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到编钟，人们大多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曾侯乙编钟，它几乎成了中国编种的代表，但就在人们陶醉于它的美妙乐音时，有谁知道它本身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呢……
险些毁掉的宝藏
1977年9月底的一个上午，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在不时响起的爆破声中，传来劳动工地特有的那种吵嚷与嘈杂的人声。原来，当地的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为扩建厂房，聘请了当地的民工为他们开山炸石、平整土地。
在喧闹的生产声中，来自随县城郊公社团结大队第八生产队的梁升法，带着自己的侄女也在一处埋头挖土。在离地面大约二三米深的地方，粱升法的锄头好像碰着什么东西。他下意识地停了下来，用锄头缓缓地疏开泥土，大约20件青铜器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并不认得这些器物，仔细看看，觉得这些器物也不陌生，有的像家用的罐子，还有盖子呢；有的像烧香的香炉，带着几只脚；还有的如灯座形状，还带有箭头。用手掂掂，大的有几公斤重，小的则很轻。
梁升法也没有多想，放工后就用自己的上衣将这些东西包成两个大包，把东西背回了家，但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身份”。村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老梁挖出了奇特的宝贝，一时间成为当天全村的最大新闻。
左邻右舍纷至沓来，只是为了亲眼看看究竟是些什么稀罕物件儿。这一看不打紧，有些略微懂得文物的人看出了门道。他们告诉梁升法：老粱，这些都是文物，非常值钱，你可发财了！赶快藏起来，千万别让上面知道！老梁可没有这样想，在他看来，既然是文物，个人就别藏了，最好都交给国家。就这样，他将自己挖出的这些青铜器全部交给了当地的部队机关。部队的领导认为梁升法很顾大局，识大体，精神可嘉，为此专门奖励了他两套《******选集》。但是，文物的事情还没有引起部队及当地文物部门的足够重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青铜器的出现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大宗宝物的出土还在后头呢！
与此同时，在东团坡山岗上，民工们还挖出了一片同地面颜色大相径庭的“褐土”。军队分管基建的有关领导凭直觉意识到，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异常土层，地下可能有古代墓葬。于是，他立即向随县县委作了汇报。县里派来一位做文化工作的同志看了看现场，那位同志可能不太懂考古，所以，土层问题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部队施工仍然继续进行。
到了1978年2月，一批墓地出现在大家面前。驻地部队只是将这些墓地当作普通的墓地开掘平整。民工们甚至开始用爆破式的方法平整土地。就在开挖的过程中，一些民工突然挖出了大量不规则的多边形青石板。联想到上次梁升法挖出的文物与那片非同寻常的“褐土”层，大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分管基建的负责人立即要求暂停爆破式开掘，全部启用人工开挖。再往下挖，民工们在褐土层下挖出了2米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大石板。这次，管基建的负责人当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这次，随县派出了一位姓王的文化馆副馆长来到现场，颇懂考古学的王副馆长初步判定当地应该有座古墓。馆长又向原襄阳地区文化馆作了汇报。当年3月，接到报告的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派出了专家组成勘察组到随县实地勘测。
勘察组经过认真的勘探、总结，认定那片“褐土”是一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等到考古队员完成现场清理工作，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时，人们才发现，古墓离当时爆炸的地面仅仅只有八十厘米。好险啊！
千年墓门即将打开了，围观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记录整个挖掘的场面，空军还派出直升机，对墓区全景进行航空拍摄。
到了开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没有料到墓室椁盖板竟然那么难以起吊。原来，椁盖一共47块，每块盖板都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加工而成，最长的盖板竟然长达10．6米，重约4吨。在这些巨型盖板面前，现场的解放牌5吨吊车根本就无能为力。工作人员多方面求助，最后临时找来了黄河10吨大吊车。厚重的盖板终于被揭开。然而，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破败的景象——3米多深的浑水，横七竖八的棺木，星零四散的器物……
工作人员开始了清理工作。先是取出浮棺，接着往外排水，但积水太浑浊了，考古队员难以看清水面下的东西。大家对水下东西的期盼似乎已经迫不可待了。当时就有一名队员不顾初春冰冷的水温，趴在水面上方顺着横梁往下摸了起来，一会儿他惊喜地叫道：“底下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了！”在场的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根据考古经验，在这么高的位置能够发现成组的编钟，那么，下面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积水渐渐排出，人们这才发现，最早出现在墓室水面上的那相木柱，并不是一件普通的木柱，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乐器“建鼓”的支架，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由于巨大的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经受了两千年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轰然折断在地。这也是整个考古发掘中的一个巨大的遗憾，每念及此，考古专家们仍然嘘唏不已。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完全被抽干了，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终于揭开了它的最后一丝面纱。编钟出土时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悉，分两排成曲尺形立放，共65件，分上中下三层排列，其中，最上层的叫钮钟，中间及最下层的叫甬钟。最轻的一件重2．4千克，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千克。编钟加木制横梁及钟架附件总量重达5吨。这组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最大的青铜编钟。
目睹如此国宝，在场所有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只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震撼！经过整理，考古学家基本认定墓主为曾候乙，是战国早期的诸侯，约葬于楚惠王五至六年（公元前433年左右）。因此，随墓出士的这套编钟就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
在曾侯乙墓的发掘过程中，还有一个让考古专家们为之忧虑不已的疑问。那就是曾侯乙墓椁盖板上的一个盗洞，80厘米见方的盗洞曾造成一根椁木塌陷和一些泥土涌入。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专家们分析指出，盗洞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留下的。为此，专家们的疑问集中在墓中的文物是否完整、墓室积水是否因盗洞造成速两个问题上。
据有关研究，曾侯乙墓所处地位于地下水水平面之下，葬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墓室，千百年间始终保持着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因为墓室内积水的形成发生在盗洞被挖之前，所以尽管盗墓贼挖通到了墓室，但积水实在太深，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墓室，也不可能盗走水下的文物。
墓室里的积水，客观上保护了这些珍贵的国宝。积水一方面挡住了盗墓者，另一方面也避免编钟的毁损。2400多年了，总重达2.56吨的65个大小编钟除少数几件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质的钟架上，这真是奇迹啊！
寻回失落的雅音
随着墓室的整理工作一步步地展开，专家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面对的编钟、编磬及其他乐器构成的组合，竟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庞犬的钟鼓乐队配制。整个墓葬共分四室，与乐队有关的是中间最大一室和东边次大一室；中间一室模拟“殿庭”，东边一室则是。‘寝宫”。“寝宫”停放墓主棺椁_：_一件、殉葬女子棺木八件，与之相配的乐器有：为其他乐器调音用的“均”（令人也称“均钟”）一件，十弦弹奏乐器一件，二十五弦瑟五件，竽二件，加上一件悬鼓。
“殿庭”排列的是一个四边俱全的长方形乐队。这种乐队级别特别高，名为“宫悬”，按西周礼乐制度规定，这样级别的乐队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宫悬，，常用于宴饮，所以墓室的陈设模仿现实中的宴饮场面。南侧靠边排着着一些礼器、食器，器前摆一排三层编钟。钟架的最东安置着一个大型“建鼓”。“殿庭”的北侧则排列着双层共三十二枚编磬。建鼓、编钟和编磬架分别构成了长方形的三条边，整个乐队的排列非常合理，高低音被分开了，主奏旋律的乐器也加以突出了。
乐队排列完毕了，专家们又有了新的疑问：这套两千多年的古乐编钟在遭遇两千多年泥和水的浸泡腐蚀后，还能钟声依旧吗？
人们迫不及待地将文化部研究音乐方面的专家请到了挖掘现场。他们对编钟逐个进行测音，结果是：编钟的音域跨越达五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全。这个结果令音乐专家们惊叹不已。他们和考古专家一起商讨后，决定敲响编钟，
1978年8月1日建军节，驻随县炮师某部礼堂照例举行庆祝表演。只是，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表演。这是一场用出土才两个多月的那套2400多年前的编钟原件进行演奏的音乐会。当大厅的幕幔缓缓拉起时，编钟首先奉送给观众一首《东方红》，接着是古曲《楚殇》、《一路平安》和中国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以《国际歌》为结尾。现场的观众如痴如醉，这套神奇的国器竟然能够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不同风格的乐曲，而且其音色、音质竟然那么美妙无比。演出结束了，激动的人们似乎忘却了自己；略待醒缓之后，才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80年3月14日，音乐家们又在历史博物馆演出大厅用编钟原件举行了一场现代乐曲演奏会，4名女乐工与1名男乐工一同分别演奏了中国乐曲《草原》和日本乐曲《樱花》。演奏时，大钟的音域极广，它的音响能持续30秒之久，听起来空灵飘渺，恍入仙境。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访问我国时，曾动情地说：“从希腊发掘出来的木制乐器己经不能发出声响了，只有在中国能欣赏到两千多年前古乐器演奏的乐曲，这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为了保护国宝，同时又让人们能够继续聆听两千年前的古音，有关专家、学者们启动了编钟的复制工作。自1979年5月开始，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经过4年反复试验、试制，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造出第一套编钟复制品。复制的编钟不仅形状与原编钟一样，而且声音完全一样，其演奏效果也与原编钟一样神奇美妙。
铭文背后的故事
经过仔细研究，专家们发现，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65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特别与众不同。该乐器名为镈钟，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悬挂在巨大的曲尺形钟架最下层中间最显眼的位置。镈钟形制独特，花纹繁缛，制作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品。钟上还刻有31字的铭文，其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制作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享用。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丝毫不涉及乐律。
难道二者本来不是一套？难道镩钟是临时掺进来的？研究证明，镈钟与其他编钟确实不是一套，它挤掉了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的位置。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曾侯将它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是为了表示对楚国的尊重。
疑问随之而来。战国时期，楚国是列强之一，疆域囊括了淮河流域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号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支十年”。如此强大的楚国为何会给小小的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呢？
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率兵攻打楚国，五战获胜，最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楚昭王逃到了云梦泽，被吴军射伤。受伤的昭王又逃到楚国的属国郧国。郧国国君虽愿接纳，但是国君的弟弟却想乘机杀掉昭王。于是，楚昭壬又急急匆匆逃到另一属国——随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三奔随”。
吴王阖闾获悉楚昭王奔随的消息，立即率兵追到随国。随国面积不大，势力不强。但是，随侯（即曾侯）决心拼死护卫昭王。他命令禁闭城门，加强防卫，与吴军一战到底。随国（即曾国）祖先与吴国祖先同姓，也是周天子的子孙，只是后来被分封到了随地。当时，分封在江汉流域的周天子的子孙，几乎都被楚国灭掉了。所以，吴王阖闾就以此鼓动随侯，说随国（即曾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还不如早点交出楚王，灭掉楚国。随侯坚决拒绝，并一再重申：“随与楚世代友好，况且楚昭王并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
吴王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返回楚都。就这样，随侯保护了危难的楚昭王。昭王的感激心理可想而知。随后，楚国援军及时赶到，打败了吴军，吴国内部又出现了分裂，吴王阖闾慌忙带兵赶回吴国。直到这时，楚昭王才得到彻底的安全保障，并回国复位。镩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楚惠王将这尊精美的镩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