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宿将刘心武先生，以特有的眼光，对“新文人”的特征予以严谨而持正的概括。他认为：“他们（‘新文人’）虽然意在持续上‘五四’时期的文人传统，却也不是述旧一派，和时下的‘新国粹’或‘后国学’等派不同，他们精研中国古典却并不沉迷于‘古色古香’；当然他们也不是崇洋一族，他们通洋文，能读乃至能译洋书，文章中既能拈来古典亦能糅入洋典，大体上是立足于运用人类共享文明，中两合壁，融会贯通；他们守书斋而不遁世，直面市场而不随俗，关注社会进步民间疾苦却不主张金刚怒目横扫暴跳，心平气和陶冶性灵却不淡化良知消解正义，他们清醒地知道白己难以做到什么，从而更执着精心地去做自己能做到善事美事……”（《祝勇作品集--，在梦中搁浅序》）。由此可见，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的文化自觉，超乎功利的智者心境，广泛包容与吸纳的学人胸怀，关注社会与人心的赤子性情，推动社会进步建设人类文明的责任襟袍……构成了“新文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新文人”以他们的文章及他们的精神生存方式，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即：“新文人现象”。这种现象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其写作活动极其活跃，文章广泛发表丁各种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报刊上，包括《读书》、《方法》、《博览群书》、《随笔》、《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末》、《书屋》、《书与人》等热点报刊，形成一种强烈的媒体冲击。
（二）展现其创作实绩的出版活动形成规模。有刘心武主编的《蓝焰文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祝勇主编的《新锐文丛》和《声音的重量》（前者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后者为作家出版社）；彭程策划的《绿阶文丛》（大象出版社）；兴安主编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顾港主编的《青春的抗争》（工人出版社）；王久辛主编的《青年散文家八人集》（敦煌文艺出版社）和伍立杨策划的《三声文丛》等、这些大规模的出版活动，使“新文人”创作在读书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奠定了“新文人”在文坛的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后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的祝勇的三卷本文集《祝勇作品集》和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推出的他的《改写记忆》、《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论十大关系》，在“新文人”写作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文集，它是“新文人”写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它标志着“新文人”已逐渐成为21世纪中国创作界的话语主体。祝勇是“新文人”写作的自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开拓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三）“新文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写作主体。其主要成员有：祝勇、伍立杨、孙郁、凸凹、彭程、李书磊、韩毓海、李洁非、王开林、韩春旭、止庵、余杰、冉云飞、刘江滨等。这个常写作主体的成员都具有丰硕的个人创作成果和稳健的创作实力。他们主要来自学界、报界、出版界、学院和科研单位等文化领域，也有来自市井和乡间的执着的读书人，有较为多元的分布。
二、“新文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条件
“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的出版，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具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条件。
（一）“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经过对“十年****”的清算，对极“左”极“右”的反醒与批判，旧体制的框架已被彻底打破，不合理部分自然淘汰，其合理部分在改革中被有机地保留与转化；新体制已开始建立，并发生效力；但新的社会运作依然自尝试与探索之中；亦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变革已进入“磨合期”。磨合不是停滞，而是在调整和碰撞中建立合理的内部秩序，为即将到来的发展时代奠定先进的体制基础。在社会变革的“磨合期”，任何动荡与偏颇都是有害的，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度的社会理性。社会理性的特征：是调整而不是破坏；是包容而不是偏激；是智者的智慧关怀而不是盲目者的感情冲动。社会理性，除了政治理性、经济理性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文化理性与之配套和对应。而“新文人”的创作，正是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理性的写作活动，是适应变革要求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存在。所以，“新文人”写作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社会理性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
（二）“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使中国进入了市场时代。多元的经济必定要产生多元的文化，与世界接轨的经济也必定带来与世界接轨的文化，中国凶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因为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活跃的世界文化大量涌人并在本土上合理碰撞，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局面；昔日依附于政治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所谓主流文化不断被消解，民间话语有了表达的可能，各种流派也得以自由发展。文化空气的相对自由，使文人的写作全然取决于心灵的取向；世界文化的介入，又给义人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参照，使他们的写作能立足于先进的思想与文化之上，产生一种崭新的世纪文化。
“新文人”正是紧紧地抓住了这样的历史契机，自觉地投身其中，渐渐成为新文化的建设主体。
市场经济造成的多元化局面，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使任何一种文化存在都具有了它应有的文化意义。激进者可以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但他们一进入理性的思考，又不得不从传统文化那里借用诱人的逻辑。保守派可以视西洋文化为非理性的异类；但每有新思，却瞠目地发现自己的所得早已有现成的观点记在异国的册籍里……泥土与崇洋、保守与激进，其极端化的道路都已走不通；退闭与盲从都会陷入昏蒙之境--多元的文化社会，需要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而“新文人”正是少门户壁垒、少禁忌因袭，以包容开放心态直面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一群。他们摒弃了狭隘的文化观，他们具有了大文化的历史只眼；他们的文化胸怀，注定了他们的文化作为，他们必然要脱颖而出。
（三）“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改革开放以降的各种写作现象，无论是刘心武们的“反思文学”，卢新华们的“伤痕文学”从维熙们的“大墙文学”，梁晓声们的“知青文学”，还是张承志们“清洁的精神”，韦君宜、邵燕祥们的“思痛录”……几乎都在“反思文学”或“文化反思”的范围内。“反思”是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范畴，它包括对政治的反思，对经济的反思和对文化的反思。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所决定的，既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现象”，又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文化现象”。20世纪末，一代老作家以痛彻的亲身经历写作了一大批有关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心血之作，包括《牛棚杂记》（季羡林）、《狱里狱外》（贾植芳）、《人生败笔》（邵燕祥）、《走出混沌》（从维熙）、《******亲历记》（李锐）、《思痛录》（韦君宜）等等。这批著作的问世，把“反思文学”推向了极致；从客观的历史反思，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内省。“文化反思”打破了思想禁区和文化壁垒，开辟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文化空间，建立了“人本位”的思想文化基础，为多元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条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反思”不是终极目标：思想文化的反思，是为了建设与先进的经济基础更为适应的更科学、更理性的新的思想与文化；而“反思文学”虽然是当代的，却又是历史的，它虽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终究还带着旧体制的思想与文化的烙印，靠“反思文学”本身不可能产生跨世纪的全新的思想与文化；这一历史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包括“新文人”在内的新的思想文化主体身上。
（四）“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是其自身成长条件的必然产物。
“新文人”的成长过程，处在20世纪末良好的学术与教育环境，他们大都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教育，无一不从小学到大学顺顺当当地一路走来；其中许多人还是双科学士、硕士、博士，有的留过学，对中国古典和西洋文化，不仅是凭爱好接触，而且还系统地上过课、考过试，还至少都通一门外语。这区别于以往几代作家，乃至稍后的知青作家，甚至再晚到王朔这一代。工朔还因此产生了浓重的“非知识分子”情结：不是我们不好学，也不是我们不聪慧，是时代的大门把我们关在了外面。正如牧惠先生所说：“这一代作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形成了合理的知识结构。”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使“新文人”有了坚定的文化质素和较丰富的文化涌养，能以更人性、更理性的目光关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努力开拓民间话语空间，充分表现出年轻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一面，以及更为自由的精神境界。“新文人”的自身质素，使他们有能力承接世界的先进文化，行游于多元文化的广阔空间中，创造出更新鲜更生动更殊异的现代文化。
三、“新文人”的文化意义
“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征，雄辩地说明，“新文人”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其所取得的成就也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价值”；它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划时代的文化定势，是新文化的历史开端，是跨世纪的文化雏型。
因此，“新文人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久远的，甚至于是不朽的。以前的各种文学现象和流派，比如“新体验小说”、“新新闻写作”“新感觉派”等等，都是人为提倡的、人为标榜的，是宣言在先，再去组织写作，或强行归类。它们没有生存的历史背景和必备条件，所以是短命的，终究要被淘汰和湮没。所以，“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具有乐观的前景和与时代同步的勃然生机。
具体地说，“新文人”所具有的大文化的胸怀，使他们倾心于文化的开拓与建设，他们不是沉迷于西方的时髦术语与理论，退缩于文学的空壳，进行一种孤独的话语游戏；也不是沉醉于“国学”与古典中，做琐屑与自怜的酸性抚摸，以旧文化的缠绵来束己囿人。他们以自觉的文化理性，在兴高采烈地迎接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点，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承接点，从而稳健地走在“吾乡大道上”，触摸到民族的伤口与时代的脉搏，对中国的未来负起建设的责任。
“新文人”既尊重理想，又讲理想的可操作性，将“终极关怀”与“现实磨合”进行有机的结合；他们反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截然分离，否认文化的发展是以社会地的荡为前提；他们认为“愤世嫉俗”只是一种浅表的文化姿态，“反思”也仅仅是一种思想路径，文化存在的终极目的，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在文化受到冲击，文化受到漠视的今天，他们保持着清醒的乐观精神；他们认为丈人是有力量的，“声音是有重量的”（祝勇琼），长久的文化“浸润”是以温暖人性、感化灵魂，善化社会良知，激起向上的人类热情。他们认为，文化已发展到了“抽刀断水斩仇”的时代，文化不仅要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而且更要解答：“怎么做”的问题。所以，“新文人”更关心的是文化的自尊、自强与可操作性，更关心的是对社会的责任与建设，更关心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大问题或根本问题。
可以举出个例--
祝勇的三卷本作品集中，通篇讲着知识分子在“出世”与“人世”的阿难选择中，选择“读书与经世、经世与读书”的思想路径，以文化“浸润”的方式改造世态民心、推进社会进步的高华之境，让人感到：先进的思想文化永远也不会“边缘化”（关于祝勇作品，笔者将有专论）。孙郁的鲁迅研究文章，低沉地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鲁迅之所以永恒，就在于他强烈的“现世关怀”。伍立杨在《善恶感喟及其他》中指出，人类历史中，恶为什么往往欺善，善往往得不到“善报”的根本原因，便是社会没有对恶的有效挟制；人性之善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抑恶扬善的社会体制和法律保证。凸凹在《天真、善良与贞洁》中则回答了如何向善的大命题：弱者的善是无用的，恶者的善是乞求不得的；只有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才能给社会以真正的善--社会所需乃强者之善。彭程在他的随笔中说，人心的不平，从根本上，是错把欲求当需求。
韩春旭在与思想大师的系列晤对中，得出结论：人类正处于童年期，人类成长之途，在于从兽性与神性的理性消长中，诞生更合理的人性。韩毓海在他的学术作中朗朗地说到，人的高贵，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高贵，不仅在于他说得好，更在于他按照说的那样做了……综观“新文人”的写作活动，他们展示出了思想者、建设者的双重风范；他们不仅是风格高标的文化战士，又是“开风气之先”的领路人；他们不仅有新的历史观、新的文化观、新的使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