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3年4月17日生于房山石板房村。那里的房屋均用石板盖顶，故得此名。这是一个从我懂事起，就总稳定在二十五六户人家不变的小村，地处百花山脚下的大山皱褶里，地理偏僻，村境贫寒。
但村风极淳朴--谁家有几多鸡畜，家家均清楚。人一旦出门，虽然屋门亦上锁，但钥匙放在何处，亦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谁家有远客来，即便主人未在家，邻人也能打开屋门，沏茶，烧饭，将客人伺弄得极为熨贴，感受到一种浑然的人伦温度。
村风虽然淳朴，并不意味着生活就幸福。那里的土地均是山坡地，土质瘠薄，十年九灾（或旱或涝），收成无几，仲春至仲夏，有两季的饭食以瓜菜代之。那里的劳动强度极大，近乎刀耕火种。但为了生存，人们还是极勤勉地耕作着：把种子埋进干干的坡土上，企望老天赐予收成。有人说，既然无儿多收成，种它何益！村人说，种不种是咱自己的事，收不收是老天的事，咱只管好自己的事，心便放踏实了。就是说，山里人把播种作为一种本分，他们执著地尽自已的本分，已无心考虑所谓同报，他们收获的小再是实物，听是做人的尊严。
但村人并没有把村庄建设好，因为村人虽然有生命的自尊与豁然的境界，却不具有眼界与知识，亦即未掌握助其改造自然的那一份必要的科学、技艺与文化知识。村里人很少有自愿读书的，差不多都是小学都不曾读完便去劳作。劳作虽然辛苦，却感到愉悦，因为省心；读书虽然身板轻松，却觉得非常恐慌，头疼难耐。就是说，村人祖辈的意识里，均把读书视为畏途。对知识的畏惧是山里人根性上的缺憾。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当着村里的支书，公家给他订阅的报纸杂志，我便有机会读到，便获取了大量山外边的信息；感到山外边的世界才更广阔更具有吸引力，便也开始对身边的父老兄弟不读书不上进感到不可理解。另外，读报的直接功利，是比身边人懂得多，就显得比别人聪慧。所以，就常听到老人们的夸奖：这孩子是文曲星下凡。这种夸奖无意中坚定了我要有别于兄弟姐妹们，到山外干一番大事业的信念。
我便刻苦读书。
正好赶上我国恢复考试制度，我便成了村里第一个通过上学读书，考上城里的专业学校，从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人。
参加工作以后，回头反思：山人闭塞，客观上囿于地理环境的偏远，但更重要的是幽用于心智的未曾开化、眼界的未曾洞开。村里孩子比我聪明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都退避到祖辈的循环里去，关键是吃了不读书、不求知，而远离文化的亏。
再往深里想，故乡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生活。那里的山再青水再秀，那里的人性再美人情再纯，山外人又怎么能体察和品味得到呢？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当他们的代言人，把他们的生活情境揭示给世人。
我便开始写作，写了大量以故乡山水人情为题材的小说与散文。以“垭里风景”为总题的乡土散文居然写了近百篇，成了系列，出了书，有些篇章还获了大奖，上了散文年鉴和权威选本。如《布鞋》、《雪狐的绝唱》和《中国媒婆》等等。但是静下来翻检已发表的文章，颇有“匍匐于乡土，醉倒于乡俗”的意味。那些篇，可能是一幅幅生动逼真的“风俗画”，但够不上深刻，还未曾有意识地挖掘出乡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另外，对乡土的歌颂多于对乡土的批判，亦有淡化伤痕与丑陋，刻意营造温馨与美好的倾向。因此，我并不满意于自己已有的“业绩”。
后来，我通过读鲁迅的乡土散文与拉美的乡土作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乡土之作，应该是审视与批评乡土，从乡土上挖掘出文化含义与生命意蕴；乡土作家，不应该仅仪是乡土的代言人，更应该是人类生存与生命意义的发现者与营造者。
我在《关于家园》中对此有比较具体比较智性的论述：
“故乡是乡土散文的母题，但故乡是父辈的家园，只是一种团体（或地域）文化，是我们的基点和出发点。当我们走出故乡之后，剪断与母体连结的脐带之后，应该以生的急迫姿态，采撷城市文化的枝叶，在母体嫁接，培养一种新植株，即新的乡土意味，构筑自己的家园。”
要达到这个境界，我首先不是缺少生活，更缺少的是学养与识见。要想写出乡土巨制，首先要补补学识这一课。就是要多读书，增加自己的“文化含量”。
这就是我广读博览的最初动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生长在“纯农业空间”中的人，亦写出了一本获得广泛影响的“带着对人类生存思考和现代文明意识的‘文化散文’”《游思无轨》的真正成就。
老实说，我之于读书，最初是抱有功利目的，但是随着读书生涯的日深月久，我发现自己一天也不能离开书了--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命状态，即一种生活方式，或干脆就是生活本身。
人生走到了这一步，我愈来愈感到，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实在生活是一种极为有限的存在，而人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追求无限天性：“有限”的压迫与羁束便弄得人们痛苦万分。而书本世界是无限的，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未曾经历的场景、人物、事件及情感，还迫使我们去探求世界的本质，引领我们去接近生的终极意义。
所以，对于我自己，走出闭塞的故乡，生命之境仅是一次地域上的拓展；走进书象之中，感到生命无限，乃是一种灵魂上的拓展。我或许找到了一条自救之途；因为我比以前深刻了丰厚了，有了一定的“文化含量”；并且虽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却绝少小农意识，亦不缺乏必要的识见。这时，当不当乡土的代言人已不重要，最重要的，亦是最本质的是：作为土地之子，给乡土与人类注入一些什么，为人类更好地生存，生命得以更健全地拓展，贡献一些有益的灵智方面的东西。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个极为亲切极为随和的人。外在的生命形式不再被刻意考虑，看重的是我怎样心智自由地生活，怎样心智自由地思考与探求。
所以，我或许当不成一个大作家，但会努力成为一个好作家；即便做不得一个好作家，一定会做成一个有思想的人！
回望来时路，我感慨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