里的住户每家捐了点钱，把老头儿送到火葬场火化。我妈还帮小妹把老头儿的床撤了，被褥什么的都拉出去烧了，不然小妹死活也不敢再睡在家里。
林老师在大年三十的那天被放回家。她回家时一条腿瘸得很厉害，据说是被打的，后来养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初一早上她到我家里来，和我妈两个人对坐了好一会儿，并没有说太多的话。林老师这个人一向话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