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景帝纪》赞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躬俭，孝景尊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汉代文景之治所以会出现，汉文帝起了承上起下的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史书对文帝赞美有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初以道家的无为而治治国，竟然实现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岂不仁哉！”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初实行了“仁政”。
如果说汉初实现了“仁政”，而其关键人物就应是汉文帝。史籍对文帝多有赞颂，今择其要者，录如下，共分析研究。《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载孝景皇帝元年（前156）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除无罪。……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齐等）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形状）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后。丞相等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与郡国诸侯都要世世年年祭祀祖宗之庙。这一段话高度称赞了汉文帝的盛德与功绩。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曰中进一步称赞了汉文帝，内云：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舆无所增益。有不便，辄（总是）弛（废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缔（黑色的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淳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诏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且，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贿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这一段评价说汉文帝为了“利民”，在即位二十三年之中，“宫室苑囿车骑服舆无所增益”。有不方便之处，总是废除要兴建的工程。并举出具体事例加以说明，如，曾想作露台，召来匠人计算，说需要花“百金”。文帝就说：百金，是中等民户十家的财产。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感到羞愧，为何还要作露台呢？又如，自己身上穿着黑色的厚缯；所幸的是窦皇后失明之后，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帷帐也无文绣，表示淳朴，为天下率先作出了榜样。为自己修建的陵墓霸陵，用的都是瓦器，不让以金银铜锡作为装饰；又利用了山的地形，不起坟堆，节约了民工。又举例说：南越尉赵佗竟自立为帝，文帝诏其兄弟面谈，以德怀柔，佗遂去其帝号称臣。又与匈奴结和亲后，匈奴背约入盗，文帝只令边防守备，又恐烦劳百姓，而不发兵深入征讨。吴王濞诈称有病不朝，文帝还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人谏说恳切，文帝常常表示要加以纳用而实际上并没有采纳。张武等人接受行贿的金钱，文帝发现后不仅没有处罚，反而加以赏赐，以使其内心惭愧。总之，文帝专门以恩德感化民众，因此海内富庶，并兴起了礼仪的建设，一年中仅断狱数百，几乎不用刑罚。啊！这是多么的仁德！
汉文帝之所以能如此作，是因为他认识到关心民众的生活与巩固汉朝的统治二者是一致的。所以，他把关心民众的疾苦放在了第一位，结果他在改善民众生活、促进社会进步与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取得了双赢。
总之，西汉初期以“黄老术”为指导竟然实现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如果没有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与以法治国，也就没有后来的西汉中期实现的中国的大一统与国家的振兴。所以，西汉初期这一段历史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与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