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的短缺，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以投资和产能的剧烈波动为特征。
■ 我们如何识别是否由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导致了贸易盈余的扩张呢？第三章观察产能周期中国的资本约束
本节以及接下来的三节讨论我们理解中国实体经济总供求的分析框架及其应用。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短期运行的分析都将经济波动解读为总需求方面的变化，并进一步通过出口（净出口）、投资和消费等支出法的分解来推断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总供应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无可厚非。
短期内适龄劳动人口的变化相对缓慢，技术进步发生突然跃迁的情况也不常见，这使得总供应稳定的假设看起来似乎可行。然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并不稳定，而资本形成对中国的总供应具有很强的影响。这使得在一些时候，总供应稳定的假设无法成立，并由此影响基于总需求分析的有效性。
例如，传统上对于2005—2007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于当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解释，普遍地基于总需求的分析框架，可能就存在比较明显的瑕疵。
本节概要地介绍了资本形成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节讨论了一个我们所发展和倡导的、基于国际收支平衡去分析总供求变化的框架。其优势在于，可以对称地处理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变化，从而改善分析的有效性。
随后的两节分别以2005—2007以及2008年以来的数据为基础，讨论了这一框架的具体应用，并展示了其与传统总需求分析的差异。这些分析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放在本书的第四章。
从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来看，总供应能力主要受三种因素影响，分别是劳动力供应、资本存量，以及可得的技术。对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波动来说，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从供应角度来看问题，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很不相同的。
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而言，技术进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劳动力供应的松紧在许多时候可能制约了其短期经济波动的空间和政策取向。
对于中国这类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在中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快速形成和积累，技术进步可能也扮演了关键的但相对次要的影响。从许多实证研究结果看，劳动力供应的变动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很显著，这也许与测量技术有一定关系，但从我们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历史观察来看，我们相信劳动力供应的制约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明显。
这意味着，在分析中国经济中期波动时，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影响。由于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从开始发生到形成有经济意义的供应能力释放之间，通常都具有一定期限的滞后，再考虑到信贷市场的摩擦，这一特征对理解中国经济的波动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对而言，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资本存量的约束以及产能投放的影响似乎没有这么明显。
以下我们简要回顾和描述这方面的一些重要事实。
一、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似乎缺乏确切的定义，在实际测量中它包括了所有用资本和人力因素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这似乎不是一个严密的定义，但看起来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因素解释了其长期增长的绝大部分。在理解上我们一般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的发明应用，还可以涵盖管理方式、营销手段、商业模式，甚至产权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技术进步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测量。这种测量方式通常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较强的假定，不同的函数形式通常会造成测量结果的明显差异，从而引起解读的分歧。
对于中国TFP的测量而言，误差往往会更大，因为对中国没有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折旧数据通常也被认为可靠性较差，导致研究者自行推算的资本存量数据差异极大；同时，因为中国存在规模很大的外出务工人员，对劳动力的测量也存在很大的误差。对此我们通常认为TFP的水平值意义有限，更看重其增长趋势所反映的经济意义。
从长期历史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大部分都是由TFP决定的，但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很多。
二、资本存量
尽管经济领域的跨国比较一向牵涉非常多的数据困难，但人们通常承认，发达国家人均资本的占有数量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从我们梳理的相关文献计算可以得出，1990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约为509美元；同期日、英、美、德的人均资本存量分别为84万美元、41万美元、51万美元、41万美元左右。可见，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直接的数据比较精确度非常有限，只能起到直观上的参考作用。
关于中国和发达国家这种看法的一个有力证据是：流向发达经济体的非法移民，在劳动技能没有明显提高、语言能力处于劣势，以及雇佣存在法律风险的前提下，其收入往往会（相对在其母国时）出现显著的提高。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其人力资本可能出现下降（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法律上的风险），但其资本占有数量的上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进一步带来了收入的提高。
三、中国经济的资本约束
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的短缺，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以投资和产能的剧烈波动为特征。在历史上，当中国经济的扩张周期运行到接近顶点时，资本存量的约束就会鲜明地表现出来。
例如，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扩张导致的严重过热阶段，此时煤电油运极度紧张，产能利用率达到顶峰，企业盈利能力处于峰值，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压力非常强烈。
反观这时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和普遍的供应约束似乎很不明显。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时的总量数据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扩张过程中的大量投资迟早会形成供应能力的释放，从而推动周期走向反面，并最终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局面，例如1998年前后或者2009年前后的情形。
基于国际收支的分析框架
本节提出和讨论一个我们所发展和倡导的、简便和有用的理论框架，基于国际收支平衡来分析经济波动。其优势在于，可以对称地处理总供应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变动，并且操作相对简便；其缺点可能在于，对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过程进行的简化和忽略。但从下面两节我们的分析看，当我们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具体的经济数据分析时，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可以容忍的。
以国际收支为入手点来分析经济波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颇为古怪的做法，也显著有别于传统的分析思路。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基于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反复观察和揣摩，我们相信我们所提出的这一框架确实十分简便和有用。
作为起点，我们首先提出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包括：
我们可以将经济体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其汇率大体固定；其国际收支项下经常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关闭；其总量波动不影响全球经济的平衡格局（即小国经济假设）。
这里需要多提一句的是小国经济假设。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将中国经济假设为小国模型是很奇怪的，毕竟在为数众多的领域中国需求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市场的格局和走向。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国经济假设条件下的分析过程可以等同于封闭经济模型，所以小国模型提供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极限情形，而现实情况下的开放经济总是介于小国模型和大国模型（即封闭经济模型）之间的某个状态。
由于不可贸易部门的分析必然是封闭经济模型，因此本节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对大国模型的分析。
一、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
简单而言，以是否能够通过贸易手段弥补供应不足或者输出过剩供给为标准，可将经济体分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前者典型的如个人电脑，后者如理发。
实际上有些产品是否可以贸易是很难判定的，例如电力一般很难进行国际交易，但通过电解铝的出口，电力就部分地实现了可贸易。考虑到语言文化的差异和移民政策的限制，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一般很难，但落后国家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可以部分地实现劳动力的可贸易。
尽管如此，将经济体分解为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两个部门，对于分析短期经济活动而言，仍然是可行的简化。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遵从一价定律，由全球范围内的供求决定。理论上，在货物可以自由流动、经常账户下货币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套利机制将抹平可贸易品价格的差异。假如不考虑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国内外可贸易品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应当基本一致。在固定汇率制度安排下，这一点十分明显。
如下图3—1所示，如果我们记一国可贸易品的供应曲线为AST ，对可贸易品的国内需求曲线为ADT ，可贸易品的价格PT外生给定（这一点由小国经济假设所决定），则可贸易部门最终产出为YT。供应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这是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不需要过多解释。
图3—1中P0是使得可贸易品国内供求相等的价格水平。一段时期内，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差异，或者其他一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一个国家可贸易品的生产和消费未必完全相等，在图3—1中表现为PT与P0的分离。这时经济体所实现的供应量与需求量出现差异，这一差异实际上就是经常账户盈余CAS（Current Account Surplus）。
当PT>P0时，可贸易品的供应超过国内需求，过剩的供给以PT的价格出口到海外，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反之，当PT<P0时，可贸易品的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供应缺口需要以PT的价格从海外进口来弥补，表现为经常账户赤字。
图3—1可贸易部门的供求分析
不可贸易部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相对简单，由国内供求决定。设其供应曲线为ASN，需求曲线为ADN，均衡产出为YN，均衡价格为PN（见图3—2）。
图3—2不可贸易部门的供求分析
仔细观察容易知道，在图3—1和图3—2中，需求曲线对应着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合并起来是国内需求；供应曲线对应着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即总产出。所以一个国家所实现的GDP总是处在供应曲线的某个位置。
从图3—1和图3—2能够看到，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变动，可以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需求曲线发生移动、供应曲线发生移动和国际价格PT发生变动。
例如，当全球经济景气上升，或者汇率出现贬值时，PT将会上升，形成一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扩大和经济总产出的增加。
实际上，这也是人们分析国际收支变动时最常见的分析思路。但在现实条件下，还有两种更重要的系统性力量在影响国际收支，即图3—1中需求和供应曲线的变化。
以下我们简单分析这些情形。
二、需求曲线的扩张
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需，即其消费和（或）投资受到某些冲击，例如景气的上升、预期的改善或政府的政策刺激等，出现扩大的倾向，由于需求的扩张同时包含了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两个部分，这时就会出现以下图3—3和图3—4的情形。
很显然，对于可贸易部门来说，其价格水平和总产出都不会发生变化，但需求冲击导致经常账户从盈余CAS1的水平调整为赤字CAS2的水平。
对于不可贸易部门来说，其价格水平和总产出将会上升。
图3—3需求扩张对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图3—4需求扩张对不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三、供应曲线的扩张
如果一个国家出现技术进步加速、有效资本存量扩大或者劳动者就业倾向改善的冲击，其供应曲线就会右移。由于这些变化会同时影响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这时就出现图3—5和图3—6的情形。
图3—5供应扩张对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图3—6供应扩张对不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很显然，对于可贸易部门来说，其价格水平不会发生变化，但供应冲击导致经常账户从盈余CAS1的水平扩大为盈余CAS2的水平，其总产出从YT1扩大为YT2。
对于不可贸易部门来说，其总产出将会上升，价格水平会下降。
四、全球需求的扩张（或汇率贬值）
全球需求的扩张将会导致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出现以下图3—7的情形。
图3—7外需扩张对可贸易部门的影响
很显然，对于可贸易部门来说，这时其价格水平从PT1上升到PT2，其经常账户从盈余CAS1的水平扩大为盈余CAS2的水平，其总产出从YT1扩大为YT2。
需要注意的是，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相互还会构成对方的投入品，例如钢铁（可贸易品）的生产需要铁路运输（不可贸易品），电力（不可贸易品）的生产需要煤炭（可贸易品）。因此一个部门产出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另外一个部门的供应曲线发生移动。
例如国际需求上升，它会影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出现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贸易部门面对投入品价格上升的压力，其供应曲线向左侧移动，出现价格上升和产出下降的现象。
更进一步，一个国家总是进口一些商品，并同时出口另外一些商品。这时贸易条件的变化（例如出口品变得更昂贵、进口品更便宜，其贸易条件改善）也会影响国际收支。
在前述框架下，我们可以将贸易条件的改善理解为供应冲击，即由于投入品价格下降，该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供应曲线同时向右侧移动。
在更现实的条件下，外部冲击总是会在系统中引起一系列反应。例如,国际需求的上升改善了出口部门的盈利，会刺激其投资活动，这时国内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右移。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暂时忽略这些次生影响，集中考虑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部冲击对系统的影响。随后在确实需要的情况下，逐步加入对次生影响的分析。
五、理论应用中的问题
从前面的描述容易看到，经常账户盈余的波动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重要冲击和变化，但识别冲击的来源需要同时观察其他指标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贸易部门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和价格。
识别这些冲击来源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分析金融市场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输入（外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