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经济运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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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杂议(1)

■ 在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上,诸葛亮是分析师,刘备是投资人,买卖双方的角色对人的性格和才能的要求完全不同。

■ 对于小的经济个体而言,其行为不会影响趋势,所以在右侧采取行动相对安全并且现实;对于大的经济个体以及政府而言,自身行为会影响趋势和拐点的位置,所以必须考虑在左侧采取行动。

经济运行的逻辑第六章杂议戏说分析师

对于分析师,誉之者赞之为“金手指”,毁之者斥之为“算命先生”,评价殊途,势如冰炭不同炉,这大约都反映了观察者的感受,其依据又多是股价的短期涨跌,虽然无疑是朴素和有道理的想法,但可能很片面。

其实,分析师职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民间最负盛名的非诸葛亮莫属,只是当时人们以“谋士”、“军师”等称号冠之。

诸葛亮以而立之年、在野之身,即料定未来天下三分的大势,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确定了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其卓越的洞察力令人叹服。民间推崇诸葛亮,主要是因为其料事如神,这当然与演义小说的夸张渲染很有关系。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诸葛亮如此睿智,为何不在青年时期自立山头,割地称雄,而要抱膝吟啸,待价而沽?又为何在刘备死后困守西南,勉力维持,而不能师出祁山,收复旧都?

个人以为。在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上,诸葛亮是分析师,刘备是投资人,买卖双方的角色对人的性格和才能的要求完全不同。

成功的投资人至少需要三种能力:一是准确地识别和判断,并快速采取行动的能力,二是网罗和聚拢人才的能力,三是敢于接受巨大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

刘备长坂坡上摔阿斗,对于收买人心肯定有作用。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出色的表演能力(假摔而不是真摔)、快速的行动能力(说摔就摔)、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万一摔死了怎么办)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至少诸葛亮未必能做到。

有朋友曾经开玩笑说,阿斗后来智力残缺,就和刘备在长坂坡上用力过猛是有关系的。

成功的分析师也需要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善言雄辩的表达能力,二是全面客观的观察能力,三是缜密细致的推断能力。

诸葛亮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证明了其雄辩的表达能力;判断孙权可联、刘璋可代,证明了其客观的观察能力;料定天下三分,而不是群雄并列,证明了其缜密的推断能力。

但是如果刘备、诸葛亮易地而处,扮演对方的角色,恐怕都会很失败,至少诸葛亮会很受挫。

首先,诸葛亮缺乏冒险精神,注定独当一面时难成大事,比如其六出祁山,劳民伤财,均无功而返,后世也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

其次,诸葛亮笼络人才的能力似乎不突出,晚年所用都是刘备旧部,这些人“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与陛下”。北伐时“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证明其识别和提拔人才方面欠账很多。

最后,诸葛亮快速采取行动的能力可能也是存在疑问的。

所以,分析师和投资人是两群非常不同的人,分析师的角色是“分析局面、判断趋势、为人设谋”;投资人的角色是“察言纳谏、采取行动、面对结果”。

从投资人的角度看,高水平的分析师当然是能够正确预言趋势的人。然而以我们现在的知识和理解来看,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十分复杂,未来无法准确预知,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成功的预言多少都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否则何来承担风险之说。

综观中国历史,可以正确预言未来大势的谋士都是凤毛麟角。即使诸葛亮本人,也在《后出师表》中承认“至于成败利钝,则非臣之明所可逆睹”;明太祖朱重八称帝以后,也感慨“本想打家劫舍,不料弄假成真”。

所以绝大多数分析师都无法持续准确地预言趋势,这是现实情况。

然而,无论是割地称雄的豪强,还是占山为王的毛贼,杀伐决断的时候,都要找一些分析师一起商量利弊,从来不咨询谋士的帝王将相似乎没有。

既然分析师很难正确预言趋势,那么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个人理解,主要是拾遗补缺、完善投资人的决策思路,帮助其尽量周全地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从而争取最有利的情况,并在风险出现时有所应对。分析师并不对投资人的结果承担最终责任。

“远见杯”是否有远见?

对于资本市场的许多参与者而言,“远见杯”似乎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但若论财经媒体组织的各类评比排名,其历史也算是相对悠久,迄今高龄逾十岁了。

据我所知,这项排名是由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于2000年倡导并设计,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和组织实施的一项活动。其基本做法是,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的中下旬,在上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的几天以内,要求参加比赛的预测人员就当季的九项经济指标提出具体的预测数值。这些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工业、投资、消费、进口、出口、物价、汇率和利率等。在次年的1月中下旬,根据统计局所发布的官方数据,计算每个人在每项指标上预测的绝对误差之和,并进行分项排名;把每个人的分项排名数加总,得到该预测人员的成绩。成绩数值小显示其综合误差低,因此胜出。

这一排名的初衷,除了娱乐目的外,私意揣度(也许不对),可能也有移风易俗、以救时弊的想法在里面。在传统上,中国的学者看问题时,坐而论道的多,起而行之的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刻画的少;概括描述的多,细致剖析的少。这种做法有其传统和优势,但对于商业规划和政府决策而言,似乎略有不足。因此,倡导经济分析人员对指标提出明确具体的预测数值,以代表其判断意见,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一排名方法历来受到一些批评,一般的意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种预测不是在推断经济活动趋势,而是在揣摩统计部门的心思和政府领导的想法,是在猜测统计局会披露和发布什么样的经济数据,这未必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说到根子上,这是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有怀疑。一类认为经济分析以解释和说理为正路,以预测和推断为偏门。由于短期经济活动扰动因素众多,因此预测实际上是扔骰子掷飞镖,属于赌运气的做法,意义不大。

这些批评意见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所难免。就这种排名的优势而言,最明显的是其非常客观、无法操纵,而且指标众多,年度合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降低了随机性。

过去十多年以来,参加这项排名的机构逐渐增多,涵盖了中国比较主要的从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活动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社会科学院、天则所、北京大学等,以及为数不少的券商和商业银行。近几年其参加者可能已超过30家,远过于刚开始的情况,也算是盛况空前。

我虽然2003年进入资本市场,但孤陋寡闻,直到2006年受邀加入时,才听说这样的比赛游戏。过去几年,我自己主刀,参加了2006—2009年共四年的比赛,三次获得第一名,一次获得第三名,成绩算是差强人意,这里面当然免不了运气的成分。2010年我退出预测,转由我的同事莫倩小姐继续参赛。在当年的季度赛中她侥幸获得第一名,不少人把功劳记到我的头上,这种看法实际上很不恰当。

介绍这些背景,一方面是许多人对这个比赛比较陌生,需要有所说明(实际上,在宏观经济分析人员的圈子内,这个奖项好像也算小有名气);另外一方面是作者对这个奖项的规则有所批评时,不致被认为有酸葡萄心理。

以我之见,这个比赛规则比较大的缺陷在于,对数据拐点左右侧的判断分配了同样的权重,从而鼓励在右侧顺势而为的数据预测。

我们知道,经济数据通常具有一定的惯性和趋势,但经济的自平衡力量又约束一种趋势最终走向反面,所以预测活动一般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顺应趋势,一个是均值回归。顺应趋势本质上是坚持站在拐点的右侧,均值回归要考虑站在拐点的左侧。

对于小的经济个体而言,其行为不会影响趋势,所以在右侧采取行动相对安全并且现实;对于大的经济个体以及政府而言,自身行为会影响趋势和拐点的位置,所以必须考虑在左侧采取行动。

此外,由于拐点代表了经济升降力量的平衡点,所以其出现由扰动因素所主导,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在拐点左侧判断趋势风险比较大,在右侧则相对安全。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大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左侧预见拐点,小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右侧顺应趋势,再考虑到风险因素,因此拐点判断的重要性因人而异,但站在左侧的判断似乎需要更多的奖励。

金融市场的做法是高风险高回报,对左侧的正确判断提供更丰厚的报酬。但从“远见杯”的规则看,其左右两侧的判断是等权重的。对于支持严肃的决策判断而言,这也许算是一个不小的瑕疵。

就我个人而言,每次数据预测,都要召集同事,花一天多的时间反复讨论,分析每一项数据的由来和特征,推测其趋势和未来可能的扰动因素,尽最大的可能性猜测其具体数值,并尽量避免左侧行动。每次数据讨论完毕,感觉如一场长时间的演讲结束,十分疲惫。

尽管如此,每次统计局公布数据后,对照来看,仍然是误差很大,甚至常把数据的方向搞反。预测排名成绩之所以差强人意,关键在于大家的误差都很大。这也许反映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短期的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这方面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几分相似。

由于这样的原因,2010年后数据预测主要由我的同事来组织和完成,我偶尔提出一些咨询性的意见,但参与不多,因此成绩好时不能掠人之美。

除了左右侧的权重外,不同数据的权重被设定相同,可能也是一个小的瑕疵,例如出口和投资的重要性未必相等,物价和汇率的重要性应该完全不同。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在解释说理方面的缺乏,“远见杯”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近来《证券市场周刊》将预测活动拓宽到月度和年度数据以及国际数据,这当然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但如何比较好地解决前述的瑕疵,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无论如何,这种预测比赛和颁奖活动,在每年的2月把圈子里的人召集在一起热闹一番,并且鼓励了客观和定量分析的倾向,这还是值得称道和需要继续坚持的。

A股为什么这么贵?

大陆资本市场长期存在两个特殊现象,引起人们的困惑和思考:一是市场总体估值水平长期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二是小市值股票普遍存在显著溢价。

一般的看法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具有更快的成长,从而市场估值要体现成长溢价,并且小公司的成长潜力更大;此外,人们还认为大陆市场由散户主导,散户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这也削弱了市场估值与基本面的关系。

本节的讨论以分析AH股溢价为入手点,试图强调大陆市场长期存在着发行管制,导致股票供应相对稀缺,从而产生了上市地位的“壳价值”,这可能是前述估值溢价更基本的原因之一。

截至2012年底,有80多家公司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这些公司有着完全相同的基本面,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两个市场股票价格并不相同,而且长期存在差异,更多的时候表现为A股相对H股存在溢价。

基本面因素、汇率因素或者交易摩擦等都不能很好地解释AH溢价的持续存在,这在很长时间里激起了市场参与者和观察者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各种有启发的分析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