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大半总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拣稻穗，上山拾柴禾，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健全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记得是，空心菜和晒干的蕃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
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多半的时候是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恶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现今都还健在的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1945年，我13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中华英才》1993，11期
花地无尽的感激--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全方位的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所有的成长者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
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我通共只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
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直接的干扰。那时语文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印象都淡远了，只记得读过《木兰辞》，也读过白居易的诗。《木兰辞》的叙述方式很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韵律的文字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的充满乐感的文字中挟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学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尚人类美好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用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做“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苦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那时正在经历着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吟诵这篇文字时，用的是福建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记忆，就这样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更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之初就开始了。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做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试着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做《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章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做《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初中二年级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一个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逐渐开始了古今中外、广泛的阅读。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的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者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
我的梦幻年代
那里有一座钟楼。钟定时敲响，那声音是温馨的、安祥的，既抚慰我们，又召唤我们。不高的钟楼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是无比的巍峨。那感觉就像是50年后我在泰晤士河上看伦敦的“大笨钟”一样。
那里还有一座教堂。镂花的琐瑶折射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亚热带的阳光，那阳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远又亲近的地方。那时我理智上并不喜欢这教堂，因为我不信神--到现在也不信。但是我内心却倾向了那种庄严、静谧，而且近于神秘的气氛。学校是教会办的，作为学生，无法拒绝学校规定的一些内容，例如我非常犯怵的“做礼拜”。我就是在这样“不情愿”的状态下，接近了英国式的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秩序。
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那年我从伦敦来到剑桥，从一块草坪上眺望那里的三一学校。我仿佛是见到了相隔万里之遥、而且又是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福州母校！人们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珍惜，犹如人们常轻忽难得的相聚；而当别离成为事实，便有异常的惆怅、甚而悔咎，为自己当日的不知珍惜。那年我在徐志摩曾经美丽地吟咏过的、他所钟情的“康桥”，浮起的便是这种往事不再的怅惘。然而，当年我在福州，毕竟是太年轻了，总觉那当日的拥有便是长久，甚至永恒，没有如今追念往昔的这种沧桑之感。人本不应该嘲笑自己的童年，但的确，实在的，我的童年是多么可笑的无知！至少是此刻，我想起当年，想起那钟楼悠扬的钟声，那催人勤勉、催人上进、催人自强的钟声，不论晨昏，不论风雨，岁岁年年，及时而守恒，本身就是一种恒久的感人的精神！而我却不知珍爱。如今，这一切变得多么遥远，它正沉入了苍茫的梦境之中。我想从梦的深处把它追回，然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