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
一、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转型
世纪之交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在20世纪之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使中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思想上，批判封建，崇尚民主；在文化上，宣扬自由开放，打破禁闭；在科学上，提倡新的科学，反对愚昧迷信。而这个世纪之交却不同，这是一个新的文明出现的世纪。在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化、多元化的思想迅速渗透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到多元自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从物资匮乏的社会过渡到物质丰裕的社会。当代城市正处于高技术、数字化、信息化、高智商的文明发展阶段，是由工业文明进入后工业文明的社会。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个时期用******的话说是一个“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时期。
①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也发生了蜕变，文学面临着危机，比如，有人作出了关于世纪末诗歌的死亡预言，“诗歌作为一个古老的艺术品种，它的产生、生长、繁殖直至消亡都有其特定的艺术命运。我理解诗歌所要面对的这一历史宿命，如同理解一个人的完整的生命过程”。
①文学确实在萎缩，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文学现象。张颐武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有三个特点，“第一，作者的位置由“俯视性”变成置身状态之中；第二，作家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象的拼贴；第三，修辞上将由抽象表现与照相写实结合起来。”
②这个时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王宁说，“这是一个“稗史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潮的时代”，一个“多元竞争且又共生的时代”，一个“浮躁的且又促使人思考的时代”，一个“酝酿新的文学高潮的沉默的时代”，一个“自由选择又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个“想象力得到解放却又缺乏新的想象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丧失了大部分启蒙作用和劝诫作用，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其审美作用也受到颠覆。”
③文学正在经历着痛苦的抉择，文学开始世俗化，小说开始走制作与炒作的道路，王兆胜说，“制作长篇成为出版社同作者的合谋”、“造成长篇小说畸形的现象”，固然小说的影响力在消解。
世纪之交，是后工业经济时代，是信息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文学也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城市小说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出炉必然要经过策划、运作、宣传与营销的运作形式。小说企业化，现在小说的创作不全然为了文学的经典与读者的需要，小说从印刷到出版，是否赚钱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文学与市场之间建立了纽带。作家成为百万富翁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些作家面对市场，他们的心态各异。“市场带来的困境，扰乱了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一方面，部分作家看到自己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从而对严肃文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对文学原来的生存方式开始否定。另一方面，也使那些从事心灵探索的纯文学作家陷入了彷徨矛盾的心理。”
④文学的生存现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生态文学、女性文学和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的写作现象相继出现，城市题材中的“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新新人类”等也呈现在读者面前。“告别过去”、“躲避崇高”等成为解构过去的口号，文学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学与商业炒作联手出现了“另类写作”，现实的虚拟的城市生活场景被简化为咖啡馆、舞厅、酒吧等，城市成为物质刺激与官能狂乱的欲望的地方。世纪之交是一个标新立异、众声喧哗的时期。世纪之交的社会把各个领域交织在一起，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成为主流。小说也大量涉及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文化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禅、道等学问。小说也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制，词语也变得表象化、碎片化和猎奇化，放纵小说的叙述方式，跨文体写作成为流行文本，“特别是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空间多极、趣味多样的特点，也为文学文体的多重实验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①小说的平面化、拼凑性是其基本特征，文学样式上的计划经济色彩淡化、市场经济色彩浓厚，给文学松绑的时期已经来临，文学甚至存在非文学化、泛化的倾向。很多作家已经不属于某个体制，在体制外写作，完全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计，这是作家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有的作家是纯粹的写作者，有的作家已经开始写作的非职业化。在文学的精神领域也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追求丰盈的收入，粗制滥造迎合读者的小说，“他们为了谋生，以文换饭，以文媚俗，文章可以成批量地制造，还可以进行剪贴、复制，各种谣言和传闻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作”。一种是寻找精神家园，不为物役，不为利诱，执着于写作，“他们以一种冷清、孤寂的生存方式与这个喧嚣与浮躁的时代对话，坚韧地守护着生命的艰难与写作的浪漫。他们用写作这种方式来呵护尚未荒芜的精神家园。”
②当然，小说更倾向于市场体制的规范性，并逐渐具有可供大众消费的使用价值，小说走向零散、平面和失范。
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分散多元的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这种经济及社会的转型，对城市发展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对人的精神而言也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关注人的精神非常必要。因为在城市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结构，表现为现代高度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与之相应的人的精神则体现为以物为特征的片面发展，同时，世纪之交，城市从工业城市也转向了后工业城市，中国社会的发展极端不平衡，在人的物质要求基本解决之后，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问题，人们追求心灵的栖息地、道德的充实、精神家园的找寻、信仰以及人文精神的重建等。而且，在城市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价值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捉襟见肘，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出现价值“真空”
状态，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出现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农业文明价值观与城市文明价值观等，有时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价值错位等现象。世纪之交，城市处于“全球化时代”，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即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通讯全球化，但这些都会对全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产生影响。因而，全球化时代强调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即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我们要对传统超越，对现代化延伸进行前瞻性思考。世纪之交是走向多元共生的时代。在******看来，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①20世纪末城市有着自己的情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纪末情绪”指的是“19世纪末伴随着理性的困惑而产生的对理性的幻灭感、对世界的荒谬感、对前途的迷惘感。这种“世纪末情绪”集中体现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中”。
②“在大量涉笔都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们在物欲、权欲、****、金钱欲的冲击下或抗争或妥协或尴尬的表现，作家们或批判拜金与享乐的倾向，或发掘人性的庄严和优美，其众生相令人眼花缭乱，其精神的复杂性颇堪玩味。已经有人把这类创作叫“欲望化的叙述”，或叫“欲望现实主义”，特别强调着“欲望”对今天创作的意义，似乎成了一大视角。其实，尽管“欲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确乎突出，但写欲望和感性不是目的，它们还须理性和精神的透视，好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做的。”
①在《废都》中贾平凹试图书写处于世纪之交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文化状况，他把人物生活的城市空间称为“废都”本身就意味着贾平凹对现代城市的态度。在《废都》里贾平凹借着那头有着哲学家姿态的奶牛发表着对城市的看法，牛对现代城市不以为然，对城市的一切都看不来，“她”站得比城市人要高得多，在“她”看来人从自然中脱离而进入到非自然的城市中本身就是愚蠢的。从现代人对城市的认识来看，牛的这些“高见”并不新鲜。牛对城市的看法表明了贾平凹对城市的态度，同时，从庄之蝶与女人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贾平凹的这种态度。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的文学、文化和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理想滑坡、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物质利益的追求被奉为最诱人的准则；理想与崇高则日渐尴尬，甚至成为被消解、被嘲弄的对象。于是，在人的思想中充满混乱和迷惘，行为中充满庸俗和浅薄，已绝非个别现象。甚至有人为谋一己私利，不择手段，不顾人格，连基本的做人准则、基本的羞耻感和道德心也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本应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帮助人们净化灵魂，树立理想，使精神境界得到提高和上升，但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正好相悖，颇有一些文人，不再言说道德理想和人的尊严，耻谈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对讨好商业、认同流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更有人不仅“躲避崇高”，而且“渴望堕落”。他们在文学中热衷于调侃、附庸于色情，满足于本能、快感和欲望，沉湎于灰色、黑色、黄色写作的自娱，陶醉于形式、语言、能指的自救，从而造成了游戏文学、闲适文学乃至市侩文学、痞子文学的大规模泛滥。”
②余开伟的批评有些绝对化，世纪之交的城市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对日常生活的膜拜展示了感性欲望的运作方式以及意识形态支撑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为人们心中蛰伏的各种欲望的实现与满足，提供了坚实无比的物质保证。“但欲望征逐的战场从来不会呈现出田园诗般的情调，更多的是铿锵的搏杀、呛人的血腥味和藉藉的伤亡者。在这场以都市为舞台而展开的被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披裹着文明外衣的厮杀中，人们的情感、心绪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被忠实或扭曲地记录到林林总总都市的叙事文本中，呈现出夺人心魄的欲望表达方式。”
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城市人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体制变革、社会分层、贫富距离拉大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顿、惶惑。“不仅是在体制变革中那部分利益受到损失的人员——那些原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者，他们感到失落、难堪和愤愤不平；即便是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那些成功者，即在经济转型中暴富起来的人、企业中的白领和所谓新中产阶级中的各类成员，他们在获得了经济和生活上的满足以后，在心理上也同样是惶惑和充满疑虑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具有基本相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将“国”、“家”看成同一个东西，“国”就是“家”的放大，一国之中的所有人都有类似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不是在现代国家中，把人看成一个权利与义务自足的公民，看成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独立的个体。在这种宗法亲缘关系中，少数人个人的致富似乎就变得有点不道德了。其次，在现代经济体制中，曾经受到约束和压抑的人的各种欲望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种欲望一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人的物欲、金钱欲往往是致富最基本的心理动力，是经济进步的发动机。而另一方面，人的欲望的释放又成为各种罪恶的渊薮，引出了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再次，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把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不道德。所谓的“君子不言利”，因此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还有一个如何摆正“义”、“利”的关系的问题。”
二、城市焦虑与城市经验
现代化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城市病。城市病最突出的特点是颓废、吸毒和犯罪。颓废是对生活失去信心，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当代城市颓废是在基本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精神空虚无聊，颓废厌世。颓废的情绪是摒弃现有社会价值的年轻人所常有的，他们要摆脱无止境的竞争和勾心斗角的生活，他们留长发，穿异服是为了表达对主流生活的不满，他们理想浅薄。他们狂欢放纵，试图摆脱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却又沉迷于颓废的生活方式不能自拔。“他们知道奢侈的物质享受无法使他们得到彻底的满足，然而他们不是去寻找更崇高的目的，而是变得像禽兽一样为所欲为。他们的哲学观点，实际上成了他们自以为已经摒弃了的那个社会的自然产物。换句话说，他们把感官享受和声色口腹之乐当成生活的目的。”
①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城市压力，当这种压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导致市病态，包括社会病态、身体病态和精神病态。人们的社会需求不能满足个人主要的需求，就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反映。
拉赫（R.Rahe）等在1974年《生活变动事件和生动变动单位数》表明：人的疾病的发生与社会生活日益增多的紧张状态有密切联系。统计表明，由于心理障碍所导致精神病和轻性精神病的人，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其中重性精神病已经由20世纪50~60年代的5‰~6‰，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11‰以上，轻性精神病患病率，20世纪80年代全国12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22.2‰，而目前北京市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此项患病率已经达到35.18‰。城市人口拥挤不堪，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与犯罪率上升，人与人之间产生疏离感与隔膜感，甚至相互对立。正如哈蒙德夫妇所言，英国求利而得到了利。每一件事物都向着利，城市拥有有利的尘埃、有利的烟雾、有利的贫民窟、有利的混乱、有利的愚昧、有利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