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关怀与照拂是非功利性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成千上万个例子。我奶奶是个小脚的山里人，但却有海一样宽厚的爱心。从抗日战争起就接待山外来的官人，已接待了无数的革命干部。每有山外的下乡干部来，她总是倾家中所有，侍弄很好的饭菜，干部走了之后，她尚不知人家的名字。她很应该向官人们提一些要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一些同报；但她从未启齿过，她认为这样做是一件羞耻的事，有碍天地良心。她曾说：“客人上咱家里来，不好好待客，咱还能做啥呢？”她的话就是一句乡土哲学，有学问的人，可以诠释很长的一个篇幅。我亦能。但我不能去做，祖辈传给你的是一种生命密码，心灵破译便罢了。
所以，奶奶虽交了那么多大小干部，她的儿孙仍未走出乡土，仍过自耕自织的生活；生活得不算富裕，但都很乐观，整日里乐呵呵地，对外人不存一分芥蒂。只是奶奶已经老了，不能动了，整日蜷在土炕上，无声无息地等待着一个日子。外人进屋时，一双无神的眼亦会倏地亮起来；但她已无能力侍奉客人了。
我为奶奶伤心。
还有一个叫刘振祥的老人。他是个普通的退职老干部。我刚分配工作时，年纪极轻，离家又远，他怕我想家，晚上总是陪我聊一会天。他知道我爱好文学，便鼓励我写作。他甚至与一个叫土庭辅的老人一道，同我一起上《诗刊》社的诗歌刊授学院。他们是有一把子年纪的人，对新诗，不仅了无兴趣，而且“隔”得很；所以陪我学习，实在足为我提供一股精神助力，其用心良苦矣。后来，在写作上有了一点成绩，他又毫不犹豫地向区里领导推荐了我，所以，我能有现在的光景，他是奠基人之一。
至今我在仕途卜生活了十五六年，曾经也掌握过一定的实权，他却从来没张嘴要我做点什么，甚至未喝上我一瓶酒。每当在街头碰到他，我感到惭愧，颇磨不开面子，他却主动奔上前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嘘长问短，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近来，我被从实职上调下来，任一个搞文化的“闲职”，许多从前簇拥在身边的人渐渐远去了，不禁牛一种失落与孤寂之情。他却从电话簿上查到我的电话号码，热情地打来电话：“这有什么小好，人的成功，其根本就在于，适得其所，发挥优势。你是区内有名的作家，你不搞文化，谁搞文化？”
我心里热得很，泪水像一只肥白的虫子，在脸颊上蠕动。我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心里总有一种失去父尊的虚空；这时，我真想在话筒里叫他一声父亲，但还是止住了。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意：且莫说，且莫说，一说便俗。
这个话头就此打住吧，让我再说一说普通人的另一个性情，便是对别人的关怀与照拂，极为珍视，知恩图报。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文人说的，但文人只说不做，且层出不穷的是见利忘义、见利忘情之徒。真正心口如一、既说且做的是普通人，是生民百姓。普通人是人情厚土，是道德良心。关于这一点，我亦可以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
彭文润是良乡地区梅花庄村的个体医生，他有祖传的治疗不孕的绝招。但那个年代，不允许他行医，他几乎成了一个废人。改革开放之后，他得以开业，再加之朋友们的多方帮助，他的个体医院火爆异常，经他之于诞生的婴儿逾千逾万，并成为国际上一家医疗机构的名誉教授。功成名就了的彭文润却没有暴发户之态--他每年都向“希望工程”捐资，向地区的福利与公共事业捐款，已累计捐赠二十三万元。有人说他神经有毛病，他却说这是知恩图报：国家政策是他的护身符，广大患者是他的衣食父母。
日前，我去拜望他。他坐在一个旧几案上喝粥，就着一浅碟里的腌黄豆。他不疾不徐地往嘴里搛着黄豆，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仙风道骨，神态怡然。
还有我的一位叫刘军的同学。他家境蹇仄，事事靠他撑持。为了他弟弟考学的事，他求我帮忙；我正有着这个便利，所以，只用举手之劳便为他解了难题。如此，这便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但他却念念不忘，每到春节，都要亲自送来年礼，十年有余，年年如期。去年，我对他说：“你是老兄，应该去看你；那么一点儿小事，承兄如此挂怀，我心不安。”他只是笑，一言不发。待到今年春节，他又如期到来，我便感慨不止：
“哥啊，你是年年给我送来教导。”
“什么教导？”
“你是在告诉我：能为别人做点儿事，是幸福的；要想安安心心地消受这种幸福，只有多多地为别人做一些好事。”
普通人可写的事何止万千！但笨拙的笔，也只能写书这纸上的一二。但这已经足够：对别人关怀与照拂不求功利，得到别人的关怀与照拂知恩图报，这正是人类万种美好的根基与本源。为什么人们的好话与宣言说得那么多，市井人情却愈加浅薄，概因为人们漠视和忘却了这朴实而本质的语言，而沉陷于那迷乱而华丽的所谓现代话语。
在繁丽的世象中，我们可能什么都是，又可能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我们狂妄；什么都不是，我们痛苦。还是回到普通人中间来吧，还是安心地做一个普通人吧；那样，我们的幸福生活，便真正开始了。
4.我之于花
坦率地说，我是个不太关注花朵的人。至今，从未亲手养过一盆花，是一个可靠的例证。
1987年，同办公室的一个中年女同志，在办公室空旷的地中央，放了一大盆君子兰。花是她从家里搬来的，给办公室带来极温馨的家庭气息。
那花的叶片长得肥阔而鲜嫩，花开得也出奇地好，花瓣之红居然映红了人的脸。因为花的缘故，拉近了我与她的距离。她似乎不是我的一个同事，倒像是屋里的大姐。
她给花浇过水后，我便在适当的时刻给花松松土。因为同享一株花，侍花的劳作便不好意思让她一人做；所以，主动地与被动地，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牵挂。那花一天天长得好，我们的心情亦一天天地好。
后来，那女同志调走了。她想把花留给我，但我不太会侍弄花，怕将亮丽养成黯淡，还是让她带走了。
以为会想念那花朵，心情却什么也未发生般地平静。
有花在前，可以欢乐着花的欢乐；无花在目，竟也甘于无花的空茫。我不是花的多情者。
但我却是花的知情者、知味者，或者说，是个会品花的人。
我喜欢有药香味的花，比如米兰、紫荆。
米兰的药香较为浓郁，有一种致人昏蒙的感觉，是一种致幻药；内心不清净的时候闻之，让人感到心悸。紫荆是开在原野与山冈上的花，淡淡的涩味如风般轻爽，可以令人产生许多美好的感情。比如爱情，普通人家的女子也是花，是紫荆类的花；亦有香味，因为不能香得纵情与开放，便有了涩味，紫荆花般涩涩的药香。戴望舒喜欢丁香花般的姑娘与丁香花般的爱情，其实亦是一种紫荆情结--因为他不识紫荆，丁香与紫荆一样，皆是淡淡的涩涩的药香。
为什么喜欢有药香的花朵呢？
这与我的生活态度有关一我不喜欢大喜大悲、大丑大恶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属于普通人。快乐中有忧郁，幸福中有苦涩，欢笑有泪光……这才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亦是我喜欢并接受的生活。
我还喜欢开得寂寞的花朵。
比如山海棠与野水仙。
山海棠与野水仙都开在遥远的山里，开在山背阴处，或滴泉之畔。可以有水，也可以没水，只要有一丝水汽或一线阴凉。山海棠的花开得鲜艳，野水仙的花开得白亮；但都开得很寂寞，无人问津。
但寂寞之花，却开得很不马虎。风尘常侵袭这寂寞之花。风过后，花的枝叶并不欹斜；尘埃落定，花瓣与叶片之间竟会一尘不染。山海棠与野水仙，开得寂寞而自尊，寂寞而清洁，寂寞而温暖。
这是人都很少有的品格。
所以，从僻野山乡走出来的人，在滚滚红尘之中，贫穷却不自卑，平凡却不流俗，概因为有这些寂寞而高贵的花朵做他们的老师。
自然的陶冶胜于人的教化啊！
说自己是个不太关注花的人，却说了这么多关于花的话，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我是个不太在意外界事物的人。
外部世界，有时阳光明媚，风调雨顺；有时却寒冷如水，风雨如磐，是个千变万化不由人的存在。外部世界的强大与无序，对人是一种压迫，让人感到人生无奈、人生无常、人生如梦。这些感觉是有害的，它们蚕食着人最后的一点自尊，最后的一点意志与耐力。这最后的一点，是人的生存之花，失去它们，是十分可怕的。
要使作为人的自己有足够的抵御能力，必须走向自身，走向内心--不对身外的一切抱有奢望，一切希望缘于自身，身外的东西我奈何不得你，你也同样奈何不得我；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说，要过心灵的生活，即：过理性、智慧与思想的生活。
在这方面，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人类心灵生活的最灿烂的花朵；正如僻野山乡之人师承山海棠与野水仙一样，我的灵魂师承梭罗的心智之花。
梭罗使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心灵有意识地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后果之上；一切好事与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而我们却平静异常不被其左右。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意想不到的成功的。
梭罗还使我相信：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多年来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使我神清气爽，内心妩媚。我虽没有亲于培育一株自然的花朵，却感悟到了心灵之花的至真、至善与至美。自然之花易凋，字纸上的、思想上的花朵，却永恒。
所以，我之于花，不见的，是花的颜色；亲和的，是花的品格。
5.我之于电脑
用电脑，我是典型的被动一族。
至少是在十五年前，北京作家集体“换笔”时，就有好几位作家朋友劝我“换笔”。但我一直不为所动。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业余作家，写作时间少，产量也少，不值得用电脑；另外，业余写作，走东串西，居无定所，也不易用电脑。因为那时笔记本电脑的价格颇昂，工薪阶层也买不起，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我的写作习惯使然；我每写一篇文章，都是先打草稿，然后再恭恭敬敬地誊抄在稿纸上，并且边誊抄边修改。所以誊写的过程，就是再创作的过程。没有这道程序，我的文章就写不好，就没有自信。每当眷抄完了，看着工整清秀的稿面，有一种满足感，感到，文章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手稿本身就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所以，我的手稿承载着我的一种特殊的美学追求，氤氲着我的生命温度，是艺术生活的具体体现。况且，我骨子里固执地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手稿，没有手迹，还算什么作家，那便成了作坊里的工匠了--书写本身就是创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如雕刻家用刻笔在质材上一笔一笔的雕刻。有好多作家用电脑写作，待出书时，出版商要附一则手迹，作家还要临时补写一张，让人感到很是滑稽。
祁晓冬兄有很强的事业心，在孤独中刻苦地进行着现代经济学研究，让我佩服有加，便乐意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发表文章。虽然文章发表之后影响面不大，稿费也很低；但文章赠知己，宝剑赠烈士的情怀，还是让我乐意把文章寄他。算是一种想约与鼓励，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悲壮。
后来看电视的一个电脑节目，发现他还是个特邀主持，才知道他是个电脑专家。便感到，他虽然孤独，却并不落伍，比我现代得多。我便有些遗老的感觉，也想接触一下电脑。但我对电脑的感觉太迟钝，很久也进入不了状态，学了几天就放下了。后来我写民了几部长篇，仍然是手写，写得昏天黑地，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便向晓冬兄倾诉。晓冬兄笑着说：“我真佩服你的毅力，但你的生命消耗太大，你应该学会运用现代文明成果，节约精力，葆有旺盛的创造力。况且，使用电脑，应该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是现代生活的一张入场券；所以，不是你乐意不乐意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的问题。”
他的规劝，使我有了电脑意识，我开始准备购置电脑。我打电话通知晓冬兄，让他帮我选择一种好的电脑型。他说，你来吧，我会给你选一台既经济又时尚的电脑。儿子听说我要买电脑，比我还要兴奋，“早就该买了，有了多媒体装置，CD、VCD和电脑游戏真是酷毙了！”他的兴奋引起了我的忧虑；市井上的电子制品乌龙混杂，污人眼目的东西很多；一旦置备了电脑，你不可能整天监督孩子的操作，稍有失查，孩子便被污染了。所以，儿子引起了我的惊警，这个电脑还是晚办一些为好，等他长大了，有独立的判断意识了，再办也不迟。
置备电脑的事就搁下了。我依旧用笔写作，且文章愈写愈勤奋，发表量比有些专业作家还大。这时，我认为，使用不使用电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现代意识的标准，只要头脑不旧，常能思考新问题，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也算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我身边有许多人买了电脑，但他们多运用的是电脑的娱乐功能，智力的开发项目几近于无；所以，电脑在这些人手里，只是个“玩艺儿”，并不是高级的智能伙伴。从他们身上看出，没有电脑也不是很遗憾的事。没电脑的日子过的也心安。
几年过去了，单位来了一位新领导。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开放型领导，他把提高干部的现代化办公水平作为一项重要丁作来抓。他为每间办公室都配备了电脑，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操作。起初我并不太介意，依旧我行我素。后来我发现，机关干部除我以外都狠劲地学电脑，原来单位要把能不能使用电脑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内容。我受到了震动，因为自己在哪方面都不比别人差，如果只因为不会用电脑，就落在别人后面，真是得不偿失。
被逼之下，我开始学电脑。奇怪的是，不出十天，电脑的几项常用功能基本都掌握了，并没感到吃力。所以，不会电脑，真不是一个智商问题，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观念不能自己解决，社会会不由分说地帮你解决。因为现在是电子时代了，时代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有文化的人。
说实在的，学会电脑之后，我感到它的快捷，虽然能节省人的力气，但在一些深刻思考面前，它往往会辞不达意。比如文字处理，写小说，因为是平面的形象思维，手下的表达几乎就是脑子的表达；但一些思辨文章的写作，思索总是与手下的点击相脱节，必须用笔墨的涂涂改改才能把思绪拽出来。所以让我感到，传统的往往是深刻的，现代的很可能是浅薄的。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也许偏颇，但真实。虽然文字处理已很娴熟了，但写思想随笔时仍找不到“深刻”的感觉，便仍是手写初稿，再用电脑打过，颇有“脱了裤子放屁”的味道。但没有办法，因为许多编辑朋友已习惯看打印稿，往往对我厚厚的手写稿提出抗议，甚至以拒看相“威胁”。晓冬兄比较宽容，只要我表达需要，手写打印随之。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