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和黄帝没有关系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内容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中国古代最着名的大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那么，在“内经”之前为什么要冠上“黄帝”呢？原来，黄帝是古代的帝王，姓公孙氏，又因他生于“轩辕之丘”，又名“轩辕氏”，再因建国于有熊，又名“有熊氏”。他战胜了蚩尤以后，成为天子，“因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所以称“黄帝”。本书假托黄帝一问，医学家岐伯一答的形式来论述，因此冠以“黄帝”二字。
《黄帝内经》在整个中医的发展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该书中阐述的理论，一直以来指导着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是学习中医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读物，也是现代中医院学生学习中医时必读的医书。
“百姓”是主人，“黎民”是奴隶
据《山海经》记载，4000多年前，在黄河流域集中着几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有黄帝族、炎帝族、夷族和九黎族等。他们之间经过多年的征战和融合，黄帝和炎帝部落结成联盟，打败了从南方进犯的九黎族。这九黎族是由九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共八十一人，也就是他有八十一个氏族酋长。“逐鹿之战”后，蚩尤大败，来自九黎族的俘虏成了黄、炎部落的奴隶，被称为“黎民”。
炎帝和黄帝的联盟消灭了蚩尤之后，这两个部落之间又开始争逐。黄帝得胜。当时，许多部落都由氏族组成。而黄、炎部落联盟约有100个氏族，每个氏族又各有自己的姓氏。因而黄、炎部落联盟的氏族就被称作“百姓”。当时“百姓”是主人，“黎民”就是奴隶。
到了西周奴隶制时期，百姓成为贵族的通称。这时的黎民(也称庶民)包括自由民、农奴、奴隶，与百姓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阶级。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宗族世袭制的破坏，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百姓的地位逐渐降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后也降到黎民的行列中来。因此，就将黎民与百姓统一称谓了。
相关链接；古代民众的称百姓：古代时代对贵族的总称。商代的奴隶主是贵族，总称为“百姓”(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战国以后，“百姓”为平民的通称，与“民”为同义词。
黎民：即平民，亦即“众民”的意思。一说“黎”通“骊”，黑色。“黎民”因黑发而名。一般泛指劳动人民。
黔首：黔首是战国时泰国及秦王朝时对平民的称呼。黔，黑色。
“黔首”，犹如黑头。秦尚黑色，当时平民都用黑布包头，敌称“黔首”。
布衣：即平民。古代富人穿丝绸，平民穿麻布，所以称“布衣”。《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迭于诸侯。”
庶人：又叫“庶民”。西周以后对农业生产者的称谓。西周时，庶人可作被封赐的对象，其身份比奴隶高。春秋时，庶人的地位在士以下，工商奴隶之上。秦汉以后，泛指未做官的一般平民。
“朕”最开始不是皇帝的专称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着《尔雅·释诂》中，对“朕”做出了如此的解释：“朕，身也。”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赢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日朕。”从此，“朕”才成了皇帝的专称。
秦始皇之前的那些诸侯王常常自称“孤”、“寡人”、“不谷”。“孤”者，谓自己不能得众也；“寡人”者，“寡德之人也”；“不谷”，谷为食物，可以养人，乃善物，“不谷”即“不善”。由此可见，在秦始皇之前，统治者在表面上远远没有那么高傲自大。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统治者才开始感觉到不需要再如往常那么谦卑了，于是，“朕”也就走上了“唯我独尊”的不归路。虽然“朕”字自秦始皇开始为皇帝的专用词，但有时他人也可偶尔一用。例如，《后汉书·和殇帝纪》：“皇太后诏日：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
古代的学士可不是学位
古代的学士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学士，它是官位，而非学位。
古代的学士称号，最早出现在周代，《史记-儒林传序》云：“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学士，本来是指那些读书的贵族子弟，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名和有学问的人以及文人学者的泛称。魏晋时期，学士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魏晋以后，学士才正式成了以文学、技艺供奉朝廷的官吏称呼。唐代，学士地位有很大提高，甚至可以参预朝政。其中翰林学士之首是皇帝亲信顾问和秘书官，又称“内相”。到了宋代，授了“翰林学士”者，就有当宰相的希望。
清代大学士地位为正一品，为文职官吏之首。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期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务都不相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被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相关链接；古代的博士，硕士“博士”这个官名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朝及汉朝初期，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朝的博士是太常属官。汉武帝一时设五经博士。博士多置弟子；初为50人。武帝之=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已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不同。唐朝时，设国子、四门等博士。明、清两代亦有“国子博士”。
另外，在中国古代，“博士”还是专精一艺的职官的名称。西晋置“律学博士”，北魏增置“医学博士”，唐朝增置“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至宋代废止。旧时，人们还称专门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为“博士”，如称卖茶的人为“茶博士”，称卖酒的人为“酒博士”等。
硕士，我国五代时期就有。宋代着名散文家曾观在《与杜公书》中说：“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可见，硕士在我国古代是指那些德高望重、博学多识的人，但在古籍中不多见，不是正式的职称。
古代“秘书”是指皇家秘密的藏书
在我国古代，秘书是掌管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自从汉代以来，我国封建政权便设有秘书监、秘书郎，三国，魏有秘书令、秘书丞。但秘书并非官名，要在“秘书”下缀上“令”、“监”、“丞”、“郎”等才是完整的官名。此外，尚有“秘书省”，这是南朝粱设的官署，是行政机关，虽有“秘书”之名，却无现在秘书之义，并为后世沿袭。明清不设此官署，也没有“秘书”的职称。清代各衙署设文案，一般称“师爷”，而不称“秘书”。民国时，大多数的行政机关才开始设秘书，秘书在我国官制史上时间还不长。
“秘书”这个名称，原来是指皇家秘密的藏书。东汉桓帝时开始设秘书监这个职官，其实是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长，年俸六百石。实际上的“秘书长”汉初叫“长史”，后来叫“中书侍郎”、“翰林学士”等。幕僚中的“记实”、地方官府的“主簿”，都相当于秘书。现代的秘书职务，是领导的助手，其任务是收发起草文件，办理文书、档案和领导交办的事项。各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均设有秘书工作部门或秘书工作人员。
“春秋笔法”与书法无关
“春秋笔法”与书法无关，它是指《春秋》体现褒贬的着作方法，也称“书法”。这种着作方法所表现或被传注者阐发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
孔子撰《春秋》，在语言平面上“不露山水”，但在表达平面上，自能见其“微言大义”，后人就称这种手法为“春秋笔法”。
所谓“不露山水”，实指不显露那些不宜明说或不愿直说本意的语句，或旁敲侧击，或含义模糊，或闪烁其词，或含蓄委婉，或意在言外，总之不露本意。当然也有涉及本意的，则往往从轻从宽，或隐隐约约，或扑粉涂脂，顿使恶语变美言。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春秋笔法”的作用，古人有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书法不隐与书法写作无关
“书法不隐”原文出自《左传？宣公二年》，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少好恶，曾经因厨子煮熊掌不合其口味而杀之。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屡次谏诤，晋灵公非但不改，反而派人刺杀。赵盾只得逃出避祸。但在逃亡途中，赵盾的族弟赵穿举兵杀死晋灵公，迎接赵盾回都，另立晋成公为君，赵盾继续执政。对这一事件，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里记下：”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不服气，很是生气地对董孤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并不在朝中，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你这样胡乱给我安插罪名，不是污蔑朝廷命官吗？你这是要被杀头的！，’
董狐说：“你身为正卿，出走却没有离境；回来又不讨贼，不是你弑君还是谁啊？”赵盾也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写。
后来，孔子在《春秋》中照录此语，并且对此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说董狐按照史家的法则，“君举必书”，照直书写历史，不为长者隐，不为尊者讳。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明善恶，向人们表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家族的安宁长久。史家拥有特殊而崇高的政治职能，即通过善恶必书，而惩恶劝善，对现实政治加以监督、规范和制约。
董狐宁愿丢掉脑袋也不愿丢掉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令人肃然起敬。
“编辑”一词古代就有了
编辑的“编”，《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次简也”。颜师古《汉书注》谓：“编，谓联次简牍也”。编辑的“辑”，《韩非子·说林下》有“甲辑而兵聚”旬，《汉书·艺文志》云：“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有收集、聚集之意。“编”、“辑”连起来起源于收集编连简策。编辑活动的产生伴随着书籍的产生，因此在简策时代就有编辑活动了。
“编辑”合起来使用最早在南北朝出现，“编辑”一词最早见之于公元551年到公元554年编的《魏书-李琰之传》：“前后再任史职，无所编缉。”这里，“缉”与“辑”通，编辑是}旨整理修补残书，并非编书。“编辑”在唐朝多次使用。《唐大诏令集·卷八二》仪凤元年(676年)《颁行新令制》：“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这里的“编辑”指资料的收集整理。唐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这里的“编辑”已明确地涉及材料的删节取舍，使符合要求，不限于编辑次序了。
南宋而后及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书市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的编辑，明耒苏州冯梦龙、吴兴凌闸初等即是代表。真正的近代职业编辑，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才活跃于学术文化界，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者。
皇袍一定是黄色的吗
我国唐朝以前的君王、皇帝，对穿什么颜色的袍服，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周朝时期，据典章制度的书籍《礼记·月令》记载，
天子“着青衣”。春秋时期，侯国纷争，国君的袍服也无法统一，当时的五霸也没有统一的袍服颜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这说明紫服并不是君王的专利。
从战国到秦汉魏晋之际盛行“五行”(水、火、木、金、土)终始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按水、火、木、金、土(五行)与黑、白、青、赤、黄(五色)分别相配的“五德”说，穿黑色袍服。因为秦王朝实行的是水德制度，所以衣服、旌旗等以黑色为贵。到了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五德”之说被废除之后，黄色才渐渐与高贵的皇帝挂钩。
到了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隋书》卷十二《礼仪志》记载，炀帝在大业六年(610年)下诏：“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黑，士卒以黄。”
一直到了唐高祖时期，朝廷才禁止百姓穿黄色衣服，黄袍遂成为御用之服。黄色慢慢地成了皇权的象征。“皇袍”也就变成“黄袍”了。
姓和氏最初是一回事吗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说“以姓氏笔画为序”之类的话了，在大多数人心里，姓和氏是一回事。其实，在古代，姓和氏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最古老的姓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而氏的产生稍晚，最早的氏大约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享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有的小部落也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氏集中产生于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地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
所以，“姓”和“氏”里反映了至为重要的信息，切不可混为一谈。当然，汉代以后，姓与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就不再有什么区别了。
年号是秦始皇创立的吗
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年号发端于中国，为汉武帝首创。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
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例如，建元就有五个时期在使用。还有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
明清两朝，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康熙帝。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明英宗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
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有少数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比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的“万岁通天”，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
中国历史上的年号，据统计数目在数百以上。梁启超的统计是316个；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纪年表》的统计是500多个。
庙号和寺庙无关
庙号起源于商朝，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的皇帝不称庙号，只称谥号。唐以后，谥号的文字家长，才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