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白，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二百六十多个皇帝，还有二百六十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傲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一·于是乎可以轻而 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 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五十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 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 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 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 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