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的“路”是如何走出来的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模式是一种独特的、多层次的朝贡关系。周边国家或民族受中原王朝册封，向中央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呈献贵重或独具本地特色的礼品，是为“朝贡”。“朝贡”的“朝”就是觐见天子，“贡”就是指向天子进献礼品；而中央王朝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也会向被册封的这些国家或民族回赠礼物，是为“回赐”。在这“贡”和“赐”的往来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建立一种宗主和藩属的特殊外交关系。事实上，在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形成的贡纳关系并非只存在于古代中国，在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种交往方式，但是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应用范围如此之广的朝贡体系。那么，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关朝贡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先秦时代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聘制度。据说，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带着礼物向中原部落表示臣服。《竹书纪年》中就提到，“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决”。这样的记载虽然多半来自想象和传说，但可以证明一点就是朝贡制度在中国很早就生根发芽了。朝贡体系的雏形是西周分封列国时所实行的五服制。以周天子所在的都城为圆心，以500里长的半径画个圈，这之内的诸侯都属于“甸服”，甸服圈外再500里的属于“侯服”，侯服外的是“宾服”，这之外的夷蛮为“要服”，戎狄为“荒服”。各个“服圈”里的番邦诸侯所履行的义务是不同的，即“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离周天子这个“圆心”越远的诸侯和天子的关系越松散。这一时期的朝贡还不成体系，朝贡概念比较含糊。中央王朝与朝贡国的关系很不稳定，一旦中央王权衰落，朝贡关系立马结束；作为维系朝贡体制的另一根支柱--“封赏”关系也还没有形成定例。
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王朝后，和中原王朝交往的国家、民族日渐增多，朝贡制度开始固定。只是这个王朝太短命了，以至于后人无法见证“四夷来王”的盛世景况。
两汉时期，朝贡制度基本定型。大汉帝国凭借其绝对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稳居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进而形成了“凝固朝贡体制的巨大圆心”。与先秦相比，朝贡和封赏都有了条例可循，主要体现在汉匈关系上。朝觐包括匈奴单于亲自入朝拜见中央皇帝和派使节、质子入朝，以庆贺新年的仪式最为隆重。如，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慑于汉王朝的强大攻势，决定向中原皇帝俯首称臣，便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朝做质子。甘露三年，呼韩邪亲自入朝。汉朝以特殊的礼仪接待之：“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这说明汉朝对归降的匈奴首领开始封侯，册封的内容繁多，包括授封号、颁印玺、赐冠带等。他得到的赏赐有“黄金二十八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东汉王朝的对外封赏由匈奴、西域扩大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等地。比较著名的就是光武帝赐给前来朝贡的倭奴国印绶，印上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再度陷入分裂割据局面。朝贡制度主要借助各个分裂政权的对外交往来实现。尽管中原时局不稳，对外关系随着政权的更迭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是乱世却造就了对外册封制度。
238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节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到京城向天子“朝献”，贡品是奴隶十人、土布两匹。难升米一行到了洛阳后，受到魏明帝的热情招待，册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难升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锦、绢、金、刀、珍珠等物。
大唐时期，朝贡体系更为成熟。虽然仍是政主经辅的外交关系，但大唐帝国凭借其超强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不少国家与之加强联系。
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朝贺，常数百千人”。仅贞观十五年（641年）一年，来华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就有15个之多，考虑到当时恶劣的交通工具和路况，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番邦有70多个。
与以往相比，唐代的朝贡制度除贡有定期、封有常制外，诸如贡使的入境手续、往返沿途的供应等细节问题也都能找到相关法令依据，这样，贡使和沿途负责接待的朝廷官员都不会有应付不了的感觉。
宋朝时期的朝贡关系和前朝不同，因为这次是代表正统的中原王朝向周边新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称臣纳贡。北宋先是向辽纳银输绢，后向金称臣纳贡，以往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朝贡体制被完全颠覆。北宋皇帝也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了，堂堂中原王朝却要向蛮夷纳贡，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别人都是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或者化悲愤为力量从此发奋图强。而北宋皇帝却是在哪儿跌倒，就再找个人让他跌得更惨，这样自己的面子就保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真宗“天书屡降”的闹剧：当时北宋刚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要向辽国纳银输绢。为了修补已经丢掉的面子，宋真宗命令手下的宣传部诏告天下，就说有天书降临，他要到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以示庆祝。这个消息还传出中国，传到了和宋朝亲近的外国人那里。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贡使都带着贡品参加了庆祝仪式。既然邀请人家过来，这些人还都带了礼物，那就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否则太有失天朝“尊严”了。
于是，这些朝贡国的国王都被封官晋爵，根据贡使所带贡品的贵贱，回赐数倍于其的金、银、丝织品等物。也是为了撑住所谓的“天朝面子”，每有贡使前来，北宋皇帝眼皮不眨一下，就把大笔的钱物赏了出去，为的是“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周边国家一看有这样的大便宜可捡，都频频入贡，其中不乏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的商人，既能去做生意，又能从宋廷那得到优厚赏赐。南宋时，这种只重名声的赔本买卖有所缩减。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和军费开支，南宋统治者把外交重点放在了海外贸易上，摒弃了北宋借朝贡********的荒唐行为，他们一再缩减乃至拒收贡物，限制贡使进京，有时干脆就关了朝贡的大门，以节省财政支出。
元朝皇帝最“实在”，朝贡完全脱离了“怀柔远人”的“面子工程”，成了蒙古皇室聚敛财富的重要途径。蒙古皇帝时常以宗主的身份对附属国发号施令，要求它们俯首称臣，还要上缴大批贡物。在对高丽国王进行册封时，除了要求交纳巨额贡物、世子入元做人质外，还要国王亲自来朝觐元朝皇帝。1221年，成吉思汗要求高丽进献的贡物有：
“獭皮一万领、棉子一万斛、龙团墨一千丁、纸一万张、笔二百管”等，如此繁重的贡物负担压得高丽喘不过气来。这种朝贡关系已经完全变质，更像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元朝已经把周边国家当成殖民地来欺压。为了满足皇室奢侈生活的需要，元朝皇帝不仅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还派人到海外搜刮奇珍异宝，及至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国封建****统治达到高峰，朝贡制度也随之发展到极盛，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规模之大，组织管理之细致完备，都是以往所不及的。自明朝开始，海禁成为定制，这就使得朝贡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合法途径；且中央王朝实行政治上“怀柔远人”、经济上“厚往薄来”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些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遣使来华朝贡。据《明史》统计，整个明朝拥有148个朝贡国家和地区，包括明末来华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欧洲四国。
不过，真正和明朝保持纯正朝贡关系的国家主要是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等十几个国家，朝鲜为朝贡次数最多的国家（相隔不远，来回方便）。有如此多的朝贡国会来，这其中的组织接待是项大工程。稍有不慎，破坏的就不只是两国关系，极有可能危及中央统治，所以明朝皇帝对四夷、外国来华的贡期、贡道和朝贡规模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贡期针对的只是那些长期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国家，至于那些偶尔来觐见一次的国家也不需要限定贡期；定期朝贡国家的登陆口和入关地都是规定好的：“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没有突发状况的话，这些国家只能从规定的地点进入，否则可能会被取消资格。另外，明朝政府对贡物的回赐和对朝贡国国王、使节的封赏也有相关制度规定，总的原则是“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但都遵循“厚往薄来”原则。
清朝与以往开朝者一样，对前朝的朝贡国都采取怀柔政策，让它们尽可能快地承认新政权，并建立朝贡关系。原本出身“夷狄”的清朝皇室急于借朝贡关系来树立自己“天朝上国”的宗主地位，因而在其南下征服东南各省时，顺治帝曾先后下过两道诏书，称如有称臣纳贡的，中央朝廷都会予以优待。然而，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诸如琉球、日本、安南、暹罗等迟迟不对新建立的清朝有任何反应。据《清会典》记载，一直到乾隆年间，清朝的朝贡国才有7个。对于这些附属国，清朝沿袭“厚往薄来”的传统，对来华使臣进行封赐。但与以往不同，清朝统治者相当务实，如果别国不愿意来，它也不会强求，颇有几分“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的洒脱心态。实际上，与发展对外朝贡关系相比，清朝皇帝更注重的是如何安邦治国。
到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下以及民族自绝意识的增强，这种古老的外交关系模式渐渐衰落。随着总理衙门的建立，延续了几千年的朝贡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古代中央王朝为何限制藩属国朝贡
朝贡制度的最主要特征是“重名轻实，重礼仪轻物质”，这种传统同样由西周开始。当时，如果有诸侯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根据他和周天子的亲疏关系，受到的惩治会有所不同。对同属华夏的甸、侯、宾三服，会用刑或伐或征，使其臣服；而对属于要、荒二服的蛮夷和戎狄，则靠中央的声威和德化的感召使其臣服。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皇帝还时常以要服、荒服称呼周边的朝贡国。对这些偶尔“闹脾气”的周边番邦，中央王朝向来都是“耀德不观兵”，都是用中原强大的人格魅力震住它们。
朝贡制度能延续几千年而不衰，与古代中国的地理特征以及“天朝心态”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疆域成形于汉唐，至元朝时扩展到极致，最后定型于清朝。其大致范围是：东邻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达南海群岛，西跨葱岭，西北临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枕外兴安岭和库页岛。陆地面积维持在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四周被浩瀚无边的大洋、人烟稀少的世界屋脊、绵延千里的戈壁大漠以及环境恶劣的林海雪原团团包住，环境还是很封闭的。在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未被充分发掘前，中国与其他发达文明受地理限制，从来没有对等交流的时候。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华夏文明，更多的是和尚未开化的“夷狄”打交道，久而久之会滋生出一种文化优越感。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人都得围着他转。另外，光皇帝自己信奉这套理论还不行，得全国人民都信才管用。所以，历代政府的宣传部都很忙，忙着向民众和周边国家灌输华夏中心意识。这种中国中心观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来华传教士带来的先进地理学知识都无法撼动一分一毫。乾隆时期编制的《皇朝文献通考》中这样写道：“中土居大地之中，瀛环四海，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在天朝统治者的意识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人类文明的“最高代表”，周边夷狄和远方之国前来朝贡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百川终归于海。华夏文明才是最先进的，周边蛮夷都应前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中国皇帝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抚驭和开化四夷，即“天朝居中驭外”。
在历代思想家及有雄心抱负的明君以至于在普通百姓的思想里，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才是终极目标，展开来说，就是以中国为宗主、四夷为附属的华夷一统。这种大一统理念反映到外交中就形成了朝贡体系。
不过，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象征君主最伟大成就的“四夷来王”局面，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地理上，实施范围都是有限的。
从以往历史来看，被称为蛮夷的小政权很多都是相当彪悍的，特别会打仗，要想让他们自愿称臣，中原皇帝的文治武功必须经得住考验才行，否则很可能被反噬，成为蛮夷的阶下囚。
以“五服”论为基础构筑的同心圆结构中，距中央越远，其政治隶属关系就越弱，类似于“山高皇帝远”的道理。到了最外围的番邦那儿，中原皇帝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双方的政治纽带基本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但只要这些国家或民族还按规定来朝贡，那么就是对天子“天下共主”的至高地位的认同，这种重名轻实的外交也是朝贡体系长存的主要缘由之一。在古代中国的外交史中，曾对中国表示臣服的大概就只有朝鲜、安南和琉球等几个小国，而它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始乱终弃”。不过，这帮小弟碰上的是度量极大的大哥，中央王朝皇帝想要的仅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而已，双方之间的等级尊卑也只是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上才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中央王朝并不在乎周边国家是否是真心归附，也不要求它们一定要为中国出多少力，帮什么忙，只要按规定定期朝贡，让皇帝觉得天朝“神威”仍然在起作用，不胡乱挑衅天威就可以了。
这样的朝贡体制对中央王朝来说，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对朝贡国来说，则是经济利益远远大于政治意义。用一位法学家的话来说，朝贡制度的“功能在皇帝看来主要是维护中国作为‘中央国家’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由于朝贡，贡国从皇帝那里得到丰盛的赠品，它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有利的贸易”。也正是因为这样奇特的往来方式，常常出现实际朝贡次数明显比规定次数多的情况，甚至出现朝贡国为增加朝贡贸易数量而绞尽脑汁地用计增加入贡次数和贡船数量。虽然藩属国争着来纳贡是中央王朝愿意看到的，毕竟面子上有光。但是，照此下去的话，再多的金山银山也会被掏空的，因为为了保持“天朝尊严”，回赐的礼品都会比贡品的价值高出很多。于是，实在应付不过来的时候，中央王朝就下令负责接待贡使的地方政府，不要让贡使进京，贡品就地转移即可，甚至干脆关了朝贡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