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建立后，秉承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的遗教，加快交通运输业的建设。1928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设立铁道部，任命孙科为铁道部部长。1932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了《铁道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铁道法规，它规定：“凡关系全国交通之铁道，以中央政府经营为原则；其关系地方交通之铁道，地方政府得依公营铁路条例经营之。”“国营铁路由铁道部管辖，公营铁道或民营铁道由铁道部监督。”这部法规规范了铁路的修筑与管理，推动了铁路建设的发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国民政府开始修筑战略铁路。抗战前十年成为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湖南境内铁路建设的主要工程是粤汉路的贯通。该路于1933年动工修筑株韶段，最多时动用民工达18万人，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死亡了3400多人，于1936年4月全段完工。1935年8月，衡阳火车站落成。1936年8月1日，成立粤汉铁路管理处，局址设武昌徐家棚，至9月1日，粤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时期湘桂铁路、湘黔铁路也先后动工兴建，但因抗战的爆发，延误了工期。
3．航运业
湖南的航道以湘江、资水、沅江、澧水为主，都汇合于洞庭湖，通长江。在公路、铁路未修筑以前，湖南的交通主要靠内河航运，但因河道未经疏浚，航运往往受阻。1914年，长沙建立航线，分内港、沿海、近海、远洋4种，长沙至衡阳首次通航，为湖南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前夕，湖南航运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航线增多，轮船达160艘，其中一部分是民营航运业。主要的航运公司有普济、楚利、湘鄂、长益、长潭、长津等10家，但它们的资金薄弱，载重量少。当时垄断湖南航运业的是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以及本国的轮船招商局。湖南的航运业以长沙、衡阳、岳阳、怀化、常德为中心，其中又以长沙为全省的航运枢纽。长沙可达衡阳、岳阳、湘潭、常德、益阳、津市等地方。此外，湘、资、沅、澧等各河的支流也可通航，如衡阳附近的耒水、舂陵水、蒸水等航道，但航线都不长，载重量少，多为小船行驶。
过一时期湖南的电报电话线路也有较大发展，到1935年，共架设电报线路4609公里，其中属于干线的1703公里。长途电话线总计2755华里。
综上所述，抗战之前，湖南交通在公路、铁路、航运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交通的发展，首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如到1936年，湖南公路的主要干线先后通车后，对地处较偏的矿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省政府曾一度将开发矿业作为发展本省经济的一个重点。随着交通的发展，其他相关行业如运输业等也发展起来，汽车运输出现了，“转运公司”、“运输商行”等也相继出现，经营项目亦扩展为“代理保险”、“代办转运”、“自设仓库”、“代客保管”等。以衡阳县为例，至1937年，衡阳已有专营公路、铁路运输和水陆联运业务的达20余户。其次，随着交通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交通要道，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一些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成为投资的主要场所和物资的集散地。如省城长沙，随着以长沙为中心的公路干线和航运中心的形成，长沙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大增。至1933年10月1日，长沙市宣告成立。衡阳是湘南的交通枢纽，北通湘中，西达宝庆，南下两广，成为湘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后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工商和金融中心。此外，湘潭、岳阳、常德等城镇也迅速发展。再次，交通的发展打破了各地区的封闭状况，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对以地域和血缘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人们观念的变更。
三、农业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沿江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增强，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因素缓慢地发展。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近代中国是相当缓慢和曲折的，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湖南进入近代以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农业经济始终没有质的变化。
（一）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
如前所述，湖南大部分地区为丘陵、山地，平原面积仅占20％。因此耕地面积较北方少。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湖南全省的耕地面积为5000万亩，人口8，900，000人，人均耕地面积5．6亩。此后人口大增。到1913年，全省耕地面积为58，000万亩，人口增至24，000，000人，人均耕地面积为2．4亩。1933年，耕地面积与1913年相同，但人口增至30，000，000人，人均耕地仅有1．9亩，低于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的3．66亩。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地主、富农手中，这就使得湖南大量的农民只占有小部分土地，甚至没有土地。根据1917年、1919年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湖南佃农和半佃农在农村户口中约占80％，是全国最多的。其中佃农占69．9％，自耕农占佃农的为10％。1937年1月，全国土地委员会通过调查编定了《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对各省大地主所占耕地面积作了一个统计。该委员会对湖南11个县作了调查，122户大地主所占耕地面积在100～10，000亩之间。湖南佃户多于其他省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在对56，100户佃农的调查中，永久租佃的有566户，占1％，定期租佃的为263户，占0．41％，不定期租佃的为55，270户，占98．52％，其他情况的1户，只占0．01％。这说明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土地经营权的高度分散。由此可以看出，湖南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尽管如此，近代湖南的农业生产仍得到一定的发展。在众多的粮食作物中，水稻种植面积最广。晚清至民国初期，湖南水稻有籼稻和粳稻两大类型，以籼稻为主。在清代前期，一般是一季稻，道光、咸丰年间，醴陵一带及滨湖的常德等地开始种植双季稻。19世纪晚期，双季稻开始扩展到浏阳、长沙、湘潭等地。就产区而言，主要在以湘潭、宁乡、衡阳等为中心的湘江流域34个县，其次是沅水流域23县，资水流域的7县，澧水流域6县和洞庭湖东北沿岸5县。
从湖南的耕地面积来看，水稻的种植面积占77．19％，远远高出全国的平均数32．42％，从亩产来看，也高于全国水平几十斤（见2—3表）。这说明湖南的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湖南的早粮作物主要是红薯（又名甘薯）、小麦、豆类等，种植面积不大。在这几种旱粮作物中，又以红薯种植面积为最广，主要种植于山地、丘陵地区。1931—1936年的种植面积平均为269．8万亩，产量为19亿斤左右。小麦的种植也比较广，全省75县中，有48个县种植了小麦。其中以永顺、零陵、泸溪等县种植面积最大。据1933年调查，全省常年栽培小麦面积155．4万亩，产量279．7万担，平均亩产1．79担。这些旱粮的种植，缓解了山地丘陵地区因田少而粮食不足的矛盾。
（二）经济作物
湖南的经济作物较多，主要有棉花、茶叶、桐油等。
棉花自古以来就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清末民初，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西方列强的大量需求，棉花的种植迅速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湖南省政府采取措施，大力推广植棉，棉花的种植面积增加，产量也有所提高。这时湖南棉花产区主要集中于洞庭湖沿岸周围，湘南、湘西产量不大。清末至民国初年，由于缺乏专门的统计机构统计，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多属于估算。据1930—1936年对全省14个产棉县（常德、华容、澧县、桃源、安乡、南县、汉寿、沅江、湘阴、岳阳、临湘、临澧、石门、慈利）的调查来看，除1931年和1935年因受洪灾影响，棉花种植面积不多之外，其余年份的种植面积均在500万公亩以上，其中1930年达到7，166，804公亩；从棉花产量来看，最高产额是1930年和1936年，产额分别为15，000，475公斤和15，398，254公斤；每公亩产量最高的则是1936年，为3．40公斤。
湖南多山地丘陵，气候温暖，土质较好，适宜茶树生长。清代，全省大部分县都产茶叶，主要集中于长沙、宝庆、岳州、常德4府。民国时期，全省75个县中，有64县产茶。清末民初是湖南产茶的鼎盛时期，此后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是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兴起，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占有优势，加上国内军阀混战频繁，导致了茶叶的销路不畅。湖南的茶叶多为红茶、青茶和黑茶，砖茶不多。其制茶方式多为手工制作。各地亩产差别较大，大致为每亩50～179斤之间。湖南茶叶大多经汉口出口国外，因此，往来湖南的茶商很多，除本省之外，还有山东、山西、江西、湖北等外省茶商。据1935年7月统计：湖南全省的植茶面积为693，970亩，全省的茶叶产量约为40万石。其中红茶为12万石，老青茶及安化黑茶22万石，均外销，剩下6万石为细青茶，在本省内销。在众多产茶县中，以安化和临湘两县为最多，产量分别占全省的37．43％和34．76％。
湖南还是全国著名的桐油产区，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的前列。湖南的桐油产区主要集中在湘江、沅江、澧水三大流域的山地丘陵地区，以洪江和溆浦为最多。湖南出产的桐油分为红、白、黑三种，其中红、白两种桐油质量好，大多出口，黑桐油大多在省内外市场行销。桐油在全省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912年，全国桐油出口额为841，572担，长沙、岳阳两海关的出口额为131，126担，占全国桐油出口量的15．58％，桐油占全省货物出口总值10．66％。到1931年，全国桐油出口额为1，055，193担，长、岳两关的出口额为323，642担，占全国桐油出口量的30．67％，桐油占全省货物出口总值的31．1％。
（三）抗战之前湖南农业生产力水平与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考察
近代以来，湖南是一个战乱频繁、自然灾害多的省份，加之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和苛捐杂税繁多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湖南农业仍靠人力、畜力耕种，使用既简单落后又耗力的手工农具，如锄、犁、耙头、石碾、水车、风车、禾镰等工具，生产效率低下。进入民国以后，农业生产中虽出现一些新的因素，但农业生产力一直没有质的突破。抗战前十年，湖南农业的新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始注意推广农业科技，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湖南的农业科技始于20世纪初。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从事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但成效不大。抗战前十年，湖南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首先是各种农业推广机构的建立。1929年设立了湖南省农事试验场（场址设长沙东塘），下设总务、种艺、园艺3科和虫害系、推广部，主要从事水稻、果树栽培、病虫害的防治、肥料的使用、农具的贮藏等。该场有山田屋宇约400余亩土地，以供试验。1936年该场易名为湖南第一农事试验场。同年，湖南棉业试验场和湖南茶事试验场分别成立，湖南棉业试验场设于长沙，次年在常德、澧县、衡阳、华容设立4个棉业分场。1936年更名为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湖南茶事试验场的前身是1917年成立的茶叶讲习所，后迁安化黄沙坪。该场至1935年时，有房屋48间，茶园207亩，物理化学及气象观测仪器、制茶机械36部，设备齐全。1936年更名为湖南第三农事试验场。此外还有私立的农业推广机构，如1927年10月设立的湖南修业棉稻试验场，该场试验地面积95亩。同时许多县也设立相应机构，从事农业改良。其次，农业改良初见成效。省建设厅以改良稻棉茶为中心，兼顾果树、水产等为原则，大力推行农业改良。如改良稻种，推广肥料（如石灰炭骨粉等），防治病虫害，推广植棉，改良棉种（如中美棉），改良茶叶和制茶技术等。
为了培养农业科技人员，清末至民国初年，还着手推行农业教育，兴办了一批农业职业学校。主要有：湖南省立津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05年成立）、湖南私立开物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成立于1911年）、湖南私立修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20年成立）、湖南私立湖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31年成立）、衡山县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1933年成立）、湖南私立清华初级农业职业学校（1933年成立）、湖南私立青峰初级农业职业学校（1934年成立）、湖南私立船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36年成立）等。各校都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对湖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