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敌》中的千姿跟母亲从上海到了广州。开始她满脑子都还是作为芭蕾舞演员的那种天鹅般的感觉，但见识了季潦潦阿姨的私家别墅，泓菲的女儿、准歌星晓菲的穿着做派，特别是经历了在至尚音像公司竞争的失败以后，千姿的胃口被最大化地吊了起来。
朱文《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我”“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使他觉得，“尊敬这玩意太不实惠了。我们都要向钱学习”。“我”认为：“与金钱的腐蚀相比，贫穷是更为可怕的。”“后来货币就日益重要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它无与伦比的媒介作用赋予了我们更多的避免被埋没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是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主人公“我”
认为：“欢乐从来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只要你有钱，没有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现做一个。”何顿的《无所谓》中，罗平、王志强等“对知识不感兴趣”，“在一起谈论的是赚钱”，“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事”。《太阳很好》中的宁洁丽，从医院辞职来到龙百万的百叶窗厂，是因为龙百万的百叶窗厂的工资比她原来工作的医院的工资高出一倍多。《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弟弟你好》中的刘金秋片面地追求私人性的生存自由，不择手段地去获取金钱。《生活无罪》中的狗子就接受了其父亲的思想：“名誉是一张废纸，只有老鼠才去啃它”，何夫听从了曲刚的教导，“世界上钱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买杀人”。邱华栋的《别墅推销员》中的“我”，有固定的职业、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就是没有钱，迫于金钱的压力只好辞职去当别墅推销员，经过一番拼搏后赚到了钱，得到了一套房子。《音乐工厂》中的杨兰是一个从家里逃出来到城里打工赚钱的打工妹，由于在城里无法生活只好靠出卖肉体赚钱，她的生活态度就是“把男人口袋里的钱都骗到我这里来”，她的理想是买一座别墅，但她积累的钱还差一百万，可她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当初从偏僻的山区来到繁华的京城时，她的目标是“想挣一点钱，回到四川家乡去养猪、种花”，一旦她经营餐饮业挣到很多钱后，她又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赚了很多钱，但这还不够”。她的金钱欲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在经营餐饮业的同时，又经营娱乐业和房地产业。
在金钱的游戏和消费中，人们自身存在的不完美性被遮掩，被动地做了金钱的奴隶。《生活之恶》中的主人公穿的是“意大利名牌“胡利奥”牌西服”，戴的是“价值18万元的翡翠塔链珠项链”，《太阳很好》中的主人公穿的是“貂皮披领的意大利羊皮夹克”，戴的是“金耳坠坠子上镶着两颗黄豆大的红宝石”。邱华栋在与刘心武的对话中坦承：“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人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
①这些金钱的欲望，是城市消费意识的体现。
李治邦的《天堂鸟》以海新与方红一对夫妇的感情危机入手，表现出丈夫从事广告事业，但生活观念十分传统。凡一平的《女人漂亮男人聪明》中的女人过彤，进城不久就发誓：“我一定要活得灿烂而辉煌！”男人“我”宋扬不满意原先干的警察工作而辞职开了家广告公司，在商场中拼死拼活。对城市里的人被金钱奴化的思想，有些小说家对此持批判态度，余开伟认为，“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须遵从的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都视为寇仇，践踏于地，对西方的没落的颓废主义和极端主义、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欲望至上特别推崇，大肆宣扬”。“晚生代某些正在被文坛娇宠的作家对物欲的追求和占有的疯狂欲望极为膨胀，急不可耐。”
②城市里的人对于金钱的追逐，并不是城里人特有的欲望观念，其实所有人都有这种欲求。马克斯·韦伯指出：“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
①随着金钱拜物教的渗透，生活观念，尤其是****、性爱观念也有了令人诧异的变化。陈染的《无处告别》中，写了三位惺惺相惜的女友：缪一、黛二、麦三，其中又以黛二为中心人物展开故事。作为视角以及人生的感悟者，黛二原先是这样来展望自己的未来：出国-结婚-移民-有钱-****-空虚-孤独-逃跑。可是，经过一番闯荡，她对自己的结局有了这样的认识：挣钱(机械地)-疲倦(身心的)-****(以缓解忧虑为目的的)-孤独(病态的)-自杀（解脱地)。
金钱并不是人所获得的目标，而成了人的悲剧归宿。城市小说日常叙事的状态是人的退隐，金钱的凸显。城市小说家的这种从“人”到“物”的写作是城市小说的一个特征，也成了90年代城市小说的标志。邱华栋说：“由物及人，这是我写作的一个努力。”
②城市都已经成了物化的空间。“物化”一词是与哲学家乔治·卢卡契的着作，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联系在一起的。物化这一概念在《资本论》中当然早就存在，那里有(物化)和商品拜物教这样一些概念。“物化指的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为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即卡莱尔(Carlyle)所说的“现金交易关系”，把社会现实转化成交换价值和商品。”
③中国人向来不拒绝物的享受，由于对物的崇拜，使得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传统打击着城市市民的价值观，表现出对欲望的训诫，对物的占有持保守态度。李洁非说：“当中国的传统价值体式经过一百年的破坏和冲击之后，当中国人行事做人已不再必须从古代道德中寻找理由和根据时，当近代欧洲(实际上也是整个近代世界)的文明范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有效准则”的情形下，重新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便不再受到节制，它在人们心中挑起的欲望也不再处于半压抑状况；在我们身边，随时都会有人毫无精神负担地嘲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类维系着古代道德而从没有人企图表示异议的大言至理。这将是一个被物欲所驱使的时代，它的疯狂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丝毫不亚于十余年前那个被政治空想所驱使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物的名义，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物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圣经》。”
①由于城市市民对于物的占有，又由于传统道德伦理对物的抑制，这样城市市民与城市的冲突就演化为物化与抗拒物化的斗争。“但晚生代和70年代作家群的写物主义倾向使人性受非人化的物象所支配，在这种随波逐流中，精神的物化程度便在不知不觉中潜滋暗长。这样，作家表面上表现着日新月异的城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实际上恰恰掩饰了其深在的矛盾性。”
②现代城市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外在形态，在城市的现代进程中，我们切身体验了物对城市生活的覆盖与支配。
琳琅满目的超市、名牌荟萃的商厦、灯光闪烁的歌舞厅、奢华气派的酒店等构成了城市坚硬的物化空间。城市是物质的城市，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行道树、草地、花卉、各色商品等人工构成的城市的物质的外壳，城市里的这些符号体现了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城市特征，林奇说：“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
③城市里的物质符号反映城市文化特征。市场经济时代是崇尚物质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产物——现代城市是物之力量的渊薮。城市中无限拓展的物质空间诱发了人们生机蓬勃的物欲，这是一个被物欲驱使的年代。当代城市中物是城市人们唯一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物欲的实现最终要借助于物的等价交换物——金钱，因此，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合乎情理地成为城市各阶层集体性的奋斗目标。城市里的一切投机、冒险、犯罪、****等行为都可从贪婪的金钱欲望中得到合理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把叙事彻底投放在城市商业语境中，描写了一系列在金钱欲望刺激下引发的城市悲喜剧。物的诱惑与人生活的城市的物质空间，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已成为现代城市人的共识。邱华栋的《城市中的马群》中“我”和商人杨胜利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我有些糊里糊涂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多的公司？赚那么多钱来干吗？是要把月亮买下来吗？”“嘿，真是可笑至极，告诉你吧，在未来的社会中，国家将不再存在，只有公司才是国家的真正支柱，世界今后将由跨国公司构成，庞大的跨国公司实际上就是国家，以赚取货币为唯一的目的，只有公司和货币才是真实的。”邱华栋《沙盘城市》中林家琪与陈灵这两个流浪在都市的异乡人彼此深深地相爱着，但最终林家琪还是决定离开陈灵嫁给一个有钱人，因为陈灵和她一样一无所有。
“我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是那么的可怕，我一无所有，我唯一能合法出卖自己只能通过婚姻。他今年50岁，他是一个茶叶商。怎么？听说这你很震惊是吗？这没有什么奇怪。他能收留我，能带给我房子，钱和安宁感。能让我安心作画。你不是也曾劝我现实一些吗？”他流泪了……“你的选择是对的，你走吧”。
舞厅迪厅霓虹灯是城市的标志与象征，共同构成了城市小说的物质外壳。但它们仅仅造就了城市的形象，是城市的阳性语码。只有透过城市时尚和城市生活方式，我们才能摸索到城市的精神内核。此外，城市小说表现的物质外壳有许多时尚，时尚是商业机制下的广告媒体与大众信奉的物质主义共同催生的流行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所指，囊括了服饰、歌曲、化妆品等消费对象。酒吧也是城市小说展现的一个窗口，是“伙麻的气味、非洲音乐、闪着荧光的发辫、冻女人热啤酒、冻啤酒热女人”的集合体。
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浪潮则激起了城市人们史无前例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城市市民从既往的道德和价值体系中挣脱出来，抛弃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和人格操守，而追求物化价值。从而体现城市市民自我存在的价值。邱华栋对物化城市做过这样的概括：“城市仅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自己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马克思在评述货币的作用时，曾这样写道：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人，把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唐颖的《丽人公寓》描述了一个城市女孩如何在物质诱惑与人性尊严之间选择，最终堕落的故事。
小说主人公宝宝年轻美丽，衰老、身患绝症的安迪最终用物质手段征服了宝宝，安迪为她买下价值20万美金的公寓。
物的异化是神的异化的变种，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由对神的崇拜转向对物的崇拜。金钱代替上帝重新掌握人的命运。
金钱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中心关系，金钱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关系判断的依据。在现代城市里，人们对物的追求如此狂热，物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并进一步被物异化。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分工的细密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的个性消失成为弗洛姆所说的“一粒尘埃”。城市小说就揭示了人的异化现实。在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中，城市里的人都成了时装人、公关人、持证人、直销人、环境戏剧人等等。比如《公关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城市异化的角色者的命运，即“遇到什么样的人，他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第二节）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
一、城市时尚与大众审美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产物，是内容消极、颓废，情绪低级、庸俗的陈腔滥调之作。
西方哲学思潮，甚至牛仔服等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而加以限制。城市有着商场、夜总会、客栈、咖啡馆等时尚的氛围，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万花筒般的城市中，总感觉到各种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存在。在中国的城市有一个时尚的变迁，根据《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一书，我们可以了解到：1900~1909年西服和参照西洋裙装改动的宽长袖旗袍成为时尚。1910~1919年好独身主义，好着高领长袖群衫与黑色长裙，成为朴素的“文明新装”。
1920~1929年上海出现了美式酒吧和法式咖啡厅，中山装是革新和时髦的象征，旗袍开始充当女性的日常服装。1930~1939年巴黎的新款服装全国流行。1940~1949年军装、列宁装成为日常装束。1950~1959年列宁装在时尚女性特别是女干部中盛行，工装裤与白衬衫是最时兴的日常装扮，《喀秋莎》中喀秋莎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情人。1960~1969年“整齐划一”观念充斥着人们的审美，“铁姑娘”是美丽的典范。“艰苦朴素”成为时代风尚。
1970~1978年阶级斗争是唯一时尚，美丽、爱情、感情生活……这些词汇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禁忌。军装、军帽、红袖标、红宝书、海报、像章、忠字章、对口词、批斗大会、高音喇叭、街头活报剧、游街、语录歌、大字报、小字报、样板戏、全国大串联等成为时尚符号。1979~1982年已经演变成“时尚狂欢”，雷达手表广告、邓丽君的歌、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喇叭裤、长发、走私电子表、迪斯科等。1983~1986年流行运动服、西装、琼瑶的爱情小说等。1987~1990年“下海”是最时髦的行为，“打工妹”、“打工仔”走进城市，流行城市民谣，穿蝙蝠衫、嗽叭裤、马海毛等。1991~1993年“开公司”、“停薪留职”成为时尚，寻呼机成为主要通讯工具，“追星族”成为特定群体的称谓。1994~1997年时尚是属于“民谣”、“怀旧”等主题，商品的“品牌化”成为主流。1998~2000年中国工业产业迅速发展，环保，时尚、健康、个性成为时尚的主题，手机多变，电脑升级，品牌意识与刷卡、贷款、分期付款成为消费的主流，“吧”文化流行，“彩民”进入日常生活。2000年时尚主题是“回顾与展望”
①时尚，表达了社会情感，传播了新的价值观念，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生活追求。大众是当代城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是当代城市市民的主体，当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大众的崛起。以前的社会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社会，权力崇拜与英雄崇拜并存，而在当代城市的大众人流中，精英人物已经汇入大众的人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