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利普斯曲线与产出缺口的概念
西方中央银行多利用产出缺口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来预测中期通胀。实证研究表明，对西方国家来说，利用这种方法预测通胀其准确程度超过其他结构型模型。
1958年菲利普斯发现，1861年至1957年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则进一步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取舍关系：降低通货膨胀率只能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反之，要降低失业率就必须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美国20世纪60 年代的经济数据符合菲利普斯曲线，因而菲利普斯曲线是当时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
20世纪70 年代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说明通胀与失业之间的简单替代关系不复存在。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指出，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对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应该加入通胀预期，失业率的衡量应该为当期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移。这样一来，就可以回避“滞胀”现象的挑战。
不久之后，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又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他们指出，预期不仅在长期存在，在短期也是存在的。工人和雇主会随时调整自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因而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的政策是毫无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都是垂直的。
坚信菲利普斯曲线存在的经济学家，又推导出了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以回应卢卡斯等人的批判。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是指在价格粘性的假设下，通过厂商与居民最优化的生产消费行为，推导出的通货膨胀、产出缺口与短期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均衡调整路径。这个关系式代表了经济体由非均衡向均衡的演化路径，同时说明在调整过程中，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仍然存在替代关系。
二、价格粘性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是建立在“价格粘性”这个概念基础上的。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模型假定价格是充分灵活的，市场可以即时出清，凯恩斯则认为价格存在刚性，市场无法即时出清，但是凯恩斯并未指出价格刚性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者沿着凯恩斯的思路为价格和工资刚性建立了一定的微观基础。
所谓“价格粘性”，是指物价水平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变化。名义价格粘性指名义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化。实际价格粘性是指各类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粘性。
价格粘性的微观基础可以归结为两条：首先是交错调整价格模型。该理论认为，不同企业由于合同限制会选择不同的日期调整价格，针对外部需求冲击，总体价格调整所耗时间比单个企业调整长得多，结果导致名义价格粘性。其次，企业调整价格有一定的成本，只有当改变价格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调整价格发生的边际成本时，企业才会调整价格。调整价格的成本一般包括印制新的报价单和产品目录、与供应商和客户重新进行协调和谈判等等，这些成本在学术上统称为“菜单成本”。
实证研究表明价格粘性在各国、各行业以及各种产品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程度不一。布林德(1991)发现价格调整平均时滞是三个半月；泰勒(1999)认为典型的价格调整差不多一年一次。巴哈拉德和伊登(2003)估计价格调整时间约为75个月。奥克里曼和迪恩(2004)对比利时的583种产品的价格作了分析。他们发现，一些产品价格调整非常灵活，而其他则非常具有粘性。平均12%的价格持续时间少于两个月，而13%的价格持续时间至少两年。能源价格与未加工食品价格调整最快，而非能源工业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较慢。
总结实证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价格粘性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一般来说，同质化、标准化的商品交易成本比较低，价格粘性比较小；而非同质化、非标准化的商品交易成本比较高，价格粘性也相应比较大。
举例来说，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属于同质化商品，交易成本低，几乎不存在价格粘性；而其他工业品，如冰箱、彩电等产品是不同质的，品牌质量差异较大，达成交易的谈判成本较高，价格粘性也较大。价格粘性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工人的工资。工人的素质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在工资领域也存在广泛的粘性，称为“工资粘性”。
价格粘性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某种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说存在产出缺口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将会在未来涨价。于是，当我们观察到产出缺口时，就能预测未来价格走势。
但是粮食和大宗商品领域并不存在广泛的价格粘性，市场是即时出清的。一旦有供需矛盾，立刻会反映在价格上，所以对于这类商品来说，产出缺口对它们的价格不具备预测能力。
三、货币与产出缺口的关系
在短期货币供应量增速对通胀并没有很强的预测能力，这种现象可以用产出缺口和价格粘性理论来阐释。
在长期，总需求总是围绕潜在产出波动，平均来看，产出缺口为零，长期价格粘性也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冲击不能导致长期潜在产出增加，从而只能导致最终物价上涨，因此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在短期，货币冲击导致总需求波动，由于潜在产出是稳定的，从而形成产出缺口。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产出缺口的存在不会立刻导致物价水平波动。因此货币冲击在短期会导致产出波动，而不会导致物价波动，即是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
鉴于货币的这种属性，货币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通货膨胀走势。
除此之外，货币政策的松紧也会影响公众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导致的存货调整也会影响未来的通货膨胀。因此，对于通胀预期的管理也越来越受到各国央行的重视。
四、菲利普斯曲线在实践中的应用
菲利普斯曲线和产出缺口在西方通货膨胀预测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利用产出缺口预测中期通货膨胀（几个季度）显著优于其他结构性模型。
对短期通胀（当季和下季）来说，美联储更多地依靠一套分解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这套方法主要是通过估计和预测价格指数中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行为来实现的。但是对于超过两个季度的通胀预测，对单个价格成分的详细分析不再那么有用，美联储利用含有基本因素的一系列计量经济模型来预测通胀。大多数此类模型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它将通胀、通胀预期、经济减速程度以及供给冲击指标相联系。尽管在同一个概念架构下，模型实际运用时的细节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方程中的滞后阶数、对资源利用的衡量以及是否包含了基于调查的通胀预期。
理论上，计量经济学检验可以确定预测中的权重分配，但实际中，数据无法容忍大的噪音。另外，预测模型可能没有反映影响未来的特殊因素的信息。基于以上情形，通胀预测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专家判断的大体程度以及模型没有捕捉到的信息。
虽然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日趋完善，但是这套理论在实践中并非没有遇到困难。研究表明，利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预测的美国通胀率的准确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波动性降低了，但是也越来越难以预测。
从图2—31不难看出，美国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在1990年以前以及在2000年以后大体呈同向波动，但在1990年到2000年基本呈反向波动。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9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潜在产出水平发生跃迁，而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没有捕捉到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产出升级效应，因而低估了潜在产出，高估了产出缺口，所以模型估计出的产出缺口与通胀产生了背离。
图2—31美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以上事实说明，即便是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传统模型对潜在产出估计的精度，从而导致对产出缺口估计的偏差。
五、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实用性
虽然菲利普斯曲线和产出缺口在西方通胀预测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利用这种工具来预测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如前所述，菲利普斯曲线和产出缺口之所以能够预测通货膨胀是因为在消费物价领域存在广泛的价格粘性，而中国的CPI通胀主要受食品价格波动的驱动（见图2—32），食品在CPI 中所占比例超过30%。由于食品主要由粮食、猪肉和蔬菜等品种构成，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并不存在广泛的价格粘性，因此利用产出缺口来预测中国的通货膨胀，其理论基础存疑。
事实上，正如我们此前所讨论的那样，中国的食品价格波动主要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
图2—32中国CPI食品和CPI非食品
资料来源：CEIC，安信证券。
第二，我国的要素禀赋与成熟经济体有很大不同。成熟经济体经历长期发展，人均资本存量明显高于我国，劳动力短缺是经济扩张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产出缺口的波动总是与劳动力市场的松紧密切相连。
从历史上来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存量。过去20年，中国经济过热总是伴随着煤、电、油、运等价格的快速上涨。事实上，随着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经济中的短板（如煤、电、油、运）都能得到弥补，因而中国的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也是随着固定资本形成的波动而波动的。由于资本品（如煤、油等商品）领域价格粘性不像劳动力市场那样显著，利用资本品的缺口来预测通胀，其理论基础同样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