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立新
14岁那年，我读初二。
5年前，母亲没了，父亲只关心他的田地，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日三餐把我喂饱就算完事。没有人对我好，没有人教我眼前的路该怎么走，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学坏的。我开始和街道上的一些痞子混在一起，拦路抢劫女孩子，打架斗殴，干尽所有坏事。父亲除了对我动粗外，毫无办法。也许，他根本就不想真正管我！
我抓蛇放到女生的书包里，我用石头砸别人家的玻璃……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有人告发，父亲逮到了，就打我，往死里打。我性格很倔，站在那里任由他打，我越是不哭、不逃，他就越打得厉害。
父亲成了我的仇人，我真是恨他。他从不管我的学习，总是让我请假，让我跟在他后面一起干农活儿。但晚上不管我有多劳累，他却又强行命令我把落下的课补上。他种了十几亩田地，从不肯花钱请人帮忙，我就是他的长工，随叫随到的免费长工。
可以想象，我的成绩该是何等的糟糕，除了语文老师欣赏我外，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正眼瞧我一下。村里人都劝父亲，你家的那个“小倔头”读书完全是浪费，父亲说能认几个字就认几个吧，反正也没对他抱什么希望！
他们的话一点不假，初中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同村的同学一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中专。接到通知书的时候，他们把爆竹放得噼里啪啦地响，我伸出头想去看看，父亲对我吼道：“去把田里的犁扛回来，你这个废物！”
在义乌打工的堂哥叫人带回了信，让我去他那，说一天能挣好几十块钱。
我问父亲，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打工能打一辈子？”
田里的秧还没有插完，父亲对我说：你把它们插了，我出去有点事情，回来要是还没有插完，我打断你的腿。傍晚的时候，我在塘埂上洗脚，看见父亲帮大队书记家挑稻子，我就更瞧不起他了！大队书记有一个离了婚的妹妹，村里人传言父亲对她有那么一点意思，想跟人家好。
但这次我错怪了父亲。大队书记有一个亲戚是省城某报社的记者，父亲是想托他帮忙，让我跟着他学习采访。后来，我从以前的语文老师那里了解到，我中考落榜时，父亲找过他，问我能做点什么事情，老师说，他文笔不错，兴许能当一个记者。
忙完农活后，父亲带着我和两只老母鸡去省城找那个“记者”。“记者”
看过我写的一些文章后，摇了摇头说，不好办啊！父亲说，您再想想办法。
“记者”说，办法也不是没有，只要你能帮我在你们那儿完成3万元的报纸征订任务，我就让你儿子跟在我后面当记者。
对于一个偏僻的、没有几个人有读报习惯的小乡镇来说，3万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来的路上，我说算了吧，我不稀罕当什么记者，他就对我破口大骂：“鬼混，你就继续混下去吧！”说着就给了我一脚。
父亲开始拿着报纸，到镇上挨家挨户地请求别人订报纸，他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竟然在别人面前把报纸的内容说得头头是道。
但收效甚微。他只订出了几百块钱的报纸。父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然后东借西凑，凑齐了3万元。那一年，每到月末，家里的桌子上都堆满了相同的报纸。
我终于可以跟在“记者”后面采访了。进去才发现，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记者，只是报社临时聘用的一个编外人员，以拉广告、搞发行为主。
在省城混了两年后，我回家了，两年中我什么也没有学到。父亲就让我参加自学考试。我说：我就跟你一样，种地吧。父亲抡起手掌来打我，我一抬手就接住了，父亲就愣在那里：“你翅膀硬了，敢还手了？”他再抬手，我说，我学还不行吗？那一刻，我发现眼前的他已经不如以前健壮了，他的手都有点枯槁的迹象了。
我在省城打算和别人合伙投资办公司的时候，向他借点钱，他死活不愿意，说：“我一个种庄稼的，攒下的那点钱是用来养老的。你别打我的主意。”我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把钱放高利贷了，我气得不行。
我买房子的时候，他托人送来了三万多块钱。来人说：“这是你父亲放高利贷的钱，连本带利都在这里了。当初放给我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留给你买房子的，谁都不能动，好歹我以两头黄牛作抵押，他才给我的…… ”
我一时无语。
我结婚时，婚礼基本上是女朋友家人帮着筹备的。结婚的那天，父亲是最迟一个到的，背着一麻袋的蔬菜、猪肉和香油。他说来早了，也帮不了什么忙，反倒会碍事。婚礼宴席上，父亲是要上台讲话的，他哆嗦着双手，把话筒拿得老远，现场很吵，他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人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只有离他很近的我听清了。他说：“娃的翅膀被我打折过啊。我对不住他。”这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听父亲对我说软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冲出了眼眶。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衷，在那个起伏的艰难岁月里，没有了爱人的他肩负着生存和培养子女的双重压力，他将爱深深地沉入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