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研究更现实的物理理论的预测时，进行的都是可控试验。比如说伽利略，让两个铁球，一个20斤，一个10斤，从同样的高度坠落，人们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这本身是可控试验。可控试验意味着你可以严密地控制输入。或者在研究天体物理学的时候，并不是可控试验，但是这个世界的研究在方法上、原则上，居然是可以隔离的。这使得在研究因果关系的时候，研究过程变得相对容易。
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非常难?为什么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人体的研究，非常难?为什么现代医学的研究非常难?因为这些系统在原则上、方法上是很难隔离的。它不能够像研究地球与太阳的运动一样，把太阳的表面温度隔离掉。
比如在生物体的层面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叫“代偿”，就是说如果你某一项生物机能非常地不发达，一定有另一项生物机能非常地发达。“代偿”很可能跟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竞争有关系，但是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人体在研究上是很难简单隔离的。一个系统的调整在另一个系统之中会引起非常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你原来研究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些过程本身很难理解清楚。
在研究这些体系时，简单隔离法和可控实验法是很难操作的。
七、“雄鸡一唱天下白”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研究中，对经验数据的处理，通常只能得到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我先举一个例子，中国唐代有一句诗叫作“雄鸡一唱天下白”。这句诗描述了一个观测，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公鸡叫，第二个现象是天亮。它还描述了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就是公鸡叫总是先发生并预言着天要亮了。所以这是一个命题。
从这个描述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两种现象至少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关关系，而且公鸡叫总是在天亮前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鸡叫是天亮的原因。
我们如何知道公鸡叫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这个命题本身，从它们密切的相关关系，从公鸡叫先发生这些角度，我们都是无法知道的。我们能够很幸运地知道这一点，需要其他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第一个途径是现代天文学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告诉我们，天亮不亮和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接受现代天文学的这些结论，我们知道这是跟地球围绕太阳转有关系，而跟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些知识在我们刚才的数据处理系统之外，是一些额外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知识，我们就不会知道公鸡叫和天亮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二个途径就是通过对鸡瘟的研究。鸡瘟使得大量公鸡都被宰杀，但是天照样准时地亮起来。这样一个自然实验清楚地表明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即鸡瘟这个自然事件导致公鸡叫这个现象被控制住了，没有公鸡叫了，但是天照样亮，所以说明它们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鸡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可控实验。在这个系统中，把这个变量控制住，结果却不变，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八、“诗必穷而后工”
我们知道，许多实证的经济研究处理的都是相关关系。比如很多人通常说M1跟股市有什么样的关系，物价跟哪些因素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论证在方法上都是基于相关性的一些描述，两条线拉在一起，比较认真负责的还去计算一个相关系数，不认真负责的，就说：“你看，你看，这两条线很像！”但是原则上都是基于对相关关系的描述。
在密实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探究的是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区别在哪里？弄清楚这一区别对理解和厘清经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A是一个现象，B是一个现象 ，C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个现象。
如果A与B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是A导致了B，A是B的原因；第二种是B导致了A，B是A的原因；第三种是C同时导致了A 和B，C既是A的原因，也是B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排除C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断定A、B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上升为因果关系。此外，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沿着A到B，还是沿着B到A，也不太容易。这些问题是实证研究非常大的困难。
可制实验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C给排除掉。而天文学，比如说研究地球和太阳的运动，非常大的好处是即使这个C是太阳的表面温度，是太阳的元素构成，但是它跟A、B之间没有关系，你可以认为它不存在。
但是在经济研究之中，C太多，B到A的情况太多。所以从作出预测到观察事实，观察的事实跟预测之间的联系如果用因果关系的链条来梳理的话，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
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觉得其中学问很大。那么怎么写出好的诗呢？一个重要的概括是：“诗必穷而后工”。很多人认为这个命题描述的是因果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它描述的顶多是一个相关关系。
“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得志，不是贫穷，是郁郁不得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穷”也不是贫穷，而是指不得志，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
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老是希望被皇帝和政府赏识，如果没人赏识他，就故意躲到山林里边等着别人来赏识，这就像女孩子涂脂抹粉，游走于闹市之间，来提高回头率，这是一样的心态。所以“穷”本质上是不得志，没有人赏识他，政府不理他，然后躲到山林里还是不理他。
政府不追求他，他就没有钱呀，没有钱没有很好的地位，然后回家老婆就跟他闹别扭，出去喝酒动不动还要赊账，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穷”，这是一个现象；“工”，是另一个现象，就是他的诗词写得很好。诗词写得好有很多标准。第一是格律非常地好，汉语作为一种单音节的语言，对格律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东坡的诗词写得太好了，但李清照作为和他同时代的人，却说苏东坡的诗词不够好，原因就是“不谐音律”，在音律、音调的和谐、押韵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是意境很高。所谓“意境”，我体会就是一种幻觉，是通过语言和格律等去刺激你的想象产生的一种幻觉。如果这种幻觉让你感到很舒服，那么就说这首诗很“工”。
“诗必穷而后工”，这句话描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穷”，第二个现象是“工”。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描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穷”，因为郁郁不得志，所以才能写出很感人的诗歌。所以“穷”是现象A，“工”是现象B，他们认为因果关系是A导致B。
但是我后来很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命题，我认为中国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对这个命题的解读几乎注定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种竞争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这种解读可能是错的。
第一，诗写得很好是要花工夫、花心思去琢磨的，不是随便能写出来的。李白的很多诗看起来写得很轻松，实际上他没事干，骑在马上都在琢磨，琢磨音节、格律和意境。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花心思去琢磨格律，你就没有办法去琢磨领导的心思、去琢磨周围的同事在想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去琢磨怎么样把股票炒好。所以，“工”是因为你喜欢“工”，你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个方面，那么你花在主营业务上的心思就很少，自然你的业绩就很差，老板就不会喜欢你。老板不喜欢你，你就肯定领不到奖金，也提拔不了，所以你就“穷”。
这是第一种解释，认为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是“工”导致了“穷”。
举几个例子，李白受玉真公主之荐入宫，李隆基非常喜欢他。李隆基动不动带着杨玉环在宫里耍，但是老觉得不痛快，因为爽的感觉不能长久地保留下来，不能很好地抒发出来，找了很多御用诗人都写得不透彻，就把李白叫过来。
李白当时还不知道要让他干什么，听了吩咐了以后，一提笔，流传千古的诗就出来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等等。但是李白在宫里只待了两年就被赶出来了，为什么呢？同事在背后诬陷他，嘀咕他，琢磨他，说他的坏话；他的上级也拼命给他使绊子，非常地不爽。他们联合起来在李隆基面前扎他的针，扎了一针又一针，到后来李隆基实在受不了了，“赐金放归”，给了他很多钱，你出去玩儿吧，实在罩不住你了。
从根上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李白在写诗这个层面上花的心思太多。李白的情商不会很高，所以他既不揣摩领导的意图，也不揣摩同事的想法。同事都在他背后使绊子，他茫然无知，出去以后琢磨了很多年终于明白了。后来他落魄时写的回忆这段生活的诗歌，是充满很多牢骚的，就是同事陷害他，这帮王八蛋真坏，他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歌。
以李白的案例来看，“工”完全有可能是“穷”的原因。因果关系完全可能是倒过来的。
第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存在一个C。怎么来提出存在C的理论呢？这个理论也是很容易提出来的。为什么张三生下来数学就学得很好，李四怎么学都学不明白呢？因为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这个天分就是我说的C。
有的人生下来感情就比较脆弱，非常多愁善感，听到秋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就会流泪，有的人听了啥感觉也没有，这就是天分的差异。
如果你是一个听见秋风就会流泪的人，你的本性是这样，那么你的诗歌就容易写得很好，因为你对世界的观察体会非常细微，你有一个高傲细微、敏感脆弱的心灵。你自己首先被感动了，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感动别人。所以这个C就是你的天分，你的天分会导致你的诗歌写得很好。
如果你的心灵天生如此脆弱，领导批评你两句你马上就哭鼻子，哭完鼻子就怠工，怠完工就提交辞呈，那么你奖金肯定领不到，更别说提拔了，这样“穷”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上、在人群里混，人群本质上是一个丛林社会，相互利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一颗脆弱高傲的心灵在人堆儿里是很难混得开的。所以这样一个C就必然导致“穷”这个现象。
如果这个解读是对的，那么A和B，“穷”和“工”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只是一种相关关系。
我们举这个“穷而后工”的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看到的大量经济现象和很多的社会现象，如果仅对它们进行统计手段的处理，只能得到相关关系。要想获得对世界的洞察，并以这样的洞察为基础，获得对世界的比较稳定可靠的预测能力，我们就必须探索因果关系。
但是从相关关系跨越到因果关系，这条沟有多宽呢?这本质上要排除C的存在，或者说认为C不存在。而“C是不存在的”，这一命题可能是无法证伪的，至少在绝大多数时候很难，除非是受控实验。
九、“上帝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再回到哲学层面上，除了前面讨论的形式逻辑、实证精神、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外，可能还需要对研究再施加一些约束。
科学哲学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命题在原则上必须是可以证伪的，也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必须能够证明它是错的。
举一个例子，“树叶是绿的”，这个命题在原则上我们能够证明它是错的，方法就是我们找到一片黄色的树叶。
在我们找到一片黄色的树叶之前，我们相信这个命题，我们认为它是对的。但是直到我们找到了一片黄色的树叶，马上就能推翻这个命题。
黄色的树叶只要找到，就能够证明“树叶是绿的”这个命题是错的，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
但是，有一些命题是无法证伪的，比如说，“上帝是存在的”。这个命题你无法证明它是错的。
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对公众演讲，介绍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用望远镜我们看到了多远的世界，最后的结论是“上帝是不存在的”。
然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老太太一句话就推翻了他，她说：“你用望远镜看了那么多的东西，你用望远镜看到过风吗？”
我们都知道风是存在的，而望远镜既然连风都看不到，那么你用望远镜看了全宇宙，没看到上帝，你怎么就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