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助理黄一鸣约周四平谈话，周四平预感他已经面临决定性时刻。
“我不指望一颗大白免奶糖。”周四平说，“他也不是非得给我一颗子弹不可。”
第二天上午，周四平在指定时间前往黄一鸣办公室。周四平到达的时候，素有政府大管家之称的黄一鸣正忙着安排市长的一项要事，他和颜悦色，让周四平在沙发上稍坐片刻，说：“我要跟你好好谈谈，不过得先让我理掉这些烂牛肉账再说。”
周四平等了大约半个小时，黄一鸣安排停当，关上房门说：“现在轮你了。”
他开门见山问起周四平的重建计划，他说前些时候周四平曾经找他汇报过这事，当时他就谈到几条，提醒周四平土地属于国家，城市建设必须服从统一规划。他说，城北高地开发问题近来有了一些发展，因此他决定把周四平约来谈谈。
“你头上那橡皮膏怎么回事？”他问，“好像是车祸，跟你搞的事情有关？”
周四平笑着摇摇头，不做其他解释，只是对黄一鸣说明自己计划的进展。在说明中他发觉黄一鸣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包括几天前他们搞的那个设计方案讨论活动都非常清楚，他在周四平介绍中不时插几句话询问细节，这些插话无不准确地击中要害。
“我感觉你是千方百计要抢在前边，争取形成既成事实。”黄一鸣笑道，“你办这个项目有不少超常之处，你的用意我大体理解。”
“我觉得我们在办一件很好的事情，您应当支持我们。”
“我当然要支持你，咱们来考虑一个好办法。”
黄一鸣问周四平是不是了解他的竞争对手洪承宗在几天前举办的青翠公众森林奠基仪式上提出的新计划，周四平点头说他有所耳闻，黄一鸣问他耳闻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周四平说：“据我所知这个新计划是洪兆康董事长在奠基仪式上提出来的，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要把目前他们所拥有的地带往上扩张，把眼下属于我的高地最上部分让给他们，让他们占据整个高地。第二个内容就是他们提出在环城路另一侧的山顶上圈出数十亩地，建设一座新公园，并于里边最高处重建含远楼，这座楼的建设费用由他们公司全部承担，他们甚至准备在建成后把这坐楼交给文物管理部门去管理，如文物部门人士所呼吁的那样。”
“你了解得很准确。”黄一鸣问，“你对这个计划有些什么看法？”
周四平说：“第一部分内容我不接受，第二部分内容我不相信。”
“你的意思是说，”黄一鸣说，“首先你不愿把你拥有的那片废墟交给他们，其次你不相信他们愿意在另一个地点上重建含远楼并把它交给我们。”
周四平说：“是的，是这样。”
黄一鸣换了一个说法，他说，假如情况不像周四平想象的那样，假如洪承宗他们的提议是可信的，他们确实想重修那座古楼，那么周四平对这个计划怎么看？周四平认为即使这样也不应该，含远楼应当在它的遗址上重建，那是它的地方。黄一鸣提到武汉的黄鹤楼，他说，黄鹤楼远比本地的含远楼出名，当年由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需要，人们把它从原来的地方移开重建。这并没有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周四平争辩说，本地的含远楼能在原址上重建，就没有必要去更换地方。
“为什么就一定要迁移呢，就为了满足洪承宗他们的要求？”
“这里边的道理非常清楚。”黄一鸣说，“把高地让给外商开发，就把城市近郊的一个大荒坡变成了一片绿地，连带着环城路另一侧坡地也得到开发，建成一个公共设施，又恢复一座历史名楼，整个建设过程即不要市政府投资，也不要你们费尽吃奶的力气到处集资贷款，全由对方自行解决，我们所付出的就是卖出一块他们想要的地，价钱还可以高出一般，我们得到的是这么多的好处，然后还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下一步引进投资打好基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做？你倒把理由给我说说。”
“我觉得便宜太大了往往靠不住。”
“我知道你跟洪承宗早年有些矛盾。”黄一鸣说，“要是因为这个你什么道理都不听，一心一意要跟他对着干，那可不行。”
“我不是蛮不讲理。可我不能答应放弃。”
黄一鸣问周四平是不是需要一点补偿，他说，如果条件合理，完全可以提出来，洪承宗应当解决，不行的话他也可以帮助协调。周四平咬了咬牙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计划。”
黄一鸣生气了。
“你看来是有些不讲理了。”他说，“你是要让我换一种口气跟你说话？”
周四平闭起嘴巴，没再应话。
“这事情就这样定了。”黄一鸣斩钉载铁道，“需要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你回去考虑，我只能给你几天时间。”
黄一鸣说，市长已经确定这个问题由他负责协调，这问题吵吵嚷嚷有些日子了，现在必须快刀斩乱麻迅速处理清楚。城北高地的改造开发将纳入一个统一规划，由一个改造开发指挥部统一安排，各原业主只能服从，不得各行其是。整个开发区域的规划和建设将先从周四平拥有的那片荒坡入手，近期就要上马，迅速摆出开发的阵势。
这时有人敲门，黄一鸣安排的下一项事务挤上来了，他摆摆手让周四平离开。
“你肯定是个聪明人。”黄一鸣说，“我知道你不会搞不清楚。”
周四平说：“我肯定没有黄助理估计的那么聪明。”
黄一鸣没心思再跟他说什么，周四平也懒得多话，转身走开。
当天晚上，周四平通知筹建班子的人员全部集中到高地小楼开会，他想他还有一些时间，他还能抓住这点时间做点事情，也许还能做出能够改变局面的大事，不到最后一刻，事情都有转机的可能。周四平在他的筹建处想方设法力求转机的时候，有一个人蛮不讲理地用拳头敲打他的房门，敲得惊天动地。
“闹什么屁楼。”来人对周四平叫道，“我闹够了，要你跟着闹！”
这人不是别个，却是周四平的父亲周大古。他喝醉了，他从某一个酒宴上坐着出租汽车直抵小楼，大喊大叫，手上竟抓着一迭花花绿绿的美钞。
老人颠三倒四，稀里糊涂跟儿子说了半天，周四平才明白其中缘故：老人是在宴席上跟人打赌后扑来的。有人用一百美元做赌注，让他立刻坐出租车到小楼这里找周四平。老人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回味酒店”来，请他在那里吃山珍海味的是一个“大黑衣”，这家伙自称当年用几包炸药炸掉了含远楼，为这个，老头跟他吵个一塌糊涂，却没想大黑衣并不记仇，摆一桌请老友吃饭，还特地点名要请“哑炮周大古”，说：“哑炮不到不开席。”大黑衣如今是个美国佬，回来玩玩，明天又要走了，他挺念旧，去喝酒的人每人得四百美金。大黑衣的一个侄子跟他们一起喝酒，席间听说哑炮周大古的儿子就是周四平，便从口袋里再抽出一百美金跟他打赌，看他敢不敢乘出租即赴城北高地稍一句话，这话就是他进门时已经说过的那句：“闹什么屁楼！”
周四平明白了，所谓“大黑衣”肯定是洪兆康。周四平只是想不到父亲会跟洪兆康叔侄搞在一起了。他让人给父亲一杯热茶醒酒，追问他怎么会跟洪兆康叔侄认识，老头便提起旧日那些事，还提到一个老在打听旧事的姑娘，她在一张纸上留了个电话号码，姓俞。
“我打电话，说了，迫击炮。”老人打着酒嗝比手画脚嘶哑着声音道，“她说，认识，认识你。”
周四平哎了一声，摇了摇头。
“运气呀，”他说，“真是一点不错，运气过来了，再厚的城墙也挡不住。”
两天后周四平突然失踪，从他的公司和小楼消失了。他的失踪完全是一种预谋行为，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他要上哪里去，没有显露任何即将离去的迹象，只是精细地对公司的事务做了安排，对所有紧迫业务都提出具体指令，指定经办人负责办理，只有一项事务未做安排，看起来是有意疏漏，这就是关于城北高地的事务，这一疏漏立刻就产生了麻烦。
周四平像一股烟似的悄悄消失的当天，负责城北改造开发的指挥部派员前来公司，交涉有关事宜，要求清点物品，丈量土地，核实现有建筑面积、估算价值并准备办理移交。公司里的人全都懵了，他们不知底细，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来的人说：“你们总经理知道，黄一鸣助理亲自跟他谈过。”公司人员赶紧就找总经理，却到处找不到他，他的手提电话已关机，传呼百十次无一回复，问遍公司里的所有人，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前来联系的人悻悻而回，说：“赶紧找到他，误了事要追查责任的！”
开始时公司里的人还以为总经理可能临时上哪处理个人事务了，最多半天一天，他总要跟公司联系的。不料到了第二天还是没有一点声息，大家都觉得不好，不知总经理出什么事了，是被绑架了还是干脆已经被砍了头塞进某一条阴沟里去？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去报警，办公室主任魏国强在桌上的文件夹里找到一张纸条，经辨认确认是总经理亲笔所写，总经理在留言条上说他头痛得厉害，自从那次车祸后就这样，他要外出几天去处理一下，在他不在家期间，有事请魏国强协助副总刘晓岳先行处置，办不了的大事，等他回来以后再说。
“这他妈躲得过，这小儿科花招骗得了谁？”他们骂道，“不露面我们找人干，还能不把那块地收拾掉？到时候让他哭都找不到地方！”
那些人说干就干，立刻决定派员到现场丈量土地面积，下令刘晓岳魏国强到场，不到场他们也照干不误。刘晓岳他们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绝望地拼命挂电话，希望找到周四平的下落，周四平却依然默不作声。
在他的公司乱成一团的时候，周四平独自一人呆在百余公里之外，在一个迎风的山坡上，用两根细竹竿和一面破烂不堪的尼龙丝网在捕捉着麻雀。
周四平在自我失踪的当天就到了这个山坡脚下的一个村子，他只带着几件换洗的衣物，还有一支装在皮套子里的猎枪。他坐着公共汽车从城里到达位于公路线尽头的镇子，在那里搭上一辆载客摩托车，顺一条黄土路来到山下的一个村子，然后独自走了十来里山路，到达深藏于山沟里的一个自然村，这个稀稀拉拉只有十来户人家的自然村就是他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手提电话在这里也失去用场，因为村子完全处在邮电无线网站的覆盖圈之外。
周四平找到一个熟人，这是个四十出头的男性农民，瘦小个，表情木讷，周四平管他叫“坎仔”。一见面坎仔就指着周四平带的猎枪说，“这不管用。”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一团黑乎乎的网来。
第二天周四平跟着坎仔到山坡上张网，他们把那张网缠在两根竹竿上，把竹竿插在山坡两边，让网尽量张开，而后到山坡下用一面破锣哄赶鸟雀，逼着成群的鸟雀从藏身的灌木丛中窜出来，慌不择路贴着地皮顺山势往上飞，接二连三落入网中。落入网中的鸟雀头钻进了网眼，身子却钻不过去，退又无法退出，一只只卡在破网上扑腾，让那张网晃荡不止，直到人赶过来把它们一一从网上摘下来，丢进铁丝笼里。
坎仔是个农民，捕鸟卖只是他的副业，在冬天里他得种菜，养蘑菇。他教会周四平如何张网捕鸟之后又忙他的菜地去了，周四平便自己干。在那几天里周四平天天扛着竹竿和鸟网到山坡上去，他总没办法像坎仔那样得心应手地张挂鸟网，被他驱入网中的鸟雀比坎仔要少得多，有时整个上午连一只也捕不到，可他依旧异常耐心地拾掇那张鸟网，像个老渔夫似的细心修补上边几个被越扯越大的破洞。
那几天天气不错，有太阳，风不大，尽管如此，冬天的山坡上依然很冷。周四平穿着坎仔的一件黑色棉袄在山坡上转悠，时而钻进一个人字窝棚里，这窝棚是为夏天时节看管西瓜的守夜人搭的，棚两面都千疮百孔，却也多少能挡点风，窝棚的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周四平把腿脚藏进稻草里，慢慢就感觉到一股暖意。于是他总钻在窝棚里，头枕着胳膊，用稻草盖住自己的身子，静静消磨时间。这时他张挂在山坡上的捕鸟网孤单单地在风中摇晃，无望地期待着瞎了眼的鸟雀自动扑上网来。
这人就是俞怀颖。
周四平在离开公司自我失踪前的那天晚上，曾专程到俞怀颖的宿舍去看过她。他们见面时彼此非常平静，丝毫不显得异常，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可他们都知道那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周四平在那天晚上跟俞怀颖谈起了自己的父亲，还有父亲对他的影响。他说，由于一些原因他不太喜欢提起自己的父亲，他已经相当成功地在自己和父亲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在他交往的这一圈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父亲，人们多半觉得周四平是个孙猴子，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周四平提起他的童年，他的童年是在一条破烂的小巷子里度过的，从懂事时候起，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那时小巷里的孩子跟他吵架的时候总把他父亲挂在嘴边，骂他是“劳改仔”，“囚犯”，因为他父亲是被抓去判了刑的，当时就关在劳改场里。
“他曾经用一门迫击炮轰含远楼，那楼倒了，压死了一个人，这种事末了总会受到清算，这你已经知道了。”周四平说，“我从小就感觉到被父亲轰倒的那楼份量极其沉重。当年小巷里的小孩跟我吵架时总是喊叫：‘轰隆，轰隆！’如此来羞辱我，似乎不是我父亲，而是我用迫击炮把那座楼给炸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想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看看，我要把那座楼整个儿重新盖起来。”
周四平说起他的母亲，他母亲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去世，她去世之前，他的父亲已经被放回来，他的案子受到重新审理，因某个因素得到减轻处理。周四平跟父亲相处，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父亲在他眼里异常低劣，是一种灾难的象征，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要做一个跟父亲完全不同的人，他做的事要跟父亲完全相反。他的父亲卑琐的一生做过的可能被载入本地史册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一门迫击炮去轰击那座古楼，他周四平这一生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把它重新建造起来。
“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人一生中能够做的大事最多不过一二两件而已。”周四平说，“因此几年前我设法兼并了那家破烂公司，把城北高地掌握在手中。本能地要这么干，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他们只知道我如今的情况。”
俞怀颖说她已经清楚了，她在认识某个绰号哑炮的老人，知道他的故事和他与周四平的关系后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周四平告诉俞怀颖他准备出门藏几天，把那些急着逼他就范的人晾一晾，让他们火冒三丈再说。他说事到如今可供他选择的对策不太多了，也许得来一点绝的。他要干到底，决不把高地丢给洪承宗，也不想让给俞怀颖。
“洪承宗故意给你留下一个甜头，自称准备把一座建好的新楼交给你们。”周四平说，“我不干这种事，我要能紧紧抓住就谁也不让。”
“咱们还真所见略同。”周四平一歪嘴道，“纨绔子弟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