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易经、诗经、楚辞、庄子、乐府，更有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从中国文学到中国文化，很少有闻先生未曾涉猎的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闻先生还是一位艺术家。他画过素描，设计过书籍封面，还有戏剧布景。徐志摩描写过的闻先生早年的居室的特殊布置，加金边的纯黑色的四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艺术家情怀，更是一段文坛佳话。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过闻一多：“他的智慧若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是爱迪生、牛顿那样的人物。”这是对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一种评价。闻先生把他的智力用在艺术、诗和人文科学方面了，他创造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完成了一个全面的人：诗人和学者的统一、艺术家和爱国者的统一，简而言之，是学问和做人的统一。
闻一多做学问到达了一个高境界，做人也到达了一个高境界。他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闻一多用生命写就一本大书。我们读这本大书，始终是在仰望一座高峰，这是我们用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到达的高峰。
人民日报2002.3.24
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
--首届深圳读书论坛·谢冕演讲录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不断生长的城市。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来深圳，那时的老东门是深圳最繁华的地区，那时的中英街是这个城市的窗口和骄傲。现在的深圳，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方。我走过许多城市，还没有看到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好像每天都过着文化的狂欢节。
记得80年代初期，我来到深圳，最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为的是可以稍稍窥见“资本主义繁荣”的一角。但那时看到的，是物质的深圳，不是精神的深圳。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深圳的大剧院、音乐厅、深圳书城和特区文化中心，以及深南大道的灯火、街头的雕塑、鲜花，都在说明这个城市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文化特区的深圳，她既是年轻的、生长着的，也是尊严的、高雅的。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想到”是因为我对文化建设更多是一些感性的想法，重点还是在文学方面。
一、世纪之交的文学使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由当代文学想起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经历。两个世纪之交让我有了些思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两个阶段，跨越了百余年，涉及3个世纪，并且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的时期。在前一个阶段，中国处于结束封建制度和建立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后一个阶段，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另一个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的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结束了长期的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
有趣的是，这两个社会转型期，又都是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呼唤着文学的转型，也可以理解为文学的转型影响着并且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社会要求变革，随之也要求文学配合并完成这种变革；当然，由于文学完成了这种变革，使社会变革的实质得到了更完整也更鲜明的彰显。“五四”新文学说明着并证实着当时的社会，当今的中国文学也说明并证实着当今的社会。
在第一个世纪之交，文学以社会变革的背景为舞台，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革命，白话的文学终于代替了文言的文学，文学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锋。
为了实现中国的梦想，文学决心打碎一个精美的陶罐，创造出一个新的容器，用它来装填新思想、新情感、新事物。那时，文学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一个庄严的使命，一个崇高的承担。这个使命和承担就是救亡启蒙，强国新民。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忧患深重，文学革命的目的，说透了是通过文学改革社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借文学唤醒民众、重铸灵魂。这样的目的埋下了文学的隐患。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工农文学到“****”文学，迅速地走向了深刻的政治化。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这枚苦果，我们品尝了至少半个世纪。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个现在还在进行着的文学，也是产生巨大变革的文学时期。这个变革可以简要描述为：文学正在改变着它的传统职能，正在从政治和宣教的层面走出来，走向了消闲和娱乐化。沉重的文学正在变成轻松的文学，集体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向着个人的文学转移。从整体上看，统一的文学已经分裂，单一的文学正在被多元的文学代替。这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大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及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并不比“五四”新文学革命逊色。
我们还是在打碎一只罐子，这只罐子经历的时间当然比古典文学经历的时间要短得多，但同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过程。如果前一次大解放的重点是“革命”，那么这一次的重点却是“文学”。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文学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文学的“非文学化”，即文学试图挣脱政治对文学的捆绑，争取文学自由的大抗争。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或者是亲自经历了、或者是接近了和感知了中国这两次伟大的文学解放运动。这是大破坏，也是大建设。不论是破坏还是建设，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文学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事件。文学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文学不仅是社会变革的说明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到文学自身的品质受到了忽视，甚至损害，但这一切不能成为文学应当脱离社会的理由。“五四”时期的缺点，是为革命而忘记文学，现在这个时期的缺点，是为文学而忘却社会。当然，两个世纪之交，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后者是我个人不愿讲的。19世纪至20世纪，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时代使人多才多艺，那是一个巨星璀璨的年代，在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伟人。可以举出的人有很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鲁迅、蔡元培、严复、王国维、孙中山等等，还有《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不仅是小说家，还是一位收藏家和实业家，他也是第一位甲骨文的研究者。
那是一个追求的时代，深重的民族忧患逼迫着人发挥他的所有潜能，用来改造社会，他的智能和才情，即使力所不达，也要尽力而为。例如林纾，虽然不懂外语，也要做一个翻译家；例如苏曼殊，以他短暂的生命演出了一个传奇和悲剧的人生，他是时代悲情的一个浓缩。所以，苦难产生才情，忧患造就天才。
现在是一个欢乐和享受的时代，没有巨人，也缺乏大师（尽管不乏命名为大师或者自认为大师的人）。这是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甚至潜藏着危机。而社会却在发生激烈变化，社会在创造奇迹，社会也存在缺憾，但是文学家们和哲学家们似乎对此都没有关注。文学很平庸，艺术很平庸，哲学很平庸！我们充耳可闻的是一些不成腔调的、语句不能的、千篇一律的噪音。
鲁迅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齐白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侯宝林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梅兰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感受到的悲哀
二、重新评估文学“新时期”
“****”以后，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新时期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过程，它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并没有过时的话题。我最近经常思考，“新时期”究竟“新”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发现还是有一些意思没有被注意到。以前说“新时期文学”是跟随着“****”结束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而来，有社会形态的新时期，于是才有文学的新时期，这只是简单的套用。“新时期文学”有它特定的文学方面的内容，它的基本意义还是由文学决定的。
所谓“新时期”，是指文学告别旧体制，产生新体制的时期，结束了长期的否定破坏而进人建设的新的时期。
旧的文学形态是长期演变形成的，它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最后形成完整的体系，成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漫长过程。
建国后，中国的社会优化容易产生激进的文学思潮，激进的文学理念认为进步的文学是集体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是个人主义。革命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以后又发展到惟一的、排他的文学理念，建立一种统一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样板”，这一切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深刻的文学和社会的根源。这是在计划经济下“计划”文学，这就是对文学的彻底的破坏。
一个雄心勃勃地要创造单一和统一的精神王国的想法和实践，应当说，不仅体现了非凡的想像力，而且也具有非凡的魄力，不幸的是，这种想像力和魄力造成了一个荒唐的文学事实和悲剧性的后果。
无论如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并背离了“五四”文学的初衷--是活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前者指的是白话大学，后者指的是人的解放。批判文学的个人主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与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崇尚自由、凸显个性、各行其是、拒绝雷同和仿效，没有个人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体验，没有特立独行的个人化的审美风尚，没有卓然自立的独特的艺术创造，一句话，如果没有充分个人化的精神劳作，就没有艺术，艺术创造是始终伴随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存在的。
“新时期”的文学就是对于一体化文学的告别和否定，它是另一个层面的开始，结束了在建设名义下的实为“破坏”的文学历史，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设的新时期。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无限创造力的年月，在吸收新文学的传统精神和大量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文学产生了剧变，例如朦胧诗，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道闸门，它开启了许多文学体裁的革新。这让我想到我的学生黄子平的一句话：“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是笑话，却不无道理。
三、文学自由的再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自由给我们满足，我们在对它不满足的同时也得到自由的享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享受开放的文学，我们厌恶那种“样板”，那种僵硬的文学模式和教条，那种千篇一律的艺术方式。对过去的某个时段，我们绝不会有任何依恋，但是我们又在这种满足中感到匮乏。
没有记忆和没有关怀的文学是可疑的，甚至也是可悲的。如果说前代人以文学为火炬，追逐过光明，那么我们现在在追逐什么呢？对文学的约束少了以后，作家以什么自律？
中国有丰富的记忆，但在我们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这种记忆是空白的，没有年代，没有背景，人物的面目也模糊不清。中国有沉痛的历史记忆，而现在的文学家却似乎非常轻松，我们始终是快乐的，我们笑容满面！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重在感觉精神中有哪些匮乏。在物质欲望泛滥的这个年代，只有艺术和文学才能抵制心灵污染，保持心灵的高雅和纯净。精神的陷落比饥饿和瘟疫更可怕！
（整理：侯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