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左右，医生决定让我自然生产，必要的时候用产钳。我又被推进产房。我很辛苦地配合医生，努力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无论我怎样拼命使劲都是徒劳的。我都听到医生说：“看到头了，看到头了！”突然，医生让我停止使劲，决定剖腹产，我立刻被推往手术室。在推往手术室的途中，我母亲、丈夫、婆婆都在擦眼泪。到手术室门口，一个男护士一把将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掀开，我赤身裸体地推进手术室。即便在那么痛苦的时刻，我仍然感到羞辱，对男护士的粗鲁非常气愤，同时觉得自己无助，毫无尊严可言。
医生决定采取局部麻醉，打开腹腔后，我听到医生急促地说：“全麻。”我立即觉得天旋地转，身体感觉飘在宇宙中，周围是旋涡，不断地往下沉。我感觉不到痛苦，有一阵子感觉身体被抽空了，隐隐约约听到孩子的哭声。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手术也完成了，我被推回肮脏的病房。
整个生产过程，我的婆婆都在场。我不愿意婆婆在场，她不是妇产科的医生，但我自己做不了决定。出现了很多险情，婆婆不告诉我，她不是故意的，她以他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来处理问题，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和意愿。
下面是医生告诉我的故事。
当我正在使出浑身的劲拼命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发现孩子的胳膊拐顶着我的肚皮，把肚皮顶得透亮，皮肤显得很薄。如果还要坚持让我自然生产的话，万一在生产的过程中子宫被胳膊拐顶破，会造成大流血，危及到我的生命，所以医生在危机之时临时决定采用剖腹产，大夫在做决定的时候哭了。当时采用的是局麻，大夫打开腹腔后，看到很多肠管铺在子宫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看不到肠管的，这造成了手术难度，又立刻决定采用全麻。
当我第一眼看到孩子的时候，看到孩子头顶上有一个明显的突出物，像兵马俑头上的揪揪。那是在我努力自然生产的时候，婴儿的头向外顶，顶肿了。我明白了为什么给我接生的大夫会哭，我已经尽全力了，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还是免不了一刀。
我在生产过程中失血很多，但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无论医生出于什么考虑，我不愿意别人剥夺我自己主宰命运的权利。
由于失血过多，我的血色素从产前的13克降到5克，医生让我输血，我不明白血色素为什么会降到这样低的程度。婆婆在这所医院工作，她可以首先拿到我的化验单，然后以她的思维来决定告诉我什么不告诉我什么。
虽然这是1987年的事情，但我对中国血液的安全问题已经有了顾虑。我坚决不输血，我拼命地吃猪肝、喝鸡汤和红枣小米粥，希望能通过自身的调节补充血液。
再次化验血色素后，医生仍然要求我输血，我还是不接受。然后婆婆说：“我不想告诉你，现在还是给你说了吧。你的血色素又下降了，现在只有4·8克了。”
医生说如果我坚持不输血，会影响造血功能，身体会受到很大损坏，可能一辈子都会病怏怏的。不得已，我同意输血，但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不接受血库里的血，只接受现场献血者的血。我以为，如果接受了血库的血，将来如果传染上艾滋病什么的，我说不清楚；接受现场献血者的血，出了问题，我可以查到根源。
医院联系医院附近的农民有偿献血队给我献血。我提出质疑：如果这些农民献血者有艾滋病怎么办？那时候中国绝大部分的医院没有检测艾滋病的手段和要求。我的提问遭到了医生、公公、婆婆的“嘲讽”，说：“艾滋病是富贵病，这些农民连生存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得艾滋病？”
我很无奈。
我的工作单位安排了一辆小车到村子里将两位献血者拉到了医院，我难产的故事已经传得很广，大家都以为我要死了，有什么要求工作单位都尽量满足。
整个输血过程我都背过脸不去看血袋，中途婆婆过来说：“她看到了那两个献血者，一男一女，都很年轻，脸色红扑扑的，看样子身体很好。”
输血后两天婆婆亲自来采血，说要去化验肝功。献血者在给我献血之前居然没有化验肝功？我震惊了！接下来当然还是无奈，平时县医院没有日常化验肝功的条件，正好那两天赶上一年一度的招兵体检，医院专门设置了临时肝功化验项目。
孩子满月时，一位参加剖腹产手术的护士来看我，告诉我手术中我流了很多很多血，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实情。
在我受苦受难的时候，没有想父母、家人、丈夫、同事等。我不断想的是：那些认识我的美国朋友如果知道我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生孩子，该有多心疼？他们看到的我是一个青春、亮丽、干练、有抱负、见过世面的中国女性，他们不会将那些苦难的场景与我联系在一起。
这次生产经历给我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小我八岁的妹妹也在三十二的年龄生产，我强烈建议她采用剖腹产。她在预产期当天进行了剖腹产，一点罪都没有受。她的女儿出生在北京复兴医院，条件比我的医院好得多。感谢上帝！
二十年后我的干儿子宝儿出生在北京一家私人医院，条件非常好，与西方的医院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我国还有很多地区医疗条件相当落后，很多农村妇女即便在今天，可能还享受不到我二十年前的待遇。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个先进与落后并存的社会。
我希望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能在舒适的医院里有尊严地完成生育的使命。
然而，中国的路还很长！
螺丝钉与“下海”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私人企业，所有的人都是“政府的人”。人们无权自由择业，你的一生都是由政府安排的。一旦给你分配了工作，无论你适不适合，喜不喜欢，都要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一辈子，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发光发热。提升和调动都是由你的“单位”决定的。你不能挑肥拣瘦，要服从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
“单位”曾经对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单位”，生老病死有人管，婚丧嫁娶有保障。
你生病了，“单位”送你上医院，为你报销医药费。
你要结婚，首先要到“单位”开介绍信才能去登记。如果“单位”不开介绍信，你就结不了婚。
你和老婆打架了，“单位”为你调解。
你有外遇了，你老婆会到“单位”找你的领导汇报，“单位”就会批评你，帮助你，甚至处分你，直到你悔过自新。
你老了，“单位”为你养老送终。
除了农民以外，每个人都有“单位”，没有“单位”就没有一切。没有“单位”，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政治地位。
那时中国的供应是配给制，没有“单位”，就没有人给你发布票、粮票、油票和糖票等。没有这些票证，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我父母一生中调动过两次，都是政府安排的。1958年调到贵州省开阳磷矿后，他们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他们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党把他们拧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发挥作用。他们从来没有自己选择过工作。
那时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有很多夫妻长期分居，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如果一个人从城市调到了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工作，他的妻子多半会留在城市里。他要想调回城市夫妻团聚是非常难的，除非他的妻子愿意调到山区与他同甘共苦。父亲的一个同事叫陈守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天津，他在开阳磷矿工作。夫妻相隔两千多公里，每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十几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才回到天津与家人团聚。一般情况下，配偶的一方想往艰苦的地方调动比较容易，往城市调动比登天还难。
开阳磷矿有一大批“亦工亦农”的工人，“亦工亦农”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他们可以在农忙的时候回农村帮助家里种庄稼或收庄稼。“亦工亦农”的老婆都是农民，不能到磷矿长期居住。偶尔有老婆来磷矿探亲的，就会在其他的“亦工亦农”中引起骚动。老婆来的第二天，老公见到人会脸红。他的工友会与他逗乐，每个人都会拿他和老婆前一夜的房事开玩笑。
中国在1979年开始对外开放。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人“停薪留职”“下海”做生意。“停薪留职”的意思是你可以与“单位”协商，“单位”停发你的工资，但给你保留工作岗位，然后你自己去自谋职业，“下海”经商，成为自由职业者。中国人终于有了可以自己选择职业的自由。最初“下海”的人是很勇敢的。“下海”意味着抛弃曾经有保障的一切，“下海”成功，你会挣很多钱，成为中国率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你失败了，就可能意味着你一无所有，但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单位”。
后来“下海”的人越来越多了，各“单位”不再执行“停薪留职”的政策。如果要“下海”，就和“单位”脱离一切关系。
妹妹刘华是最早“下海”的人之一。
妹妹1986年毕业于贵州省财经学院，被分配到贵州永江仪表厂做厂长助理。那是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是挣钱不多。妹妹1987年辞职“下海”经商，我感觉她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有钱人。她在永江仪表厂时每个月挣70多元人民币，“下海”后一个月挣1000多元人民币。就是说她“下海”后一个月就挣了在工厂里一年的工资。和大多数“下海”的人一样，刘华什么生意都做，什么赚钱卖什么。她卖过仪表、服装、烟酒甚至黄金。那时候，她在我眼里是个很有钱的人。我每月工资200来元，儿子刚刚出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刘华手上居然带了三个大金镏子。那时候的有钱人爱露富，脖子上、手上甚至脚腕子上都用黄金武装起来。我有很多时髦的衣服都是刘华送的。
我有一个小时候的伙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口市政府当市长秘书，他也“下海”做起了房地产，搞得轰轰烈烈的，还把兄弟姐妹和朋友统统拉下了海。有一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开了三辆奥迪回开阳磷矿过年，很是威风。
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跑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去淘金。
八十年代中后期，“下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下海”的人都是成立一个皮包公司，倒买倒卖。有的公司就两个人，一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有一个故事说，从一座大厦顶层掉下一块砖头，砸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总经理，另一个是副总经理。
最初“下海”的人真正成气候的应该是少数，大多数人做的都是投机生意，没有几个能支撑到现在。我当时认识的一些老板，现在都销声匿迹了。
中国人事制度最大的变化是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是自己找工作，只要有“单位”接收你，你想上哪就去哪。
尽管如此，我在2002年年初辞去一家国营大公司的工作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带儿子住单身宿舍
1989年，化工部外事司的首席翻译陆先生要去欧洲留学，必须要有一个人接替他的工作，陆先生推荐了我。这样我就从化工部矿山局“借调”到了化工部外事司。
我在北京没有住房，不得以把两岁的孩子留在涿县，只身一人到北京工作。
我住在化工大院的单身宿舍，和两个女孩儿合住，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盥洗室。周末如果没有外事活动我就乘火车回涿县看孩子，那时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周六晚上我乘晚班火车回涿县，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周日拼命干一天家务，来弥补一周不能照顾孩子的内疚，周一大清早赶火车回北京上班。每次离开孩子都很难过，我总不在家，孩子对我疏远，不跟我，不让我抱，我的心很痛很痛。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成为外事司的主要翻译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外事任务都是由我做翻译。在外事司工作，我有机会见很多大世面。
我没有任何“背景”，那年头没有背景的人要调到北京是非常困难的。我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和刻苦学习，我的口语翻译能力提高很快。我极其热爱我的工作，每天都在享受自己的进步，尤其是外国专家的信任，对我鼓励很大。那些外国专家在中国经历过很多不称职的翻译，他们见我能很顺利翻译化工专业方面的会谈，对我明显地尊重起来。
我决心凭自己实力调到北京来。
我实在不能忍受与孩子继续分离，毅然决然地将他接到北京与我住单身宿舍，和我挤一张单人床。当时单身宿舍住着一个孕妇，她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妈妈来北京照顾她。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住着老少四个人。孕妇见我将儿子接来住心里很不舒服，嚷嚷：“这屋怎么住呀？”
白天儿子上幼儿园，晚上我带着儿子在外面逛，尽量晚回来，为了不影响孕妇的休息。我不停地教育三岁的儿子不要闹，不要影响阿姨和姥姥休息。一个三岁小孩的天性怎么也不可能一点都不闹，我不住地向孕妇赔笑脸。我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这样委屈孩子和我自己。
单身宿舍一楼有一个传达室，负责管理单身宿舍和收发信件报纸等，由一个退休的大爷和大妈轮流值班。大妈值白班，大爷值夜班。
我下班回来经常与大爷聊天，大爷对我很关照。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北京进行人口控制，没有北京户口的民工、小商小贩、闲杂人员甚至是机关借调人员都被清理出北京。
传达室的大妈知道我没有北京户口，一见到我就警告我立刻离开北京。
那时候中国的人事制度是很畸形的。我是一个中央部级单位的借调人员，是业务骨干，一方面我在单位承担举足轻重的外事工作，一方面我又是没有北京户口的黑人，没有地位，没有任何保障。
大爷和大妈每天早六点半和晚六点半交接班。我和大爷关系好，他网开一面，不赶我走。但大妈一见到我就逼我走，看着我抱着幼小的孩子，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为了躲避大妈，我每天六点半之前抱着孩子出门。早上太早，幼儿园没有开门，我就带着孩子在外面溜达。晚上耗到七八点以后才带着孩子回宿舍。不敢早回去，万一大妈没有走，又会劈头盖脸地训我一顿，不让我进门。
那时候还没有住房改革，住房都是单位分配，借调人员没有份。
我经常抱着儿子，在和平西街溜达到华灯初放。看到万家灯火，心里想，什么时候有属于我的一间斗室？
后来我多次找外事司的领导，争取到筒子楼一间宿舍。能有自己的一间陋室，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孩子很快和我亲热起来，一时间我感到非常幸福。
“借调”之苦
“借调”一般都发生在国营企业和政府机关，是一种很尴尬的人事制度。
“借调”有几种情况：一是，上级机关缺乏人手，从下级机关借人来完成工作；二是，虽然不缺人手，但缺乏人才，本单位的人员不能胜任工作，但“占着茅坑不拉屎”，借人来干活；三是，凭关系先“借调”过来，以后再等机会正式调动。
我的情况属于第一种，也有第二种的原因。
“借调”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我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六岁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借调”中度过的，饱受“借调”之苦。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坚持，最后终于熬出来了。
中国“借调”的队伍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借调”的人，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饱含着酸甜苦辣。
“借调”都是从下级机关借到上级机关，到上级机关工作在事业上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所以，借调人员都是心甘情愿地被“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