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自然结合的婚姻是人世间最美的婚姻，所以，未婚者，要作为一种基本的追求目标来追求；若不然，便是对自己情感的不负责任，便留下悠远的遗憾，便留下小可弥补的婚姻隐患。本质地说，只有自然的结合，夫妻之间才能同心同德，才能在灵与肉卜浑然地融为一体，才能产生“我们”的合作体，共同迎接身外的一切风雨，创造出永恒的爱情神话，惊天地，泣鬼神。
四、感念大秧歌
北京城里的大秧歌已传到乡下。其实，未必是传，是在城市诱发下的“自我复兴”、因为中国民间自占便有“秧歌”传统，随时势而兴衰也。
城市的秧歌已颇遭一些人的訾议，便是噪声拢民。这固然在于城市人的“娇气”，在于城市人的好发议论好作评说，关键在于城市的文化娱乐样式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爱者，一定会找出一百个反对它的理由。如果只有一种样式，扰民不扰民根本无从顾及，只要有，便拥之若渴。
在城里讨论着秧歌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时候，乡下的秧歌已悄没声地红火起来。
地域相对的广阔，人口相对的稀疏，自然是它得以迅速“复兴”的客观条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缘于乡下人业余文化生活的贫乏。乡下人已远无饿食之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瞎眯着”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人们不再甘心早早地困觉，他们也企望着在夜幕掩映下以精神愉悦，或诗，或歌，或读，或诵，这是文明欲念的潜动。但乡下的文化建设，具体到文化设施却颇不尽人意：乡村原有的文化馆（所）大多已成为经商之地，沙龙茶座读书班几乎是天方夜谭，有数的一两座乡级影院因租不到好片子亦观者星稀，新华书店仅卖几种书本，图书馆尚在无限期的规划之中……这样的条件，根本不能为乡下人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
搓麻赌博，劳神伤财，属败家之举；吃喝嫖抽，又为正经人家所不齿；卡拉OK厅乡下的确有一些，但对凡常人家终究有些奢侈，并不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大秧歌便没有理由不在乡下火起来，且火得合理火得健康。
那天，去看一个县集上的秧歌场面，发现那个擂鼓的正是极相熟的县人大主任，他打着红包头，扎着羊肚手巾，满脸通红，汗溢双颊，不见一丝官气，呈一种北方汉子典型的质朴与刚劲。我极感动，在秧歌潮中，乡下的官与民已经合流，天性的解放，使我们的乡村干部脱去了不少腐气。这很符合乡下人的心理背景：乡下人喜欢过年，过年时可以结集赶庙，搭台唱戏、燃花放炮，热烈与欢快，打破了一年的沉闷，解脱了一年的殚劳，抖尽了一年的怨气……心清气爽，不怨不艾，致使民风清纯。大秧歌正是把年节的气氛融人平常的时口，使人得到有益的刺激，给人以美好情怀的滋润。
在大秧歌的锣鼓声中，不禁有两声感喟--秧歌的情致再美好，但如潮的秧歌背后，正是文化不繁荣，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现实，这一点，乡村比城市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作为我们乡村的领导，与民同乐，着实可贵，把自己融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之中，与群众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密切了于群关系；但在乐中思变，实实在在地抓一下文化建设，建筑几个文化工程，给民间娱乐创造文明更广阔的舞台，才真正可爱。
五、用车不“专”
亦从容常常会有人问：“有专车吗？”
这样的问话暗含一层意思，即专车是权力、金钱和地位的象征；如果你有专车，你一定是有身份的人，至少是有成就的人。
人们差不多都知道这层意思，所以，大多数人都反感这样的问话；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无车阶级。之所以反感，说明人们在意，潜意识里还是有享受专车待遇的欲望的--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人生下来，是要行走的：捕食、筑巢、躲避灾祸等等。那么，行走的目的便是为了生存，他是一种本质的生命状态。后来有了专车，亦不是什么特别的象征符号，而是腿的外延，代步而已。
所以，坐专车，并非生命的本质要求，而是一种职业属性，他是一种依附在职业需要之上的存在；而这种属性，是随着职务的解除而终止的，最终还要回到生命的本质状态--行走。专车只是个暂时的职务状态，非专车的自然“行走”才是永恒的生命特征。那么，所谓专车，不仪仪是权势和地位象征，而正是权势和地位本身；因此，人格和“车格”只是在职务状态下的暂时的虚假的“融合”，并不构成乘车人自身的生命品格。王五终究是王五，不会因坐了一辆奥迪2.8就成了李二；一个人有无成就，与乘车状态无关。作为普通人，不需要履行职务属性的种种义务，从容地生活，有车代步，图个便利而已，何必求“专”。
有一些乘车族，对专车族喷有烦言，其实是对一些专车族自我膨胀自我炫耀自我物化目中无人的表现有所不满；化解的办法只有一个，安心坐你的车吧，待他无专车可坐的时候，你可以做他的乘车指南。不要因斗气就去买私家车，先甭说这是否背离了人行走的生命本质，你要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购车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生命成本--因为你不是专车“发烧友”，而是个要本分生活的普通人；更何况马路上可坐的车愈来愈多，“腿”的外延愈来愈广阔。
韩国人是有专车都不坐的。在他们看来，用腿走路，是在找回生命的尊严；同普通人一道打车，是为了摆脱对身外物的依附，活得更本分，更名誉，更体面。这才是现代人的眼光。
六、环境与人
日前与友人到了一次湘西，到了沈从文和黄永玉的老家凤凰县。那里虽然还不富裕，但人情淳朴、风景优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首先要说的是那里的环境。那里的山峭拔而苍翠，常有雾岚缠绕；因为有雾的游移，似山有了呼吸，山便灵动而有诗意。那里的水清澈而平缓，久也见不到流动的样子，显得矜持而含蓄，似有深刻的用心在。所以我想，凤凰这么一个弹丸小城，之所以出了沈从文和黄永玉那样的杰出人才，盖与它的山水景色有关。峭拔之境必有大品，深蕴之境必出奇才是也。
在凤凰行走了几天，感受到了凤凰人的两个境界：一是对环境的珍爱，二是对文化的尊重。他们认为，美好的自然环境是造化之赐，我们不能不珍惜；好山好水不能不产生出文化，对文化的尊重，是对自然之赐的回报。这些朴实的话，道出了环境与人的内在关系。所以那里的人并没有走过太多的地方，也没受过太多的人为的文化教化，谈吐里却有很深的文化味道，显出人性的儒雅与温暖。那样的环境诞生了那样的人。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友人的一篇名为《树诔》的散文。
他写到故乡村口的一棵老绒花树被人砍了，从此他感到故乡再也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因为这棵老树不只是一棵树，而是故乡的标识，是故乡的象征，他甚至感慨道：这棵老树是我的一个亲人。是亲情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连着我根脉的亲人已失去了，故乡的梦也就残损了，甚至故乡也就不成其为故乡了。可以看出，环境可以直接构成人的精神世界。
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问题；也是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一个人性的话题。环境涵养了人的生活习性、思维习惯和人性深度，是人的情感之依、精神之本和人性之母。“人是环境的产物”，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了均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朴实的生活道路。
那么，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人的生活质量，与我们每个人有着必然的生命联系；作为现代人，环保意识，不应该是被外界灌输给我们的，而应该是我们自觉树立的。珍惜我们的生存环境，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存权；这自然而然应该成为健康人格的组成部分。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环保意识，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也应该是衡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
七、孝的“成本”
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人们已习惯用市场经济的观念与法则认识和洋判事物。比如“成本核算”一词，就有许多人用于情感生活，使人际交往也带上了“利润”产出的色彩。但用于人伦关系的孝道，就让人感到有些荒诞不经，因为，父母在养育儿女时，考虑的是天伦与人道，是从来不计成本的；而儿女在尽孝道时，却要核算成本，总让人感到有人性缺席的况味，不可思议。所以，论孝的成本，应转换一下视角，便是不孝的成本。
笔者认为，不孝，至少要付出三种成本--一是伦理成本。孝，作为一种伦理关系，表面是对上的，即：对父母的；实际是对下的，即：对儿女的。你是儿女做人的标杆，你的行为影响着儿女的为人走向；所以，你对父母之孝，实际是对儿女的一种昭示，让儿女将来也如此待你。那么，若你不孝，你便会在儿女心中丧失关于你孝的伦理基础，你的晚景便可想而知。
二是公德成本。孝作为社会公德的一项内容，它影响着你的社会形象声誉；声誉不好的人，社会信任度差，便很难作情感上的交往。
人们总是说，对父母都不孝的人，很难说对朋友还有真心；所以，不孝者，很难交上朋友。因为亲情是情感之源，连亲情都漠视的人，一定是个薄情的人；这样的人让人害怕，人们自然敬而远之。
三是经济成本。不孝的后果，使亲人疏离，在治家方而形不成合力，便不能创造出最大的家庭经济效益。不孝会造成父母的身心疾病，本来可以避免的投入，你不得不投入。你可以弃之不管，但父母的法制观念还是有的，他们会诉之于法庭。到那时，你既丢了面子，亦破费了钱财，真是里外不舒坦。其实父母的生活需求极低，有一点亲情关照，有一些温暖话语，再有一点不愁衣食的基本消费，他们就很知足了，你无须多大投入。换个角度想，只要父母身体健康，便为你节省了许多精力与金钱，这其实就是对你的回报与贡献。
所以，孝的投入是极小的，不孝的付出是巨大的；精于算计的现代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孝的观念，既是传统的，亦是现代的；应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活准则，不应该被人们反复强调，应该被个人自觉遵守。所谓文明素质，所谓现代人格，如果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恪守，真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