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音乐厅听交响乐，是一大享受。它令我联想到巴黎的大歌剧院：朱红色天鹅绒幕布，大理石地面，包厢，枝形吊灯，燕尾服和曳地长裙，手持望远镜的绅士淑女……只不过来北京音乐厅听交响乐的，不见得都是世袭贵族。他们有的转乘地铁或拥挤的公共汽车，有的骑自行车前来，从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其实搭乘什么交通工具并不重要，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与身份也不重要，只要带着自己的耳朵就行了。在社会主义的北京，在平民化的音乐厅，耳朵是最好的通行证。热爱音乐的人都长着一对好耳朵。他们的听力比视力还要灵敏。闭着眼睛，就能分辨出谁是帕瓦罗蒂，谁是多明戈。耳朵里有一个另外的宇宙。
我也是北京音乐厅忠实的听众。我更是音乐虔诚的信徒。我经常骑着铃儿响叮当的自行车，投奔西长安街南侧的音乐厅一仿佛那里才是我精神上的故乡。在北京，我很少逛商场，却热衷于光顾两个地方：音乐厅和书店。我走进灯火通明的音乐厅，总要摘下帽子、放轻脚步，如同走进教堂一一座音乐的教堂。室内乐队就像一群表情肃穆的唱诗班一一看来天使也会系领结。在音乐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我永远是一个谦逊的听众。去音乐厅的日子，对于我相当于神圣的礼拜天。但丁在《神曲》里，靠美女贝雅特里齐的引领，周游了天堂与地狱。音乐厅既是我膜拜的天空，又是我意志的炼狱。音乐本身就是我生命中的神曲。只不过我的贝雅特里齐，由一辆七成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代替。
朋友蒋力，曾任北京音乐厅副总经理。在我眼中相当于音乐教堂的神甫了或者说音乐殿堂的祭司。离职后他出了一本《音乐厅备忘录》，详细描绘了在音乐厅工作的喜怒哀乐。他回忆1994年1月9日的谭盾交响音乐会：门外人流熙攘，手举钞票等购退票者绵延一站路以上；协助操办音乐会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面对众多索票者实在手足无措，最后竟是他问别人：能不能给我一张票？音乐厅里，用“座无虚席”来描述再贴切不过。岂止是座无虚席，连观众席两侧的走道上都站满了听众，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音乐厅的座位是1147个……有中国音协的前任主席和现任主席，有“人民音乐”杂志的前任主编和现任主编，有颇具声望的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授，有日常跑音乐消息的记者和与音乐界无关却闻讯而来的记者，还有大名鼎鼎的摇滚歌手崔健。中央电视台三个摄制组同时出动，一拨人实况录像，“文艺园林”和“东方之子”节目做专题采访。北京音乐台现场实况直播……那次音乐会我也去了。若非亲眼目睹，肯定怀疑蒋力写文章太夸张了，至少用了“太史公笔法”。那一瞬间我真觉得：生活在北京太幸福了，北京有音乐厅，音乐厅里人来客往都是名流啊。生活在北京的人太有耳福了。用音乐来哺育我们饥饿的耳朵吧。红军长征时把一顿美餐叫做打牙祭。在音乐厅里，祭典的却是人类的耳朵--一场听觉上的盛宴。
北京音乐厅，一座耳朵的乐园。每次走进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穷人，走出来的时候却觉得自己成了富翁。跨上自行车，蹬几步就是华灯怒放的长安街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音乐带给我好心情。好心情构成我们内心的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