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到来磷矿串联的贵州省艺校红卫兵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躲了起来。这帮孩子追了上来，使劲砸门，喊：“走资派的女儿，出来！”
门的上方有一个天窗，他们从天窗往房间里砸东西。
我在里面哭，艺校的一个红卫兵（他们给自己起名叫“红艺兵”）一边叫喊着制止他们一边说：我最同情刘和平这样的小孩了。
父亲性格直率，爱说话，因此很容易被人揪到辫子。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出事，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相信毛主席永远是对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于是，我就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红卫兵的日子
大概是1967年春天，磷矿“红五类”和“黑七类”的孩子都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几支队伍，“红”与“黑”分成明显的两大阵营。
一个高我一年级的男同学小时候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走路一拐一拐的，瘸得很厉害，从小就有一个外号叫“薛瘸子”。薛的父亲在旧中国参加过国民党，薛因此属于“黑七类”。薛自己成立一支红卫兵队伍，起名为“******思想红卫兵‘卫东’战斗队”，“卫东”即“保卫******”的意思，接纳的都是“黑七类”孩子。我的几个“黑七类”发小，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加入了“‘卫东’战斗队”，整天端着红缨枪跟着一个瘸子干革命。
“苗青宣传队”解散后不久，我加入了磷矿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正式成为一名红卫兵，我还不满十二岁。
“全无敌战斗队”的红卫兵基本上是“红五类”，我介于“红”与“黑”之间，“全无敌战斗队”接收我主要是因为我会唱歌跳舞，让我参加红卫兵宣传队。
“全无敌战斗队”的司令姓侯，“全无敌”战斗队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壮大，他将开阳磷矿所有符合政治条件的孩子聚拢在他的旗下，被称为“侯司令”。
“全无敌战斗队”在开阳磷矿的招待所占用了几间房子，建立了红卫兵司令部。侯司令在红卫兵中有绝对的威信，所有的红卫兵都尊敬他、取悦他，所有的小孩都怕他。他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有本事将几百个红卫兵管得秩序井然。
我们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红卫兵非常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我们成天不着家，家长也不管不问。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着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刻钢板，印传单，进行军事训练。
我们成天扛着自制的武器红缨枪排队列操练，队列走得可以与仪仗队媲美。白天我们在街上巡逻，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动向，晚上我们挤在磷矿大礼堂里睡觉，夜间随时有“军事活动”。
大礼堂当了临时仓库，堆放很多装着大米的麻袋，红卫兵们就在麻袋上睡觉。大礼堂里老鼠肆虐，麻袋里有一窝一窝粉红色的肉叽叽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的老鼠崽子。红卫兵没事的时候在麻袋堆里上蹿下跳地闹，掏老鼠窝，互相扔老鼠崽子打仗玩。
红卫兵成天造反，斗争“牛鬼蛇神”。如今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都不敢相信我们曾经做过那样荒唐的事情。
红卫兵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小偷，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年轻。红卫兵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头上抹满了沥青，用皮带抽他。
一天夜里，我们被叫起来紧急集合。侯司令说：“小偷逃跑了，我们必须把他给抓回来。”
几百个红卫兵兵分几路，把守着磷矿的各个路口。我在野草丛里埋伏了几个小时，天快亮时，传来胜利的消息，小偷被抓获了。
小偷受到了更加残酷的体罚，红卫兵轮流用皮带抽他。在司令部四层楼的房间里，两个劲大的红卫兵提着小偷的两条腿，将他倒挂在凉台外面，逼他坦白交代，威胁说：“你老不老实？不老实，我们就松手了。”小偷吓得哇哇乱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几个宣传队的女孩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打起人来狠得要命。我一直是被认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不敢打人。
红卫兵押着小偷游街，用红缨枪顶着他的背，逼着他自己编歌唱自己：“我是小偷，偷人家东西，我被抓住，我就逃跑……”
小偷被屈打成招，承认了很多自己没有干的事情。红卫兵感到很满意，就优待俘虏，不打他了，给他吃给他穿，让他做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那些死不悔改的坏分子。红卫兵舍不得放他，有这个小偷在，红卫兵很有成就感。
为扞卫******思想而战
“**********”开始后，1967年4月11日，贵州省革命委员召开了“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被排挤的红卫兵认为红卫兵代表选举不公平，不能代表广大的红卫兵，冲击了会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宣布成立贵州省******思想红卫兵“四一一”战斗兵团，公开反对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四一一”派认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打压**********的红卫兵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贵州全省上下形成“支红派”和“四一一”派两大派系。
“四一一”与红色政权作对，属于弱势群体，赢得很多老百姓的同情，很多工人、机关干部也加入了“四一一”阵营。
“支红派”和“四一一”都有自己的战歌和军乐队。
“支红派”的战歌：
红代会，
嘿！就呀嘛就是好，
******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
“四一一”的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支红派”和“四一一”的红卫兵经常唇枪舌剑地辩论，“四一一”都是些很有文化的人，很多同情和支持“四一一”的人属于“黑七类”，“**********”开始以来一直受到歧视，“四一一”接纳了这些人。因此，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给“四一一”定性为反动“大杂烩”组织。
“支红派”和“四一一”辩论的时候，经常有“支红派”被“四一一”派的雄辩所折服，当场反戈一击，火线加入“四一一”。我的好朋友杨胜明就是其中之一。
“支红派”的势力强大，而“四一一”属于******说的“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那种人。代表“红色政权”的军队参与了对“四一一”的镇压，“四一一”引起众多市民、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杨胜明火线加入“四一一”，还因为她亲眼看到“四一一”的红卫兵被迫害殴打，她认为这不符合******思想，因为******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判断任何事情正确与否，都是根据******说过的话。但******说过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被断章取义的，各个帮派都能从******语录、着作或讲话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根据。
磷矿的“全无敌战斗队”是“支红派”。
听说有几个支持“四一一”的工人要去声援贵阳“四一一”，我们几个“支红派”红卫兵跑到公路上去拦住他们乘坐的卡车。两位稚气未退的男孩儿坐卡车上不肯下车，我们在车下大吼大叫让他们下来，试图说服他们“四一一”是反动组织，“支红派”才是扞卫******思想的组织。两个工人辩论不过我们一帮伶牙俐齿的女孩儿，就低着头不说话，突然，从他们的嗓子里发出一阵低沉而悲凉的歌声：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想念******。
黑夜里想您有方向，
迷路时想您有力量……
这是中国红军在当年处于困难境地时唱的一首歌。“**********”中，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人，在受迫害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来鼓励自己。
“红代会，嘿，就呀嘛就是好——预备，唱——”一位红卫兵战友起了个头，我们一群女孩儿展开响亮的歌喉铿锵有力地唱起了“支红派”战歌，嘹亮的歌声划破夜空，淹没了两个男孩儿的声音。等我们最后一句歌词齐刷刷地结束后，两个男孩儿的歌还没有唱完，悲凉的声音和我们富有战斗力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照，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我们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战胜了“四一一”，此后很长时间我们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议论和回味我们的胜利。
“四一一”日复一日地游行抗议，两派势力对抗越来越白热化，终于在1967年7月29日这一天发生了血战，被称为“7·29”事件。
7月29日，我刚过十二岁生日的十四天之后，并不知道贵阳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1年开阳磷矿招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四一一”红卫兵。好几个后来成为我的朋友，赵丽娜和范冕珥是其中两人，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四一一”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让我一生难以释怀。
7月29日这一天，“四一一”又到街上游行抗议。
“四一一”宣传车带领着游行队伍在贵阳市中心缓慢地行驶着，一个女孩儿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响遍大街小巷，表达着“四一一”的抗议。广播员是一位十六岁的美丽女孩儿，战友们称她为“喇叭花”。
双方发生了火拼，游行队伍顿时大乱，街上的人四处奔跑，躲避子弹。“喇叭花”刚从宣传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我遭了”，就倒在地上。
双方都有武器，“支红派”有解放军的支持，武器精良得多。
范冕珥，当时也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勇敢地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她抱了起来，飞奔地将她送到一所部队医院，“喇叭花”其实已经当场死亡。
赵丽娜和几个战友到医院停尸房去给她擦身体换衣裳。停尸房地上堆满了在武斗中丧生的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的尸体。赵丽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却一点没有感到害怕。
“喇叭花”的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弹孔，后背有一个碗大的伤口，子弹从前胸进，后胸出。
7月份天气炎热，“喇叭花”的尸体已经膨胀，开始腐烂。赵丽娜和另一个小姑娘很费劲地将“喇叭花”的衣服脱下来，看到“喇叭花”穿着一件用手绢做成的胸衣。那时候，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胸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非常保守，刚刚发育不久的女孩儿对这种事情羞于出口，可能连自己的母亲或姐妹都不说，都是悄悄地用块旧布或手绢自己缝制胸衣。
赵丽娜和战友给“喇叭花”换上了一件军装，戴上一顶军帽，在左臂戴上红卫兵袖章，让她以“红卫兵”的形象离开这个世界。
“喇叭花”的家人悲痛欲绝，乱了方寸。天气炎热，“喇叭花”必须尽快安葬，武斗中死了很多人，一时找不到棺材。“喇叭花”的战友们了解到一个同学家里有一副棺材，是给年迈的奶奶准备的，就跑到同学家，想与同学家长商量将棺材给“喇叭花”用。到了同学家，家里没有人，几个孩子决定将家门撬开，将棺材抬走。邻居们看到几个半大小子抬着棺材出门，以为是奶奶去世了，没有阻拦。
我没有见过“喇叭花”，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这朵花一直开在我的心中。
我毕竟没有亲见看到这场武斗，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的朋友都是“四一一”的人。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不停地在网络上寻找资料。资料非常少，我不懈地努力着，终于找到一篇叙述这场武斗的博客文章。和讯网“黔中往事”博主讲述了他亲眼见证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一位穿解放军服的人（文章说驻守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伤人，我估计这个解放军试图阻止武斗的发生），手拿《毛主席语录》跑到路中央，挥动着《红宝书》，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想去救一个被打倒在路中间的市民。突然飞来一颗子弹，他倒了下去，临死，嘴里不停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
“四一一”兵团的宣传车开着高音喇叭播放着“四一一”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
英雄的四一一，是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头可断血可流，******思想不可丢……
英雄的四一一，红旗永不倒，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停留……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呼喊着口号鼓动“四一一”造反派战士进攻(文章说“四一一”这一天是计划要进攻驻军的大楼的），此时，红大楼（李再含部队驻守的大楼）上的步枪、机枪向着宣传车猛烈开火。宣传车顿时被打成了蜂窝状，坐在里面的播音员当场被打死。
这个播音员就是“喇叭花”。
杨胜明也是这场武斗的见证人，7月29日这一天，大清早起来，她听见了外面的枪声，就跑出去看个究竟，看到解放军在开枪打人，地上躺着二十多个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还有小孩。她居然跑过去与解放军辩论，质问他们为什么开枪杀人。
一个当兵的：“我们打反革命。”
杨胜明指着地上打死打伤的人说：“你看看，你的枪口对准的是谁？这些人是反革命吗？”
一些围观群众与杨胜明一起想制止这场武斗，他们手挽着手一起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杨胜明的家人赶来将她拉走了，她前脚刚走，枪声又响起，身后倒下一片人。
与全国各地一样，开阳磷矿的党委被工人和红卫兵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书记、矿长沦为“走资派”。
磷矿的“支红派”和“四一一”之间也展开了武斗。
磷矿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广场，一次武斗，两派短兵相接，几百个人一对一地在广场上或赤手空拳或拿着标枪、棍棒角斗起来。我们红卫兵司令部占据了广场边上一栋招待所楼房的顶层，顶层是一个露天凉台，红卫兵宣传队经常在那里排节目。凉台是一个制高点，我走到凉台边上，从上往下看，立刻惊呆了，广场上的格斗极其“壮观”，只有在电影里见过。
我们把楼房上的烟囱拆了，向楼下的“敌人”扔砖头。“敌人”组织力量向楼上进攻，我们用招待所的家具把楼梯封锁起来，抵挡“敌人”进攻。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敌人”几次都差点突破封锁，我们奋力抵抗，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一点都不害怕，一直坚持到外援部队的抵达，将“敌人”击退了。
磷矿被夺了权的“走资派”王小楼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南征北战”。他当时被“造反派”关押着，从“牢房”的窗户看到武斗的场景，感叹地说：“乖乖，好像南征北战。”
一次，我们红卫兵宣传队正在广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突然，一阵巨大的“石雨”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台下的观众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一群女红卫兵正在表演小合唱，我身边的宣传队员头部中“弹”，一块石头砸在她的额头上，血流满面，我们立即将她送进医院包扎。在“红卫兵”集体居住的大礼堂里，她被安置在一张破床上。医生经常来检查她的伤口和换药，磷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儿们也提着水果来慰问她，俨然把她当作英雄来对待。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
有这样一个故事：“**********”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忽然，她扔掉了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楼顶上跳了下去。
我特别理解这个女红卫兵的行为。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就是这样热血沸腾。如果有人对我说“为了扞卫毛主席，需要你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