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岁那年我被借调到中央机关，先带着孩子住在单身宿舍，后来搬到又黑又脏的筒子楼，住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大小简陋的房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筒子楼脏得要命，谁都不愿意打扫公共厨房和厕所。自从我搬去了，就成了保洁员，我将公用场所打扫得很干净。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能忍受下去。筒子楼蟑螂肆虐，我家墙壁有一条裂缝，一天，墙皮脱落，上百只蟑螂从墙缝中猖狂出逃，看得我头皮发麻。一次，我请两个朋友到家里吃饭。我用高压锅煮了一锅排骨，端到饭桌上，突然从锅盖手柄的缝隙中爬出几只比蚂蚁大一点的小蟑螂，我立刻满脸通红，十分尴尬。三十六岁时我调到了总社工作，为了让新单位能顺利地接收我，自然不敢提分房子的事儿。
我当时住的化工大院筒子楼属于化工部，筒子楼的住户有一半已经不是化工部的职工，但他们仍然住在这里。这也是中国特色。分房子难，分到房子后，如果住户调动单位了，让他们搬出去也难。筒子楼有好几户户主调到其他单位几年甚至十几年了，一直占着化工部的房子不搬，从来没有人催他们搬家。
化工部房产科科长是个女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自从我调出到总社后，她三天两头找人赶我出去，甚至还威胁说要把门撬了，把我的东西扔出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是双重标准，后经人指点说没有送礼。
我一直觉得送礼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将心比心地想，如果有人为了让我帮忙而给我送礼，我会感到很受侮辱。
尽管如此，我还是送了礼，第一次见到了女房产科长。我掌握不了火候，可能是礼太轻了，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并没有想长期占着化工部的房子，我只需要有个过渡的时间。我想在新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证明自己是业务骨干，就可以向单位提出分房子的事了。
女房产科长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新单位提出让我住单位的单身宿舍。
我的新单位是全国知名的国营大企业，有很多房子，但永远不够分配。
不知什么原因，领导没有同意我住单身宿舍，而是在北京黄寺一个大杂院里给我分了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暖气。院子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供几十口人用。大杂院内脏乱差到了极点，我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怎样带着四岁的儿子住这样的环境里。说实话，我以前的住房条件虽然不好，但没有差到这种地步。想想北京那时（和现在）有多少老百姓就是在这样的大杂院生活的，命运对我真的不算薄。
按理说，那么多的北京人都能住的房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不是北京人，举目无亲，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个小时，焦头烂额的，没有人帮助我，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养育孩子。
我没有接受这间房子。这间房子以前的住户是公司一位锅炉工，他告诉我千万不能要这间房，他住在这里时，日子苦死了。
特别蹊跷的是当时单位有房子，就是不分配给我。公司领导之间也为分房子的事情闹矛盾，我就成了他们闹矛盾的牺牲品。
我刚到这个单位，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自己不是等闲之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让单位给解决住房问题。
再者，掌握分房大权的领导和房产科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会轻易让你得到住房的。而我是一个纯粹的业务人员，没有能力与领导建立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
女房产科长天天逼我搬家。我无路可走，只好不断地找新单位主管后勤的副总经理，实在控制不住，还在他面前哭了几场。副总经理对我很同情，看得出他虽然管房子却没有权力分房子。他愤愤不平地说：明明有房子却不分给职工。最后看到我实在是走投无路，终于分给我一套崭新的四十平方米的单元房。我特别纳闷儿，明明有房子，为什么不分配给我？
后来我成了单位的核心竞争力，为单位赚的钱可以买好多房子。我到新单位虽然时间不长，但创造的经济效益比很多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的人还要多。而我在这个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儿子上中学。我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和做家务，请了一个阿姨，阿姨住在过道里，儿子一直到十几岁还和我睡一张床。
由于我工作勤奋、业务能力突出，很快就崭露头角，得到领导赏识，职务不断得到提升，直到我具备可以享受一百多平方米住房的条件。然而，资历比贡献更重要。我对公司的贡献大，但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等待分配大房子。在国营企业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即便你条件具备，如果你不主动去找单位申请，单位是不会主动给你分房子的。在我的争取下，单位后来又分配给我一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我拥有了两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虽然在离开这个单位的时候也没有享受到与我职务相等的住房标准，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房改时，我花了六万元人民币买下了这两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我十五岁参加工作，当时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加上丈夫的工龄。工龄就是钱，我不了解房改政策细则，反正最后工龄折合成钱后，我只需要付六万元。
我是部门总经理，部门总经理的住房标准是130~160平方米。我埋头干活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分房子，当别人都在积极活动的时候，我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有人给我通风报信说，现在正在分房子，你怎么不去争取呀！并说只有三个部门总经理的住房没有达到标准，而现在有十套房子待分配。
那时候我在公司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业务骨干和部门总经理了。
我找到公司的领导问：“我有希望分到新房子吗？”领导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希望。因为好多退休的老干部也在分房范围之内，十套房子都有主了。”领导还问：“你早干吗去了？”
真的，我早干吗去了？我工作的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否则我怎么可能后来者居上，为公司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领导说没有希望分到大房子，我就不再想这个问题了，反而感到一阵轻松。如果有希望，我还得找这个领导那个主管谈，我最不擅长这个了。
我的两套房子都是经济型的，比现在的经济适用房简陋很多。2001年在决定离开国营企业成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我下决心用银行贷款买了一套138平方米的住房。我想靠自己的力量住上舒适的房子。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以十五年的还款期向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当我搬进这138平方米的房子时，我认为这辈子到头了，我会在这套房子里住一辈子。那时候想到2015年还清贷款的日子十分遥远，而今天距离这个日子只有三年了。
四十六岁的我辞去了国营大企业的工作，放弃了铁饭碗和提升的机会，贷了一大笔款买房子，连我自己都想不通我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勇气。
我和父母及儿子一起生活在这138平方米的公寓里，感到非常幸福。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永远不敢从银行贷款买房子。我对前途自信，所以敢在四十六岁的“高龄”贷款买房子。我贷款买房子让父母寝食不安，父母那一代人打死都不会借钱买房子。每天早上醒过来，他们就想到自己的女儿背一身债务，让他们难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对他们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我们公司的员工有一半用银行贷款买了房子，另一半(单身员工）自己租房子，公司给予房租补贴或付全部房租。我的两套四十平方米的房子经过装修后一直免费提供给员工、员工家属或实习大学生居住。我希望他们不再有我曾经有过的居无定所的思想负担。
2007年我在同一个公寓楼又购置一套同样面积的二手房，把原来那套房子给父母住，我和儿子搬进新买的房子。我父母非常高兴独自住一套公寓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来住，而不用担心影响我的生活。我也很高兴能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宽敞舒适的住所。
我很自豪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变了生活质量。
我总是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为改革开放，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辛勤劳动来实现多劳多得，而这在大锅饭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办到的。
“让比尔·盖茨收养我吧！”
儿子郑撼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对我说：“妈妈，你让比尔·盖茨收养我吧，我想去美国生活，那里的小孩太幸福了，成天玩，不学习。”“我还想让比尔·盖茨收留我呢！”我调侃道。后来与很多西方的朋友说起这件事，大笑之后，他们说西方的孩子也经常会冒出让比尔·盖茨收养的惊人之语。
他不知道在哪里听说美国的孩子不需要学习。
中国的孩子很辛苦，中国的孩子童年很短暂，上完小学童年就结束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改善自己的命运和家人的生活而疲于奔命，没有时间管孩子。郑撼从小贪玩，不爱学习，我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了。郑撼不爱学习，经常气得我直哭。为学习的事情，我经常打他，打得狠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指头都打肿了，而心痛到极点。
打也没有用，一次气得我离家出走，留下儿子由小保姆管。我到北京的妹妹家住了一夜。
郑撼打电话到妹妹家，哭兮兮的声音：小姨，我妈妈在您家吗？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他的成绩，我在乎的是学习态度。如果努力了，学习仍然不好，我会难过，但不会责怪孩子。而郑撼不但不爱学习，连作业都不做。参加家长会是最让我恐惧的事情，从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我从来没有听到老师表扬过郑撼。在老师面前，我内疚，我有罪。
邻居的儿子与郑撼一样大，我总看到邻居妈妈陪同儿子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一起去学习乐器，一起去补习班补习功课。而我没有时间陪儿子，这让我倍感煎熬。
我在国外出差时，请同事来帮助郑撼复习功课。同事给郑撼默写英文单词，郑撼将单词事先写在报纸上，默写时，将报纸垫在本子下面，眼睛一瞟一瞟地看报纸上的单词，被同事发现，没收了报纸。郑撼又将单词抄在胳膊上，又被同事发现。同事刚大学毕业，对郑撼的小把戏了如指掌。同事说：“这都是我玩剩的，你不要想骗过我。你有玩把戏的时间，干吗不用来背单词？”
弟弟从贵州到北京出差，看着郑撼当着我的面满口答应要好好学习，却在英语书里夹了一本漫画书，假装读英语，实际上在看漫画书。看到我费了很大力气将郑撼的英语课都录了音，因为我要去见客户没有时间教他，让他在我走后跟着录音读英语，而我一转身郑撼就开始玩，弟弟对郑撼说：“你妈太可怜了！”
我是一个特别刻苦学习的人，郑撼在这方面一点都不像我，这让我非常伤心。
郑撼的性格很好，挺阳光的。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只要不提学习，怎么着都行，总是笑嘻嘻的样子，只要一提学习就眼泪汪汪的，学习对他来说好像炼狱一般，一副备受折磨的样子。为此，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与郑撼单独谈过话后，做出的结论是：郑撼的心理非常健康，比一些死读书学习好的学生更健康，更有前途。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有前途？我问医生既然心理健康为什么还这样不爱学习。医生说等郑撼长大成熟一些，他会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他会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是即便不喜欢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会自觉去做了。我问要等多长时间郑撼才能成熟。医生说：“不好说。”我的结论是：上辈子我一定作恶多端，欠郑撼的太多，需要这辈子来偿还。
最恐怖的是，郑撼没有考上高中。郑撼上的是一所寄宿私立学校，学校开恩（只有私立学校会这样做），允许郑撼试读高中一年级，以观后效。
郑撼上寄宿学校，我把一切都交给老师了。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除了英语，其他的课程我都辅导不了。
郑撼在学校不好好学习，成绩总是在班上后几名。他越不学习，落下的功课越多，落下的功课越多，他就越不爱学习。
郑撼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感觉到自己考不上大学，有一次对我说中学毕业后想考艺术中专学校。
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什么特长都没有，凭什么考艺术学校？”
说这话的同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孩子没有特长，这也是我的过错。在中国的城市，哪家不是特别重视孩子的特长培养？我却没有做到。
郑撼上高中后，我为郑撼请了家教，每个周末郑撼都在补课，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几乎每个科目都要补。
郑撼上私立学校和请家教花了很多钱，这些费用都由我一人承担。我为自己有能力独立地养育孩子感到很骄傲，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奋斗换不来儿子的觉悟。
我总是想，命运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我并不望子成龙，但我希望郑撼能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具备知识改变命运的基本条件。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命运对我并不薄，只是我不够耐心。
郑撼上高中二年级时，事情发生了转机。
奇迹发生了。郑撼好像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他学习刻苦、尊敬老师、热爱同学、宽宏大量、关心集体，还被选为班长。在生理方面，郑撼成长为一米八四的大小伙子。在郑撼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相信世上是有奇迹存在的。郑撼的老师不停地感叹：“郑撼是个奇迹！郑撼是个奇迹！”
这时距离高考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虽然郑撼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距离高考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的。我已经做好郑撼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郑撼的学习态度变了，结果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私立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并不高，郑撼的学校是所新学校，学校特别盼望能多一些学生考上大学，为以后的招生创造更好的条件。学校对郑撼寄予厚望。
郑撼从上小学到高中，第一次希望我参加他的家长会，因为他终于可以让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对他的表扬了。
给郑撼补课的家庭教师也对郑撼报以很大的期望。
我做好了郑撼考不上大学的思想准备，准备让他复读一年。郑撼虽然觉醒了，但毕竟离高考的时间太近了，他落的功课太多，一时半会儿补不上。
高考前和高考期间，我没有任何压力，郑撼的心态也十分平静。高考那两天，我照常上班。考试的事情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的，我也不打电话问郑撼考试结果，不想给他增加一分压力。
我想孩子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尽到责任，我至少可以在孩子高考的时候给他一个好心情。
2006年6月23日上午不到八点钟郑撼就上网查高考分数。结果是502分，加上对少数民族照顾的10分，郑撼的高考成绩是512分。郑撼被北京市的重点大学——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传媒系录取。
502分对优秀的学生来讲，可能不以为然，但对郑撼来说，已经是创造奇迹了。郑撼被学校树立为榜样，经常被请回学校给学弟学妹们做报告。郑撼的家教们也因为郑撼考上大学而身价大涨，理由是他们将一个落后学生送进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