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毕业，喜欢舞文弄墨的我没有进宣传部门，而是被分到一所中学校。一学期下来，竟然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领导和同事们都预言我将来一定会成为名师。
然而，上班一年后，时逢市电台要招聘一批记者，几位校友纷纷打电话要我去试一试，说我只需带上发表的那些作品，肯定能被录取。受了校友热情的怂恿，我心动了，前去一试，果真被录取了。
但不久，我就发觉记者这一令人羡慕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合适。别的不说，单是应接不暇的各种应酬，就搞得我焦头烂额。后来，跟台里的领导商量，让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但依然少不了跟方方面面搞关系，不善交际的我，对那些别人看来十分轻松的事做得很吃力，工作自然没有什么亮色。试用期尚未结束，我已在考虑离开电台的问题了。
那天，碰到大学的校友阿丰，跟他谈起心中的烦恼，阿丰颇为热情地介绍我去他的公司当秘书。他说凭我的文笔，到他所在的那家大公司肯定能干得不错。没过多地考虑，我便去了阿丰供职的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公司任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我走进与总经理一壁之隔的秘书办公室，开始翻开一页崭新的生活。
这一次，我又走错了门。秘书这活儿，自己还真干不好。当然，凭我的文学功底，弄好那些文字材料是很轻松的，问题是做秘书可不只是搞搞文字材料啊。在电台已令我烦透的各种应酬，在公司里一点儿也没减少，似乎还多了许多。更要命的是，作为秘书，我必须要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关系，不少事情，拿不准该请示还是该自行处理更好，常常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再不就是出了力却落得“领导不满意、下属直埋怨”的结果。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我还要充当总经理的勤务员，他的公子上学、放学的接送，他家的柴米油盐，甚至他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等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搞得我手忙脚乱，精疲力竭。虽说自己手中有权，收入也不低，可我一点儿也不开心，全然没有摆弄那些清贫的文字时的愉快感。跟朋友提起，他们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想有这么一个位置还得不到呢。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心里话，可我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在许多人惋惜或猜测的目光中，我谢绝了总经理真诚的挽留，毅然地走出了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就像当初离开电台一样，我竟没有一点留恋。
后来，我又跟着别人搞图书批发，开始赚了些钱，还攒了不少书，但已很难平静坐下来，认真地读上几本事了，更不要说写点儿有水平的文章了。
要不是那次被人骗了，不知不觉间进了一些非法出版物，我可能还要再做一段时间的图书批发商。出了事后，我断然地结束了那只能算是谋生的工作。
哪一方天地才能让我驿动的心不再漂泊，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禁不住内心一阵怆然——似乎什么都能做的我，怎么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呢？
正茫然之时，我读到这样一个让心灵震颤的故事——在大西北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位老农请人打井，已经打出水了，可他还执意要求继续往深处打。那坚硬的岩石层，让打井人费了好大的劲儿，也让他花了比别的人家多近四倍的工钱。对此，打井人和邻居都认为这位老农没必要打那么深的井，因为村里每家每户的井都挺浅的，也足够用了。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了老农的远见卓识——那一年持续的干旱，让村里所有的井都枯干了，唯有他家的井清水盈盈，让全村人度过了罕见的旱灾之年……
我不由得掩卷慨叹：这些年来，自己见异思迁地东一头西一头的乱钻，也曾凿下一些仅有一汪水的浅坑，却从未想过让浮躁的心平定下来，专心致志地凿一口深井。需知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唯有选准目标，锲而不舍地追求下去，才能不沾沾自喜于眼前萤火虫般细小的亮点。
于是，我重返校园。想不到，数年的奔波后，我的课居然还那么受学生的欢迎，我的热情、我的才识、我的机智幽默、我的自由洒脱，全都在课堂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更让我欣喜的是，讲课之余，我又可以有闲暇坐下来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在外面折腾了好几年，除了写了点儿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只是变相的广告），真正称得上作品的几乎一点儿都没写。重返校园一年多，竟有近百篇作品陆续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大学同窗纷纷来信，问我前几年为何销声匿迹，是否为着今日的厚积薄发？他们哪里知道，我曾一度地走失了自己。
读着那远方那一封封充满关切的来信，我更意识到，自己曾在无端的盲动中，走失了自己，曾凿过许多浅尝辄止的浅井。其实，我最佳的选择是当一名好老师，业余时间一个兼职的撰稿人。
如今，已是教学骨干的我，一边兴致勃勃地教书育人之余，一边不辍笔耕，如今已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
每当看到不少年轻人在浮躁地不断地“跳槽”，不断地变换着工作时，我便不由得想到自己毕业后那段“忙碌”的经历，我真想大声地提醒他们一句：千万别浮躁了，别忘了为自己凿一口深井，凿一口内涵丰富的深井，人生才会拥有永不枯竭的汩汩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