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旋率所部入浙参加到对太平军作战中。1862~1864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地，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即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蒋益澧升为浙江藩司，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1866年擢升广东巡抚。
蒋益澧抚粤后，雷厉风行，裁免关税陋规，添增书院经费，设立义学，兴办善堂，颇有建树。但他久历戎行，不通官场陋习，加之恃功傲物，锋芒逼人，因而引人妒恨，后被人寻了不是，乘机弹劾，降二级调用，未及赴任，即病逝。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胡雪岩办得都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曾国藩。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的关系，书中已屡有所述。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犹若一巨大的磁石。不过胡雪岩命定与曾国藩不能接近，故而胡雪岩只能在曾国藩的阴影下，小心地避着他走，稍一不慎，即遭祸患。
下边只简述曾国藩之思想变化和活动大略，以验证上述论断。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少小从耕拾束薪”，卖菜篮于市街，多知民间疾苦事。
183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初时服膺姚鼐论学宗旨，致力辞章，一求以文证道。所以其一生诗文以立言为忌境，笔下滔稻，多叙名教，少见逸致。后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之命。说奉“程朱所谓屈教、穷理、力行、成物”程序，常凛凛于“不为圣贤，便为邻兽”。苛苦守己，为日后为人立下了基调，后“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论”，粗得考据章法。
儒家讲求以学与治合一为本义。曾国藩为官京师十四年，不仅做学问中人，自其登第后，久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心。身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阅历甚广。
儒术之外，曾国藩于百家之论亦多有会心。每举老庄游心之虚静、墨翟治身之勤俭、管商齐民之严整，认为是周孔言中所无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见极者，各家未尝不切合也”。
1852年，曾国藩母丧，丁忧守制。其时太平军已入两湖，湘鄂震动。曾国藩奉旨帮为团练，选农夫壮健拙朴者操练，效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尤重所谓将之以忠义之气，上下部属各自成营，而统领多为儒生，号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诸勇，教以孺子大意，纲常人伦。自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声气相求，呼喊汇聚患难中的地主知识分子。于是，“山野材泽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1854年，曾国藩集合水陆湘勇二十营一万七千人，作《讨粤匪檄》，大举东下。初时湘军连败，曾国藩几欲自裁，意气稍平之后，以打脱牙和血吞自解，补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耻之心于再图自强。
7月，克岳州，8月，连下武昌、汉阳，获能战之名。朝旨加兵侍郎衔，命督师东下。
1855年，1856年，与太平军胶战于赣鄂之间，客军羁寄，“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心力交瘁，内争外逼，信仰和信念愈见张厉。至1856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内变起，影响及于鄂赣，战场态势稍转。
1857年，曾国藩父丧，回乡守制一年又四个月。1858年，太平军东逼浙江，北结捻军，声势大震，后石达开入广西，上游兵势缓解，曾渐得长江中游事权。其筹规全局之疏力立“欲破金陵，必先驻兵于滁、和，而后可以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除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是为随后几年攻下太平军之基本思路。
1860年，中国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列强既得长江流域种种利益，曾国藩以太平天国割据东南为虑，有出兵相攻之意，对西人助剿之议深致疑虑。
1862年，曾国荃屯扎雨花台，直逼金陵；左宗棠、李鸿章同年统兵入浙江、苏南。
1864年6月，金陵下。曾国藩已久识人世坎坷与宦场情态，私心有“芷热收声，引嫌谢事”之想。
不久，诏书促曾国藩赴山东剿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皆归节制。自督师剿捻以来，所至不能见功，赴任年余，前后受攻。几度上奏折，请求开缺皆不得。
1868年，曾国藩晋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1870年，还调两江总督。
英法联军之役后，西人挟条约入长江。曾国藩于“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感受深切，日夜置于思量之中。湘军破安庆后，曾设安庆军械所，用汉人工艺仿做新式船炮；后逐渐知道西人利益，皆由机器制造，就派容闳去洋采办，与李鸿章合力办上海机器局；后又知“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奏立学馆以译西书。其间，设兵工学校于上海机器局，期于“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同治十年，领衔奏请选派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以通其本源。近代中国官费留学自此开始。
同治初年，曾国藩言及刘丽川起事期间上海“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多还七十余万”，叹为“彼虽商贾之间，而颇有君子之行”，逐渐改变了历来视“外夷性同犬羊”的看法。在奏疏陈述中论及中外修约事务，认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宣示以豁达大度，片言即定”。然而帝国主义一面显露其文明、遵守公约、讲求道理的一面，一面在贫弱的中国人面前不问是非、施用暴力，所以曾国藩晚年有感于“理”“势”错乱，局中艰难，曾奏疏做论，认为：“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为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伫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这成其一生经验之总结。
1872年，曾国藩猝逝于两江总督任所。
日意格。
日意格（1835年~1886年），法国军官，曾就读于法国瑟堡海军预备学校和法国海军学院。后在炮兵部队服役，参加过与俄国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意格随法国舰队来华，参加了攻陷广州的战斗。随即，英法联军扶植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即广东伪巡抚衙门，并设立了管理广州事务的外国人联合委员会，日意格被派往该委员会任职，开始学习汉语，不久，担任了委员会的移民检察官。
咸丰十一年十月，日意格被任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刚一上任，宁波即被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日意格关闭浙海关，前往上海。
在上海，日意格作为翻译参与了建立“中外会防公局”的策划，介入镇压太平军天国的活动，同时结识了胡雪岩。
同治六年（1862年）春，日意格担任一支小炮队的指挥官，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计划。四月，在奉贤与太平军作战时，腹部受创，返宁波养伤。
五月，日意格重开浙海关，同时向当地官府和法国海军基地司令建议，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以清除宁波周围的太平军。
六月，与胡雪岩等联手，募集华勇几百人，组成“常捷军”，日意格任副班领。
“常捷军”参与了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绍兴等的战斗。攻上虞时，日意格受伤，回国一年。
第二年（1864年）春，日意格返华，前往湖州继续统率“常捷军”助剿太平军，于八月底攻占湖州，后又参与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日意格通过胡雪岩与左宗棠会晤，提出法中在宁波合伙办造船厂的建议。后左宗棠入闽，他又参与左宗棠酝酿的造船计划。
1866年7月，清廷批准于闽省开办造船厂。日意格应胡雪岩之邀，前往福州，同左宗棠择厂址于马尾，并酌定保约一件、条议十一款、合同规约十四条。日意格回沪，请法国领事画押担保。
1866年~1867年，日意格趁回法国休假之机，竭力宣传船政计划有利于法国工商业，并向拿破仑三世和法国海军界求取支持，获得成功。
1867年10月，日意格回到马尾，被授为船政监督（法国人德克碑为副监）。任职期间，与胡雪岩同心协力，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做了如下事务：一、筹建了一座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厂。二、负责招募海员，采购机器、设备和材料。三、造成近代舰船十五艘，兵舰十艘，商船五艘。四、开设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造船、设计、驾驶、轮机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徒三百余名。1868年，日意格还编辑了第一部法中工具书，，《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了中国学生学习技术。
1875年，日意格带领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陈兆翱、魏翰等五名船政学生赴欧洲考察造船技术，次年5月返华。1877年，日意格出任清朝留欧学生的监督，偕同留学生监督李风苞率领的三十名船政学生和艺徒赴欧深造。
1886年，日意格病逝于法国戛纳。日意格在华期间的活动涉及晚清海关、工业、外交等领域，受过清政府加提督、赏头戴、穿黄马褂的特殊赏赐，著有《福州船政局及其成果》《1864年中国内战回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