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团有我当全陪真的很幸运。一般情况饭店或餐厅都不会直接接受陪同的预订，只有外联人员才有权力更改计划。我本人就是外联人员，饭店和餐厅都买我的账。如果是职业陪同接这个团，那天就麻烦了。职业陪同权力有限，更改计划要经过外联人员的认可，那天又是周末，陪同协调起来很麻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很多外联人员没有手机，甚至没有家庭座机。
我将客人带到丽都饭店的墨西哥餐厅，客人很兴奋，因为在此之前客人用的大都是中餐。汉斯更是无话可说，我能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将事情很快搞定，让客人们高兴，他不佩服都不行。机场那边传来消息说我们的航班不能起飞了，延误至第二天。我带领团队回到中国大饭店，抵达时，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天，我们又在同一时间赶到机场，航班继续晚点。这时我和魏璇柳在团员中已经建立起绝对的威信，没有人抱怨，都在候机大厅耐心地等待。航班一直到午夜才起飞。等飞机飞到了解除安全带信号的高度，正好是半夜十二点，我们的团队三十七个男人齐声唱起了荷兰的生日歌，一个团员今天过生日，真是一个快乐的巧合！
上海的日程安排也有很多问题，汉斯仍然不高兴，但他不再针对我个人了。我和魏璇柳积极配合他解决问题，我们一起到餐厅去打前站，汉斯对桌子的布局不满意，我们一起动手重新布置。
在上海期间汉斯虽然表情依然严肃，但事事处处都在照顾和维护我了。用餐时我忙着照顾大家，汉斯叫我好好吃饭不要管别人。一个客人说他的箱子坏了，我答应陪他去买一个新的。汉斯对那个客人说：“你不要麻烦平，自己解决。”
送团队到上海机场的路上，汉斯说了一些感谢和赞扬我的话，赢得全团的热烈鼓掌。汉斯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对我说：“感谢你出色的服务，这是你的小费。”我做了一件今生今世都为之自豪的事情，我说：“谢谢你！我不接受小费。”汉斯：“你肯定？”我说：“我肯定。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今后你还能与我们公司合作。我们会做得更好。”汉斯说：“一定的。”
航班晚点本来是坏事，但却成全了我，让汉斯了解了我，也了解了全陪的作用。
魏璇柳没有与团队一起回荷兰，她留下来考察饭店。送走团队后，几天的辛苦和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俩都哭了。魏璇柳说：“以后阿克苏诺贝尔公司即便不与我合作了，也会与你合作。”
我与魏璇柳坐出租车去考察酒店，将钱包落在车里了。我拒绝了小费，又丢了钱包，亏大了。我和魏璇柳一直在猜测那个信封里到底装了多少钱，结论是不会太少，因为信封很厚，何况那时外国人还在用外汇券。
虽然汉斯对我很凶，甚至有侮辱的成分，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他。我从这个团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是对我今后从事奖励旅游事业的启蒙教育。
西方人如何与中国人合作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学习和进步的同时，西方人也要学习和进步，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不能完全在中国应用。如果这个团的全陪不是一个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人，可能会与团长吵起来，那对这个团队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西方的客户或领队不知道怎样与中国人或中国的公司合作，他们的态度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双方在一种不愉快的氛围中合作，是不可能为客人提供最佳的服务的。然而，作为中国的旅行社，我们不可能有很多机会去教育西方人，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如果我们的服务质量无懈可击，与西方人的关系也就简单了。现在中国进步了，具备了发展奖励旅游的硬件和软件，没有理由让客户不满意了。
那年中秋
到总社工作不久后的一个中秋节，我与儿子和保姆一起吃饭，欣赏电视中秋晚会，电话响了，是总社值班室打来的。一个荷兰游客突发心脏病，死在协和医院。这个团是我的同事红军负责，红军到女朋友家吃团圆饭去了，总社值班室找不到他，就找到了我。
说实话，自从进了总社的大门，一年到头忙个天昏地暗，能和家人安安心心吃顿团圆饭，都成了奢望。
我急急忙忙往医院赶，一路上都在想怎样安慰那位不幸的遗孀。
这对印尼荷兰籍老夫妇随团来华旅游，丈夫犯病住进医院的当天，团队离开北京到下一城市去了。
悲痛万分的遗孀坐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目光呆滞……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双手，声音尽量轻柔地说：“你不要担心，有我在这儿，我会帮助你。”
可是老太太不懂英语，只说荷兰语和印尼语，我俩无法沟通，真急人！
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印尼归国华侨来医院看望病人，见此情景立即上来做翻译。天助我也！在北京生活的印尼归国华侨并不是很多，能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遇到一位，真是“上帝的安排”。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怎样处理遗体，就地火化还是运回荷兰？老太太说要与家人商量后才能决定。
大夫说：“现在要把遗体运到太平间停放。这件事通常都是由亲属协助医院工作人员来做，可是这位死者除了老太太以外，没有别的亲人在场，只有请你代劳了。”
义不容辞！
通往太平间的走廊很长，我一只手扶着灵车，另一只手牵着老太太，想尽量多地把温暖传递给她。我能想象得出在异国他乡失去亲人，心情会有多么凄凉。
太平间里，立着一排排冷冻柜，每个柜子上都有姓名和编号。工作人员拉开一个空柜子，对我说：“我抱头，你抱脚，咱俩一使劲把遗体放进去。”
我没有犹豫。冥冥之中一定有人（神）特意安排我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送终，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抱着死者的脚时，老太太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对我说：“我丈夫很重。”我很欣慰，老太太没有被击倒。
做完这一切，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接下来是安置老太太。大夫说：“老太太年纪大了，最好有人陪她过夜，以防万一。”
老太太这时已经非常依赖我了，走哪儿都抓住我一只手不放。
我给老太太安排了酒店，帮她接通家人的电话……
我打电话给幼小的儿子说妈妈晚上不能回家住，要陪荷兰的奶奶，因为荷兰的爷爷去世了。
第二天上班，我把剩下的事移交给了红军。红军特别内疚地说：“真不好意思！下次死人我一定去抬尸体。”下次？希望这种事永远没有下次！
成功的背后
我成功了。
1999年我被评为“首都紫金杯”先进个人。“首都紫金杯”是北京旅游产业的最高荣誉。
总社的企业报纸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题目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我的“先进事迹”。文章开头对我进行了如下介绍：
1999年是刘平同志来总社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在这八年里她从一个旅游行业的门外汉成长为最佳岗位能手，从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成长为总社欧洲三部的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她所主管的市场的外联人数和营业额连续八年持续上升。1998年由她负责的欧洲一部荷兰希腊处创造毛利1049万元人民币。1998年底总社根据市场发展和管理的需要，成立了欧洲三部，由刘平同志担任副总经理并主持工作。一年来，她不负众望，在市场受到俄罗斯经济危机、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一系列事件的严重冲击下，带领全部二十六人超额完成了社领导下达的业务指标，创造毛利1541万元人民币。
我1992年加入总社后，凭借出色的业绩不断被提升，从普通员工到副处长、处长、部门执行副总经理到部门总经理，七年间连升四级，在当时这个企业里是比较少见的。我职务的提升与我为企业创造的利润是成正比的。
1999年年底总社成立了欧洲三部，负责北欧、东欧、荷兰、希腊、俄罗斯等旅游市场的开发与销售，任命我为副总经理（没有总经理）。部门总经理的待遇之一就是公司给配置小汽车。当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的钥匙交到我手里时，我拿着钥匙不知所措，感觉天上掉了一张馅儿饼正好砸在我的嘴里。那时我还不会开车，不知道怎么办。
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了解我的人会知道这后面包含着多少甜酸苦辣。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野心，只想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有些一心想当官的人，绞尽脑汁都不能如愿，“有心浇花花不开”，而我这个从来不想当官的人，却“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总社工作的十年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周末、多少个节假日是在办公室度过的，晚上回家的路上总是披星戴月。
每年的春节我都在办公室值班。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西方客户不放假。那时电子邮件还不普及，为了与客户保持联系，处理一些紧急事务，春节期间公司都要安排人员值班。
我在总社工作一年后将儿子接到身边，送他上全托幼儿园。根据幼儿园的规定，家长可以在周三将孩子接回家过夜，如果家里没有人照看，也可以不接。我没有时间，周三从来不接孩子回家。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但老师对我不接孩子很不高兴。如果孩子都回家，幼儿园的老师也可以休息了。我总是向老师赔笑脸。
每到周三，大多数孩子都被家长接回家了，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孩子留下。留下的孩子看到小朋友一个个被接走，很受伤害。周三下午，老师就让回家的小朋友坐在靠门口的一排小凳子上，等着家长来接，让不回家的小朋友到院子里去玩。儿子明明知道我不会去接他，但每次他都和回家的小朋友一起坐在小凳子上等待。小朋友都走光了，就剩他一个人还在那里等待，盼望我能奇迹般地出现。
我经常没有时间参加幼儿园的家长会。有一次家长会前，我到幼儿园请假，公司有急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家长会。我走时，儿子就开始哭，不哭出声，眼泪哗哗地流。
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学校接收。我求爷爷告奶奶、找熟人、送礼，终于将儿子安排在北京三里屯三小，每个学期都要缴纳额外的借读费。
我拼命地工作，除了对工作的责任心外，我需要在北京站住脚，为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给儿子做早饭，七点出门，骑自行车将儿子送到学校，再骑车到地铁站，乘地铁到公司。下午由小保姆接儿子，乘公共汽车回家。我总是在加班，儿子的功课没有人辅导。晚上人在办公室加班，心里惦记着孩子。小保姆年轻，管不了儿子，俩人还经常打架。回到家后，看见儿子作业做得乱七八糟的，心里焦急万分，却又无能为力。别人家的孩子业余时间学一种乐器或一项体育运动，我儿子什么也没有学。
儿子极其贪玩，班主任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儿，对儿子非常不满意，儿子对她也极端地抵触。我总是想办法讨好老师，平时送点小礼物，或送演出门票。
过新年的时候，我给老师准备了好几本精美的日历，用彩纸包好，让儿子带给老师。儿子的同学看到儿子手里拿的礼品很好奇，儿子就将礼品打开给同学看。同学们每个人都用手摸，将日历摸得脏兮兮的。儿子将日历胡乱裹上送给了老师。老师见到脏兮兮的礼物，气不打一处来，认为家长太不懂事了。这个误会一直到很久以后与老师交谈我才知道。
一次，一个荷兰客户带着夫人和儿子来北京旅游，荷兰客户的夫人是一位小学老师。我与儿子学校的校长商量是否可以允许我的客户一家参观儿子的班级，校长同意了。我给儿子的班级三百元招待费，儿子的班级准备了糖果饮料，布置了教室，排练了节目，客户一家受到很好的招待。儿子的同学们表演了很多节目，儿子没有参加表演。班主任老师安排他和另外几个淘气的孩子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以防他们调皮捣乱。
儿子生病是我最难挨的日子。儿子得了鼻窦息肉，光是手术就做了三次。每次手术的前一夜，我都背着人哭一场。
对孩子生气、内疚和着急，几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极其的痛苦。
工作压力大，又没有人能分担抚养儿子的责任，我感到身心极其疲惫。
冬天的日子特别难熬，尤其是下雪天。儿子长大了，越来越重，我用自行车驮着他在雪地上骑行非常吃力。
我与儿子和小保姆生活在一个四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小保姆住在狭小的客厅，我和儿子一直睡一张双人床。儿子长得很高大，两人睡一张床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夏天非常难过，家里没有空调，又是住在楼房顶层，天花板被太阳烤了一天，房间里跟烤箱似的，晚上睡觉大汗淋漓，我和儿子都睡不好觉。那时候还是国家分配房子，国营企业分配房子论资排辈，我无论给企业创造多少财富，由于在总社工作的年头不长，没有资格分配到更大一些的房子。
孩子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将他送进私立寄宿学校，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学校，让自己能有点喘气的时间。
我没有时间精心照顾和培养孩子，心里十分内疚。
一次我在办公室给儿子打电话，被意大利处的一个同事听见，他感动得不行了。他平时看到我风风火火地工作，没有想到我会用那么耐心那么疼爱的口气与儿子说话。每次在电话中告诉儿子我不能早回家看他的时候，心都感到刀割般的痛。这种强烈的感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一个单身母亲，虽然有丈夫，和没有一样，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扛。如果有一个人与我分担压力，日子可能要好过得多。
公司的门卫经常见我早上第一个来上班，晚上最后一个下班，挺心疼我的，对我特别热情。我有时会在大门口停留几分钟与他们说说话，那段时间他们给予无助和沮丧的我很大的心理安慰。
我被提拔为欧洲三部总经理的时候，门卫说：刘平是苦干出来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介绍我：
今天的刘平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下级的拥护和客户的普遍赞赏，她把这一切归结为她对国旅的忠诚、对旅游事业的热爱和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她不赞成只讲奉献不计索取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如果一个人做每件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从中获取什么，这个人就很难把这件事情做好，就不可能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欠他的太多。
顺便说一句，《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总社的报纸让欧洲三部写我的先进事迹，我坚决反对。编辑恳求我支持他的工作，我不想为难他。欧洲三部的党支部书记写了一个草稿，全是肉麻的吹捧，都是空话。我决定自己写一篇“自我吹捧”的文章。
我终于成为北京人
我刚进入总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通过开后门进来的。
我到人事教育部报到时，部长对我说：“虽然总社接收你了，但希望你以后不要成天到我这来闹，要求解决户口。”
人事教育部部长认为我是靠关系调到总社的没有什么本事的人，对我说话口气比较冷淡。
我赶紧说：“我绝不会来找您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