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考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来自山东省寿光的农村孩子姜永涛，因其家庭无法负担他在校学习期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在报名后的第二天悄悄离开了学校。也合该这孩子命大～一这事不知怎么就让新闻界知道了。《羊城晚报》对此事作的连续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自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当事学校的重视（巾国惯例：新闻媒介的关注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反响，一般都能使一桩本来无人关心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社会事件，突然成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极其关心热心插手的热门事件）。广东省高教厅决定，免收姜永涛的学杂费（每学年1500元），给予他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元，欢迎姜永涛“快快归来”。广州中医药大学也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保证姜永涛不会因交不起学杂费和缺乏生活费而影响学业一一免收姜永涛全部学杂费，给予500元困难补助。由此，在有关部门及校方的热情关怀和慷慨资助下（事实是，《羊城晚报》才是真正的见义勇为者），姜永涛欢欢喜喜地二赴羊城。在参加了学校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后，他便无忧无虑（他的家人亦是欢天喜地无疑）地修他的学业去了。
我说这孩子命大，是因为他那么幸运地就可以被破例免去在校期间的学杂费·并可以获得困难补助金。而其他可能比他更困难或者与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相上下的孩子就没有这个运气了。他们照样要交一学年一千几百元的学杂费，他们的家庭将为了他们的孩子不得不省吃俭用，供给他们每年几千元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没有谁会发善心，由姜永涛的事情联想到他们而为他们排忧解难。就在今天，我妻子单位的一个女工，因为交不起正在上大学的儿子500元的“英语补考费”，急得在众人面前流下了眼泪。
据说，国家教委所属大专院校今年的学杂费标准为1500至2000元，而其他院校可能还要高出这个数，加上生活费用和学习辅助费用，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最低费用，怎么着也得五六千元。如此算来，上大学，不要说对于农村的孩子，就是对于城市的孩子，也同样有一个上得起上不起的问题。以我的家庭为例，我与妻子的年薪收入约10000元（我月薪490元，她月薪380元），再过几年，我的儿子就要考大学了（以他目前的成绩，大抵是可以人榜的）。就算物价不再“驴打滚”，也甭指望工资收入会有多大提高，就照目前这水准，我们得拿出至少一半以上的钱来供他小子去长知识，而剩余的一小半，则要用来维持我们一家三口（除儿子外）的一年生计，这实在是一幅令人颇感酸楚的前景。我甚至在考虑，有无必要以我们三人的节衣缩食去培养他一个臭小子上那大学。我们是工薪阶层，双职工尚且如此，那些不如我们的家庭，你让他们怎么能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呢！
姜永涛一人问题好解决，可其他孩子的学业问题和家庭的经济困难怎么办？谁来解决大家的难处呢？我们不能只对引起了社会关注的人或事给予特殊的处理或解决，却对更大社会范围内存在着的同样人或事的普遍问题不闻不问。普遍的社会问题不解决，而热衷于解决“姜永涛”个人的问题，虽可救一人于危难之中，却有可能正是置万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新闻媒介对解决“姜永涛问题”一类事情所表现出的热情，实是无意中以“感人肺腑”的友爱帮助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使人们几乎忘记了那背后隐含着的更为严峻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沉思。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